國泰航空事件餘波未了

「國泰航空空服員歧視普通話事件」，眨眼功夫就成了中國各大網路社群上最熱門的話題，隨事件曝光於網路上後，瞬間便掀起輿論海嘯，國泰航空雖立即三度公開道歉並開除三名事件相關的空服員，但顯然未能平息眾怒，中國各大網路社群上的燎原之火絲毫未見降溫，相關討論甚至牽連到1954年國泰航空空難事件等「舊怨」，早已超出了事件本身。

被擠壓的隱私空間

5月22日晚間，用戶名為「小紅薯62755FCA」的網民於小紅書舉報國泰航空空中乘務員歧視非英語乘客，並附上一段飛機後廚房內空中乘務員間的對話錄音，錄音中空中乘務員主要以英文對話，穿插普通話與粵語，投訴人指出錄音中英文對話的內容帶有明顯的歧視性與侮辱乘客之意，因乘客使用錯誤的英語單詞便對其進行嘲諷，歧視其不會說英文。一石掀起千層浪。

而香港國泰空姐被指「歧視」大陸旅客餘波未了，涉「歧視」內地客的3名國泰員工迅速被裁後，其他聲援的員工卻被「起底」，國泰空服員再成被討論對象：有國泰空姐在社交平臺發帖，表示「只會說英文及廣東話」，指這是她能夠提供服務的語言。該空姐的社交帳戶迅速遭內地網民留言抨擊。有現職國泰空姐表示，連串事件嚴重打擊國泰員工的士氣，言行舉止變得謹慎已經成為常態。又指同事都經常遇到歧視或被偷拍，但申訴無門。

此事件令港人及內地人的「互相歧視」問題被搬上枱面：自香港回歸以來，香港人對內地人的各種觀感逐年呈下降趨勢，特別是近年來，從名義上的收回到實質上的收回，北京政府的一系列對港政策、舉措對香港人心態的衝擊也是極大的，很容易令港人感受到落差。而大量遊客從內地湧入，雖然帶去了不少收入，但很多人並沒有真正學會一種城市的現代的文明的生活習慣，又會令當地人不免心生嫌棄。

事件的焦點

令人覺得震驚的, 事件的焦點錯了。

事件中,乘客在說錯了英文後, 仍然取得了毛氈, 可見經過溝通之後, 問題獲得解決。公允的說，空服員在私底下評論乘客的行為，無疑是在職業操守上不對，航空公司面對此事無論是選擇解僱或其他形式的懲處皆無可厚非，也沒有任何疑問。不過, 把事件說成為歧視行為, 卻是忽視了這對話基本上是私人閒聊, 並不構成發表言論, 而且不是面對顧客服務的行為, 法理上完全解不通。

實際上, 偷偷錄下這些空服員的私人談話, 就絕對是侵犯個人私隱, 並且在互聯網上發佈, 明顯是犯法的行為。不過,在公共討論空間, 包括國泰管理階層、香港政府及特首、媒體及職業評論人, 都沒有人指出這一點。可以說, 從當前的事態發展可見，輿論關注的焦點已從單純評議歧視言論與職業道德的層次，甚至將此事件標榜為「宣揚中華國粹、反擊殖民文化」的高度，著實細思極為恐怖。

國泰的管理是歧視嗎?

網絡上不少人認為飛成都至香港的航班, 每一個空服員都要懂得說普通話,才是合理的安排。事實是這樣嗎?

細想一下, 這並不合理。一個合理的安排是, 由成都至香港的航班, 空服員內應該有懂得普通話及廣東話的空服員, 因為這是始發地及目的地的主要語言。要是國泰航空能做到這一點, 就不能說是管理上的失誤了。據說, 涉事的空服員是日本人,根本不會說中文,只能與客戶用英語及日本溝通。在國泰航空這些以國際航班為主的公司, 是常見的事, 並不是空服員的責任要懂普通話。

在網絡的評論者, 顯示出橫蠻無理, 只是表現出社會的包容水平極低和不擅長說理討論, 是社會人民的素質問題。不過, 作為香港特首對事件的評價, 認為國泰航空真的歧視了顧客, 卻顯出了執政者是否明白基本的社會運作原理。而中國內的媒體的立場, 亦顯出了這些媒體的角色, 可能是要藉事件, 執行某一些的政治任務而已。

再者, 國泰的起源,其實是由兩名澳洲機師在1946年, 為著在戰後建設中國而開設中國而澳洲而設的航空公司。 第一條國泰的航線是由雪梨飛往上海, 並不是以香港為基地。Cathay是西方人對中國, 其實是宋朝時遼國即「契丹」(khitan演變的Khithay, 最後出現的英文語音。其後, Cathay Pacific就以香港為基地, 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航空服務之一。可以說一開始, 國泰就以為中國提供服務為目標, 認為這樣的公司會歧視中國人, 只能說是今天的中國人, 目中已容不下與自己不同的事物罷了。

