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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客人」?從客家人的遷徙,看一個族群如何在異鄉成為自己人

想像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墨爾本 Richmond 的客廳裏,長輩用客家話夾雜着幾個葡萄牙語詞,叫孫兒吃飯,孫兒用英語應了一聲。

這位長輩出生在東帝汶,祖籍中國,如今住在澳洲。如果有人問他「你是哪裏人」,他大概要想一想,才知道該從哪個答案說起:客家人、華人、東帝汶人,還是澳洲人?

客家人通常被視為漢族之中的一個語言與文化群體,卻數百年來常被周邊的漢人稱為「客」。「客」意味着你不是原本就在這裏的人;「家」卻意味着你已經落地生根。這個矛盾,正是客家歷史最值得理解的地方。而當這群「客人」又移民到澳洲,他們如何重新決定自己屬於哪裏?這個問題,其實也正是今天澳洲社會共同面對的課題。

明明都是漢人,為甚麼仍分「主」與「客」?

客家歷史最流行的說法,是祖先因戰亂由中原南遷,經江西、福建到廣東,再走向海外。但現代研究提醒我們,這並不是一批血統純粹的人整齊搬家,而是在遷徙、語言和地方競爭中逐步形成的群體。

在華南一些地方,較早定居的是「本地人」(Punti),後來遷入者便被稱為「客」。平坦肥沃的土地早已被先到的大宗族控制,後來者只能往丘陵山區開墾,因此發展出緊密的宗族組織和圍屋防衛。十九世紀中葉,廣東更爆發大規模「土客械鬥」。這說明即使同屬漢人,只要語言不同、宗族不同、爭奪同一片土地,就可以把彼此看成「我們」和「他們」。

當地方容不下所有人,另一條路就是再次離開。客家歷史描述的,正是一群不斷成為外來者的人,如何每到一個地方,都重新建立一個家。

澳洲金礦裏,早已有客家人

1850年代澳洲淘金熱期間,大批華人由中國南部前往維多利亞和新南威爾斯。到1861年,全澳約有三萬八千多名華人,佔非原住民人口約3.3%。我們今天容易把他們統稱為「廣東人」,但當時的華人社群內部其實高度多樣。

大多數人來自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四邑」(台山、開平、新會、恩平)和「三邑」,說不同的粵語方言。與此同時,也有相當數量的客家人。維州金礦的歷史記錄顯示,華人礦工使用十多種語言或方言,客家話是其中之一。有些客家人來自與廣府人不同的縣份,語言、習俗和宗族網絡都有差異。事實上,華南原有的「土客」矛盾,有時也會被帶到金礦場上,顯示即使同屬華人,內部界線依然存在。

但殖民地政府和主流白人社會關心的,並不是你屬於客家、四邑還是廣府。對他們來說,所有人首先都是「Chinese」。1855年維多利亞開始向華人徵收入境稅,並設立Chinese Protectorate,把華人集中在指定營地管理。1861年新南威爾斯的Lambing Flat(今日Young)更爆發嚴重排華騷亂。到了1901年聯邦成立,白澳政策把排斥寫進法律。

這就形成一個身份上的反差:在中國南方,客家人一直被提醒自己與本地人不同;到了澳洲,外面的社會卻把所有人歸為一類,而且是被排斥的一類。原本很重要的內部界線,在另一個國家突然縮小了,但並沒有完全消失。

東帝汶客家人:被忽略的一段歷史

到了二十世紀後期,澳洲迎來另一批很特別的客家移民——東帝汶華人。

東帝汶的華人歷史可追溯到數百年前。早期中國商人透過檀香木貿易往來帝汶島,其後愈來愈多華南華人定居,客家人逐漸成為當地華人社群的主體。到1975年印尼入侵前,東帝汶約有兩萬名華人,當中不少是客家人。他們保留客家話、華人節慶和家庭文化,但出生地、生活經驗和社會關係已與東帝汶緊密相連,形成了一個有自身歷史的東帝汶華人社群。

1975年是這個社群命運的轉折點。葡萄牙結束殖民統治後,東帝汶陷入政治動盪,同年12月印尼軍隊入侵。華人社群遭受嚴重衝擊,部分人遭到殺害,財產被破壞,大量家庭逃離。據估計,入侵初期僅帝力一地,就有數百名客家人喪生。

他們的逃亡路線非常分散。有人先到印尼其他地區,有人經葡萄牙、澳門或台灣再轉往澳洲,也有人直接經海路抵達達爾文。1975年後的第一波,約有二千五百多名東帝汶人(當中包括大量客家華人)抵達澳洲;其後在1979至1986年間,又有近五千人透過特別人道計劃來澳,多數是為了與家人團聚。他們主要定居悉尼,也有相當數量落腳墨爾本和達爾文。墨爾本的Richmond和Flemington一帶,逐漸形成較明顯的社群。

這些東帝汶客家人帶來的,除了客家話和華人文化,還有對戰爭、流亡和獨立運動的共同記憶。他們在澳洲成立了自己的聯誼組織,努力維持語言和文化,同時也積極參與支持東帝汶獨立的活動。與其他華人社群相比,他們往往更強調自己「東帝汶客家」的獨特身份,而不是簡單地融入廣義的「華人」或「中國移民」群體。

這提醒我們:「客家」從來不一定與一個國家或一塊土地綁在一起。真正延續下來的,往往是語言、家庭記憶,以及一次又一次遷徙之後仍然留下的社群關係。

主客之分,在澳洲還有效嗎?

