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爾本唐人街孫中山銅像的去與留

有人擔心廣場的公共功能會被削弱，有人認為只要銅像仍然保留便問題不大。

然而，當仔細閱讀規劃文件及翻查相關歷史後，這場討論真正值得關心的並不是「博物館應不應該擴建」，也不是「孫中山銅像會否搬遷」，問題更大在於一個城市如何處理公共文化空間。

當公共利益與城市發展相遇時，我們如何遵從程序公義，以及社區參與的價值？

爭議從何開始？

成立於1985年的澳華歷史博物館，是澳洲最重要的華人歷史文化機構之一。館內收藏大量與華人移民有關的歷史文物，包括淘金年代文物、十九世紀華人生活用品、龍袍、傳統節慶文物，以及大量澳洲華人社區檔案。

近年，隨著館藏持續增加，博物館的展示空間及教育設施已逐漸不足，博物館因此提出大型擴建計劃，希望增加展覽空間、教育設施及研究功能。

2024年底，博物館正式向墨爾本市政府提交規劃申請，計劃在現有歷史建築基礎上擴建至九層高，並興建新的展覽空間、教育設施及地下公共設施。整項工程預計總投資約3,500萬澳元。2025年，聯邦政府宣布向項目提供140萬澳元前期規劃及設計資助，作為整個擴建工程的第一步。

若單純從文化發展角度而言，這項計劃並沒有問題。一座更完善、更具規模的華人博物館，不但有助保存歷史，也能讓更多澳洲人理解華人如何成為這個多元文化社會的一部分。無論從文化保存、教育推廣，還是旅遊發展而言，這項願景都具有相當的公共價值。但是，為甚麼它會引起華人社區的爭議？

博物館是否應該擴建？

在這個位置，要先避免陷入「支持博物館」或「反對博物館」的二元對立。

澳華歷史博物館雖然屬於非牟利機構，其使命亦具有公共文化價值，但它始終是一個法人機構，其提出的規劃方案，本質上仍然代表博物館自身的發展需要，所以擴建方案是符合博物館的利益。而且站在華人社區整體利益，一個更好的華人博物館也能更好推廣華人文化和地位，因此就擴建計劃本身，並沒有問題。

然而，當擴建工程開始涉及博物館以外的公共土地，問題便不再只是博物館自身的發展，而是不同公共利益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尊重已有的公共記憶。

公共空間的意義

許多人未必知道，Cohen Place 的歷史，比博物館本身更悠久。

墨爾本唐人街自十九世紀淘金熱時期形成，至今已有超過一百七十年歷史，是西方世界持續運作歷史最悠久的唐人街之一。它不只是商業街區，更見證了澳洲華人由淘金年代、白澳政策、多元文化政策，到今天成為澳洲社會重要組成部分的整個歷程。

而 Cohen Place 正位於 Little Bourke Street Heritage Precinct（HO507）歷史保護區內，同時被列入墨爾本市 Heritage Places Inventory 的「Significant」級別，地下亦因可能保存十九世紀墨爾本早期發展遺址，而列入 Victorian Heritage Inventory。換言之，它並非一般公共空地，而是一個同時具有歷史、文化、考古及社區價值的重要場所。

多年來，這裡更是農曆新年、中秋節等大型文化活動的重要場地，也是社區舉辦紀念儀式、文化演出、旅遊導覽及公共聚會的重要空間，見證了華人社區一代又一代的公共生活。

今天計畫書討論的或許只是地下將新增多少展覽空間，或升降機應放在哪裡，但對很多社區人士而言，他們更關心的是如果一個公共空間逐漸失去原有功能，它還能否繼續承載原有的公共記憶？