香港民主勢力式微

在國泰航空事件愈演愈烈之際，另一條香港的新聞不得不被關注：香港公民黨27日下午開會通過特別決議案，與會的31名會員中，最後30票贊成和1票棄權同意將黨結算。與公民黨一路走來的最後一任黨主席梁家傑會後稱世事有期，黨內無人願意接任執委、無從籌款，難以繼續運作，解散是「來得自然」。他形容，公民黨「望著民主標竿往前跑」已經走了應走的路，就算沒有圓滿結局，但民主化和開放的過程已經植入民心。

公民黨成立於2006年，自香港回歸中國以來，一直是香港重要的民主勢力之一，在立法會與區議會的選舉中表現一直非常亮眼。該黨主要成員是專業人士，包括律師、會計師和學者，被視為較溫和派的民主勢力，吸引了香港大批中產階級的支持。直到2020年，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後，公民黨的數名成員陸續被捕，包括執業大律師出身的前黨魁、立法會議員楊岳橋以及前立法會議員譚文豪。

萬物皆有時。一個社會會因時代的不同需要而產生不同事物，而公民黨自是因社會情況而產生而又消失。隨著《香港國安法》的出臺以及實施，現時民主派參政者在香港的生存空間並不樂觀。公民黨的解散極具標誌意義，甚至被外界認為是「香港本土民主運動結束的象徵」。梁家傑被問到是否擔心清盤後仍有被控《香港國安法》風險，他稱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控制，認為這問題不應由他回答。

65歲的梁家傑是香港知名民主人士，公民黨創始人之一。梁家傑任公民黨副主席時，曾參加200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這是迄今唯一沒有經過北京事先首肯的特首候選人。不出所料，他落敗於爭取連任的曾蔭權。公民黨自成立以來一直期望成為一支執政力量，而不是「僅僅為了反對而反對」。在其最受歡迎的時候，公民黨是香港反對派陣營中的第二大團體，2012年在香港立法會中獲得了六個席位。不知道公民黨從成立到解散這一進程中積累下的大量社會資本對香港歷史的下一章節將會有如何的意義。歷史見證的往往就是世事變幻無常，而未來不可知。

以史為鑒方可避免重蹈覆轍

從一樁普通的商業服務投訴案件演變成一場「全面抵制以英語為象徵的西方文化」的運動，使得情勢開始顯露失控的趨勢，對照此次國泰航空事件的後續效應，輿論的發酵程度讓人們看到中國社會正大跨步進入「萬事萬物都必須與意識形態掛鉤，且必須上升至民族大義的高度」。本來只是服務業常見的糾紛，卻引來中國官媒及香港特首的特別批評，不但充滿文革色彩，也很可能是借事件來為香港在語言、文化等強行與中國內地同步而鋪路。

而此時公民黨的解散也代表著香港溫和路線走到了盡頭。基本上整個香港法律界都是北京的心腹大患。北京在很多事情上都不符合普世價值。他們所習慣的法治就是「他們說了算，他們認為不行就是不行」。而公民黨則開創了香港專業人士參政的先河，專業人士向來比較溫和，比如會透過選舉而不是公民抗命的方式去表達訴求，同時專業團體在香港也是代表著很大一部分人的聲音。如今公民黨的解散也代表著，未來香港人要表達意見只能走上街頭。這樣的走向也在倒逼香港社會本已式微的民主走向衰落。

如同如今的國泰航空事件，本來是一個職場內的事件，按照公司規章該怎麼處理處理，卻餘波不斷：先發動輿論來攻擊，鬥臭當事人的名聲，然後讓當事人招架不住施以恐嚇。身處21世紀的我們卻好像置身于文革時代，把一張大字報先放出來，然後大家開始行動，鼓勵大家追擊和批鬥。無論一個人在職場的表現如何，保護其隱私是對人性自由和尊嚴的尊重，是一項基本的社會倫理要求，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標誌。不過並非每個社會都能享有這樣的權利與自由。

在人類史上並無戰爭的年代，半個多世紀前的文革絕對是空前怕也是絕後的。可是如今種種跡象卻讓人們思考，也許文革的陰魂從未散去，總在等待著某個機會蠢蠢欲動。文革本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場悲劇，它有過一次就應被中華民族永遠記取。但事實是，當今人們對文革歷史記憶的喪失，不免令人擔憂：對一種社會性的巨大罪惡沒有真相的瞭解，社會是難以真正深入反思並獲取有益教訓的。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