澳洲的客家人來自不同時期:淘金潮的先行者、東帝汶的流亡者,以及近年的留學與技術移民。他們雖然都可能有客家背景,卻未必形成統一的客家社群。

原因正在於澳洲本身。當生存不再依賴「誰先到、誰是本地人」,這條界線就失去了最堅實的基礎。淘金時期的客家人經過數代,逐漸融入更大的華人與澳洲社會;東帝汶客家人因共同語言和流亡經驗結成較緊密的社群,但下一代同樣在英文教育中成長;近年來的客家背景人士,則多先進入新移民或專業人士的圈子。

客家人沒有消失,但客家身份正變得愈來愈分散。也許真正在淡化的,不是客家人,而是那條曾經把人分成「主」與「客」的界線。

然而,說澳洲完全沒有主客之分,其實還是太樂觀。這片土地最早的主人,是原住民族。從這個角度看,包括華人在內的所有後來者,都是這片土地的「客」。而從淘金潮的排華到今天仍有人對亞裔說「回你的地方去」,都說明「誰才算自己人」並不會自動解決。

客家故事對今天澳洲的啟示

澳洲本身就是由眾多遷徙群體構成的社會。不同年代到來的愛爾蘭、意大利、希臘、越南、黎巴嫩、中國、印度等社群,都面對過類似問題:到了多少代以後,外來者才不再是外來者?一個人可不可以同時屬於幾個地方?

客家的歷史沒有簡單答案。有意思的是,「客家」這個原本帶有外來者意味的名稱,最後反而被不少人主動接受。曾經用來說「你不是這裏人」的名字,變成了「這就是我是誰」。

今天的澳洲,並不需要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族裔,各自再形成新的「客家」式社群。我們更需要的,是一套經過世代累積、也被新來者真誠認同的共同澳洲價值。這些價值,不是我們原居地的文化、習俗或生活習慣,而是每一位移民在入籍時,都公開表達認同與支持的基本原則——民主與法治、公平機會、尊重他人,以及在差異中共同生活的能力。

面對不同的「客家」,澳洲社會怎麼辦?

回頭看這些不同的「客家」,會發現幾乎沒有一個共同的模樣。這提醒我們:並不存在一個可以用單一標籤去理解的「客家社群」,同樣也不存在單一的「華人社群」或「移民社群」。

問題不是「要同化,還是要各自保存」這種二選一。客家歷史給我們的啟發是:身份可以多重疊加。真正的問題是——在這些不同的身份之間,用甚麼把大家連在一起?

兩個支點:共同價值與跨文化接觸

第一個支點,是共同的澳洲價值觀。這不是要求所有人放棄原有語言和文化,而是一套所有人都願意遵守、也都受到保護的基本原則:民主與法治、言論和宗教自由、男女平等、尊重差異,以及人人享有公平機會的「Fair Go」。沒有共同框架,多元容易變成各說各話;有了它,客家人可以說客家話,也可以同時說:這是我的國家。

第二個支點,是不同社群之間真正的跨文化接觸。一起上學、共事、做義工、參加社區活動,往往比單靠宣傳口號更有效。

跨文化民主

現時倡議的「跨文化民主」,就是把這兩個支點結合起來:在共同的民主和價值框架之下,讓不同文化的社群不只是並存,而是真正互相往來、一起參與公共事務。

多元文化政策承認並尊重差異,是重要的起點;但如果只停留在各自保存,社群之間仍可能互相陌生。跨文化民主要再走一步,讓不同背景的人在平等的基礎上,一起商量、一起決定、一起承擔。

這正是今天澳洲需要持續討論、也需要有人在議會裏清楚發聲的方向。當有人重新提倡「回到單一文化」時,我們更需要記住:真正能讓社會安定的,不是消除差異,而是建立讓差異可以共存、並且共同前行的框架。

結論

客家人千百年的遷徙,是一部「如何由客人變成自己人」的歷史。澳洲不需要重複這些代價。

面對各種不同的新來者與後來者,出路不在於把所有人變成一樣,也不在於讓每個群體各自圍起一座圍屋,而在於建立兩樣東西:一套大家共同遵守的澳洲價值觀,以及一個讓不同社群真正見面、交談、一起做事的社會環境。這就是跨文化民主。

在這樣的社會裏,「主」與「客」不再用來決定誰有資格留下,而是變成互相尊重的角色。每個人都可以在別人家裏做客,也可以在自己的社區做主人,並在這片共同的土地上,成為彼此的同路人。

如果客家千百年的遷徙告訴我們甚麼,大概就是:「客」與「家」,本來就不一定是相反的兩件事。

本刊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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