孫中山銅像的公共意義

今次擴建計劃之所以引起社區關注，主要亦因為孫中山銅像可能受到影響。

二千年代中後期，隨着墨爾本華人人口結構逐漸改變，越來越多新移民來自中國大陸，部分社區人士擔心澳洲早期華僑支持辛亥革命，以及華人社區在澳洲發展的歷史逐漸被淡忘，因此成立孫中山銅像委員會，經過多年籌款、遊說及與市政府協商，最終在2011年完成銅像設立。

因此，銅像所承載的，不只是對一位歷史人物的紀念，更是一段屬於澳洲華人社區的共同歷史。它見證了早期來自不同國家華僑參與中國近代歷史，也象徵着華人在墨爾本一百七十多年來留下的公共足跡。多年來，銅像一直是農曆新年、辛亥革命紀念活動、社區導覽及文化教育的重要地標，早已成為唐人街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對澳華歷史博物館而言，這座銅像同樣具有重要價值。它與博物館互相呼應，讓戶外公共空間與館內展覽形成完整的歷史敘事，提升整體文化及教育功能，也讓更多市民和遊客理解澳洲華人歷史。

然而需要釐清的是，孫中山銅像並不屬於博物館，也不屬於原來的銅像委員會。今天，這座銅像已正式列入墨爾本市政府公共藝術收藏，法律上的擁有權亦屬於墨爾本市政府。換言之，它不是任何單一團體可以自行決定去留的設施，而是屬於整個城市的公共文化資產。

考慮到銅像的意義，建立銅像的社區人士、長期使用 Cohen Place 的華人社團，以及多年來在此舉辦紀念活動、文化節慶及公共聚會的不同社區組織，都是這片公共空間的重要歷史參與者及文化持份者。他們未必擁有土地權利，但他們共同塑造了這片地方的文化意義。

正因如此，他們的意見理應在規劃早期便受到充分重視，而不只是待方案完成後才透過法定程序提出反對意見。

程序公義：問題不在博物館，而在市政府

今次爭議，很多人將焦點放在澳華歷史博物館是否有權提出擴建申請。答案其實十分清楚：任何土地使用者，只要符合維州規劃制度，都有權提出規劃申請，博物館亦有權爭取自身發展。

真正值得討論的，反而是墨爾本市政府是否已充分履行保障公共利益的責任。

根據維州規劃制度，大型規劃申請一般包括前期討論、正式申請、法定公告、公眾意見、市議會審議，以及有需要時交由VCAT覆核等程序。近二十年，澳洲城市規劃亦愈來愈重視「早期社區參與（Early Community Engagement）」，強調受影響社區應在方案形成之前便有機會參與討論，而非等設計大致完成後才作出回應。

尤其當規劃涉及公共土地、文化遺產及少數族裔社區時，程序公義（Procedural Justice）要求的，不只是依法完成公告程序，而是確保所有可能受影響的持份者，都有公平參與公共決策的機會。

不少社區人士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提出質疑。他們認為，若長期使用Cohen Place的社區團體、文化組織及附近商戶，直到法定公告階段才首次完整看到規劃內容，即使程序符合法律要求，也未必符合程序公義的精神。

市政府不能把社區諮詢外判

更值得反思的是，市政府似乎將社區參與的責任，很大程度交由申請人自行處理。

從目前公開資料可見，市政府似乎假設申請人——澳華歷史博物館——已完成足夠的社區參與，因此直接進入法定規劃程序。但問題在於，博物館究竟諮詢了誰？是否真正接觸過長期使用 Cohen Place 的社區團體、活動主辦者、附近商戶，以及多年來共同塑造這片公共空間的華人社區？

畢竟，申請人始終代表自身發展利益，並不適合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涉及公共土地及公共空間的規劃，主動進行廣泛而具代表性的社區參與，本來就應是市政府的責任，而不應依賴申請人自行決定諮詢範圍，再由政府直接接受其成果。

