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這樣的愛情》導演專訪】談那些被忽略的愛情

港產片《像我這樣的愛情》講述患有腦性麻痺的女生阿妹，與阿樂展開一段真摯的愛情。電影沒有刻意渲染疾病，也沒有將故事包裝成勵志作品，而是以細膩而克制的方式，描寫一位女性如何勇敢追求愛情、自主與成長。

不少觀眾第一眼看到電影，都會自然將它歸類為身障電影或社會議題電影。不過，導演譚惠貞接受《同路人》訪問時表示，希望觀眾先放下這個標籤。

「如果要我選擇，我會將《像我這樣的愛情》定義為一部愛情電影。」

「香港電影一直沒有討論過，所以我想拍。」

談到創作契機，譚惠貞坦言，最初只是發現香港電影鮮少討論身障人士的親密關係。

「香港一直缺乏對這個議題的討論，歐洲、日本及台灣等地早已有相關討論，但香港一直沒有。」

真正推動她開始寫劇本的，是一位曾在台灣性義工組織工作的行政義工。

對方向她分享了許多身障人士在愛情、親密關係，以及身體自主上的故事，讓她開始意識到，原來有一群人的情感需要，一直沒有被看見。

「當我聽完她的分享後，就覺得這個故事值得被記下。」

不只是一部社會議題電影

近年香港電影愈來愈多聚焦不同小眾群體，不少作品都帶有鮮明的社會議題色彩。不過，譚惠貞坦言，自己反而希望《像我這樣的愛情》是一部純粹的愛情片。

「我一直都將焦點放在愛情之上。」

她認為，當觀眾看到輪椅、看到身障角色，很容易便先入為主，把電影定義成社會議題電影。

「可能大家一看到坐輪椅，就會貼上標籤。」但在她眼中，阿妹和所有人沒有分別。她同樣會喜歡一個人、會想談戀愛、會主動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

電影希望觀眾不要先看見她的身體，而是先看見她作為一個普通人。

源自真實故事

譚惠貞坦言，《像我這樣的愛情》的創作並不是源於某一則新聞，亦不是因為她刻意想討論身障人士，而是因為一位朋友。

她在構思劇本期間，認識了一位曾於台灣性義工組織工作的行政義工。最初，她花了一年多時間反覆思考，到底應否寫這個題材，也多次約對方見面，希望了解身障人士真實的生活，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想像創作。

她說，真正令自己下定決心動筆的，並不是某一個戲劇性的故事，而是許多看似平凡、卻一直被忽略的細節。

「香港電影一直很少討論身障人士的親密關係，所以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書寫的題材。但真正令我下定決心寫下的，是聽完她的分享之後。」

她提到，其中一個故事至今仍然深深記在腦海。

四十年的第一次

一位接近四十歲、需要接受照顧的女性，在義工陪伴下接受服務前，竟然從未化過妝、沒有塗過口紅，也沒有穿過自己喜歡的衣服。義工們知道這一天對她的重要，所以在服務開始前，先陪她挑選漂亮的裙子、鞋子，替她化妝，陪她拍照，讓她感受一次真正為自己打扮、期待約會的心情。

「原來對許多人來說，很普通的一件事，對他們而言，可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

不過，這份快樂卻不能被帶回家。服務結束後，她在回家之前，要把妝卸掉，把義工送給她的衣服、胸圍、鞋子全部丟掉，甚至刪除手機裡所有照片。因為，她不能讓家人知道。

「唯一留下的，就是錄音筆。」

譚惠貞說，義工告訴她，那位女生把當天所有對話和心情都錄了下來。當一切都必須消失時，

那位義工曾經問她：「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才會令一位接近四十歲的女性，不知道自己的陰道在哪裡？」

她說，那並不是因為智力問題，而是長年累月的照顧模式，令很多身障人士從來沒有機會認識自己的身體，也沒有機會思考自己的情感需要。在照顧者眼中，他們首先是需要被照顧的人；但很少有人問過，他們同時也是一個成年人。

「這句話對我帶來很大的衝擊。」她認為，社會一直努力討論身障人士的教育權、工作權、出行權，卻很少願意談及親密關係、身體自主，甚至性。

「其實他們同樣有愛人與被愛的需要。」

過度保護也可能是一種不公平

電影中，阿妹的母親深愛女兒，但同時也無形中限制了她的人生。

譚惠貞認為，這並不是個別家庭的問題，而是很多照顧者都會面對的掙扎。她理解父母的擔心，尤其照顧身障子女時，那份在意會更深。但她同時認為，每個成年人，都應該擁有決定自己人生的權利。

「無論子女是否健全，父母都需要學會放手。」她亦提到，社會對身障人士的關心，有時候會演變成另一種過度保護。

「或許大家一直認為，自己是在保護他們，但有時候過度保護本身也是一種不公平。」

愛情，不一定需要有結局

《像我這樣的愛情》的結局並非童話式的 Happy Ending。有人認為遺憾，也有人認為留白。譚惠貞卻很喜歡現在的版本。

「人生有些愛情，沒有原因，也未必有結果。」她相信，有些人來到生命裡，只是陪伴彼此走一段路。即使最後沒有一起走下去，也不代表這段感情沒有價值。

「能夠遇見一個人，留下一段回憶，其實已經足夠。」

或許，《像我這樣的愛情》真正想說的，從來不是身障人士能否戀愛，而是每一個人，都有權利以自己的方式去愛、去被愛，並在人生中留下屬於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