更重要的是，現時所謂的法定公眾諮詢，其實已屬於規劃程序的後期階段，公眾只能對一份大致完成的方案提出意見，而不是共同參與方案的形成。若真正重視程序公義，市政府理應在正式規劃申請提交之前，便主動展開前期社區參與，了解不同持份者對公共空間未來發展的期望，而不是等到法定程序開始後，才讓公眾「回應」既有方案。

此外，墨爾本市政府亦應主動善用市議會內三位華裔市議員——劉樂、廖嬋娥及雷示人——作為政府與華人社區之間的重要橋樑。由於這項規劃直接涉及唐人街公共空間及澳洲華人共同記憶，他們對社區網絡及不同持份者的了解，正好能協助市政府更全面掌握社區聲音，推動更廣泛、更具代表性的公共討論。

然而，從目前整個規劃過程來看，市政府似乎並未主動透過民選市議員或其他公共渠道，廣泛徵詢社區意見，而是較依賴申請人所進行的社區接觸。這種做法容易令公眾產生觀感：政府只是相信申請人已完成諮詢，而沒有建立一套屬於政府自己的公共參與機制。

若能更早透過市議員、社區團體及不同文化組織展開對話，不但有助提升決策透明度，也能建立社區信任，避免公共討論淪為支持與反對之間的二元對立。畢竟，公共土地屬於全體市民，其未來如何發展，不應只由申請人提出方案、市政府依法審批，而更應由政府主動搭建平台，讓不同持份者共同參與討論，才能真正體現程序公義與多元文化城市治理的精神。

唐人街未來需要一個怎樣的公共空間？

這也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墨爾本唐人街未來的契機。

今天的唐人街，同時承載著十九世紀淘金年代華工的足跡、白澳政策下華人社區的延續、多元文化政策的成果，以及新一代移民社群的文化生活。它是一個不斷演變的地方，正因如此，公共空間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建築物本身。

一座更大的博物館，固然能保存更多文物；但一個真正屬於社區的公共廣場，同樣保存著活生生的文化實踐。兩者並非競爭關係，而應互相補足。

如果擴建後的博物館，能與 Cohen Place 更緊密結合，讓廣場更美觀、更容易舉辦公共活動、孫中山紀念地位更加突出，同時改善整體公共環境，那無疑將會是一個三贏方案。

但如果博物館成功擴建，代價卻是公共空間逐漸失去原有功能，即使物理上仍然存在，若其主要功能逐漸轉變為博物館入口、大堂延伸或地下設施的附屬空間，其公共文化角色亦可能隨之改變。

這也是當代城市規劃經常討論的「空間」與「地方」之間的分別。空間可以被量度，而地方則來自共同生活、共同使用及共同記憶。真正值得保護的，往往不是空間，而是地方。

一座多元文化城市的真正考題

最後，這場爭議的意義，或許已經超越一座銅像或一個擴建計劃本身。它更深層地考驗墨爾本如何理解自己長期引以為傲的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從來不只是不同文化在同一座城市中的並存，也不只是舉辦文化節或設立公共藝術，而是當公共利益作出決策時，不同文化社群是否真正能夠被納入討論之中，並參與塑造公共空間的未來。

這也是近日《同路人》編輯部提出「跨文化民主」的原因。民主不應只停留在程序上的平等，而是讓不同文化群體在制度中被看見、被聆聽，並能夠共同參與公共決策的形成。

如果一個城市承認多元文化，那麼政府的角色就不應只是被動接收意見，而是需要更主動地促進討論，包括有系統地邀請具有相關文化背景的社群、使用該空間的群體，以及相關代表人物參與其中，共同推動更深入的公共對話。這本身正是跨文化民主的重要實踐。

更值得思考的是，一座多元文化的城市，能否在發展與保育之間，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決策機制，讓公共空間的未來並不由單一機構或單一程序決定，而是由政府、機構與社區共同參與塑造。

如果這次討論最終能推動一個同時兼顧博物館發展、公共空間質素與社區歷史記憶的方案，那麼它的意義將不只是一項城市工程，而是一個更成熟、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治理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