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世情反思 19

周偉文

維州酒店病毒泄漏調查

                八月開始的維州酒店病毒泄漏研訊，現時已完成聽取證供過程，調查小組律師亦發表了初步結果， 要求出席研訊者提供回應，協助法官Jennifer Coate撰寫最後報告。在初步回應中，小組認為事件不涉及貪腐原因，卻指出事件的觸發原因，是政府把酒店隔離看成為緊急情況下的行政管治措施，並未有把問題看成為需要醫療專業領導處理的防疫事件。再加上政府部門官員欺上暪下，很多事情不向有關部長傳達，而部長亦沒有能力在問題發生初期就發現，以至情況一發不可收拾。我盼望研訊能對有關官員加以問責，事件到現時，只有衛生部長Jenny Mikakos在州長表示她要負上責任後, 即時表示不同意州長看法而辭職, 並沒有官員為負上責任而辭職。

                在研訊期間， 州長安德魯斯、多名部長及政府部門高層不斷以忘記當時情況，拒絕指出是誰決定採用私人保安員擔任管理酒店，明顯是推卸責任。擔任這些高級職務的官員，凡事都必定有根有據才辦事，絕無可能大家都記不起。病毒泄漏事件導致超過660名維州居民喪生，及墨爾本居民長期被隔離及無法估計的經濟損失，絕對不能輕輕帶過，且看法官Jennifer Coate如何要求政府向巿民問責。不過，從州長安德魯斯一開始訂出研訊調查的目的是改善政府管理，小組並不一定對政府及有關官員，能建議採取懲罰，就可知這只是緩兵之計，暫時安撫維州民眾。要是研訊報告，真的只是一個改善將來運作的報告，維州人民是否能接受，卻仍是未知之事。

                從現時所見，維州州長安德魯斯雖然在壓力之下，但他的管治仍得到多數維州人的支持，而且在工黨內部亦無明顯的挑戰者。安德魯斯現時堅持不會下台，聲稱這才是負責任的行為。我相信他無意要人問責，卻是盼望在未來兩年，維州各方面能有所改善，可以在下屆大選前，挽回選民的支持。當然，反對黨能否把握這機會，進一步削弱對工黨政府的支持，重新得到維州人的信任，就要看自由黨內是否齊心去監察維州政府。

                一場新冠肺炎，令如日中天的維州工黨受壓，可以說是始料不及的事。

維州會如期進入解封路線圖第三步？

                在本刊出版時，維州州長安德魯斯已連續100天，每天舉行記者招待會，講解疫情，可以說是一個記錄。有人認為安德魯斯勇於承擔責任，身先士卒，走在最前頭，要說服維州居民同心抗疫，值得欣賞。不過也有人認為他每一天只是扮演推銷員的角色，而且並未有體諒巿民的困難，所要的盡是巿民付出自由，來降低感染數字，是自私及自我中心的行為。

                其實，我是支持州長安德魯斯的抗疫呼籲，維州居民每一天應多走一步，主動檢測及留在家中，為別人的好處，放棄一點自由，確保病毒不被傳開。不過，州長安德魯斯卻沒有正視他的管治團隊中的因循及無能，令對人對政府失去信心。

                在壓力之下，早前安德魯斯公佈墨爾本巿區會提早在10月19日進入解封第三步，讓居民恢復自由。但他沒有注意到所訂下的條件，是很容易會受到少數不知名感染個案所影響。要求14天內平均個案低於5個，其實並不容易，而且要用很長時間才能使這數字穩定下來。因為在這麼低的平均值下，兩、三個較大的感染群，就會大大提升這平均值。現時由於在Chadstone及Frankston出現了一些感染群，情況雖然仍受到控制，卻令到10月19日的解封標準可能達不到。

                維州首席衛生官Brett Sutton早前已向公眾發出信號，表示進一步解封未必可以如期發生，作出期望管理。萬一到時不能解封，也說得過去。不過，這正正反映出決策階層的數學水平低落，未能掌握這些統計數字的變化法則。決策者受官僚主義影響，常常在堅守程序的同時，忽略最簡單的普通常識。

                不單如此，在州長處理少數族裔訊息發放的策略，我有理由相信安德魯斯政府仍受到官僚主義影響，無法作出有效的回應。

少數族裔仍被忽略

                8月初维州首席衛生官Brett Sutton 已指出，少數族裔在接收疫疫訊息時出了問題。他指出少數族裔明白病毒傳播的危險，卻對澳洲的抗疫政策及措施並不瞭解，因為他們接收的訊息多來自其原居地，以他們熟悉的語言通過互聯網及社交平台發放。Brett Sutton　更認為維州政府要主動用少數族裔可以溝通的途徑，去傳發有關資訊。在８月１３日，維州政府公佈用５百萬元來向少數族裔發放疫情有關訊息。我在一個會議上向州長建議直接撥款給各少數族裔媒體，支持他們向社區講解抗疫訊息，州長表示了認同。

            不過，過了兩個月，這樣的事並沒有發生。似乎是官僚架構接管了這些撥款的使用，進而使用現行的機制來處理撥款。我們現時見到的是政府鼓勵少數族裔社區組織，向政府申請撥款，組織各種活動，推動抗疫。其實，社會上現時的社區組織，在隔離狀態下，大部份都無法正常操作。例如少數族裔的耆英會根本無法舉行活動，如何能每天向會員提出，政府傳遞出來的抗疫訊息?就算社區領袖明白政府政策，也極少會通過社交平台發放。從來通過社交平台發放的，都不會是政府訊息。要公眾義務擔當政府訊息的傳遞員，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只有專業的少數族裔媒體平台，才會是社會大眾在這時尋求關疫症訊息的地方。最近有一個研究報告指出，佔維州人口只有０。１４％的蘇丹裔及南蘇丹裔人，在維州發出的違反隔離限制罰款中，佔了５％，是平均值的３５倍。細心研究下，不少這些被罰者表示，根本不知道這些規則。

            有機構指出政府誤以為政策公佈了，整個社會就即時會知道，這情況只會在主流社會發生。在少數族裔社群中，訊息傳播極倚頼他們所信任，以他們語言溝通的媒體。政府不連結這些媒體，不使用社區領袖的勸說，訊息根本無法進入這些社區。認為由社區組織舉辦更多活動，可以取代媒體的角色，令到少數族裔在抗疫路上，確實是被忽略了。在維州，可見到在一些少數族裔中，抗疫效果，事倍功半。

            其實細心想一下，疫情在新移民群體中，情況一直嚴重，已表明了現時一直所倚頼的訊息傳遞途徑，必然是出了問題。那麼，堅持使用現時不足夠的系統，又如何能解決這些問題呢?只有不顧現實情況的官僚系統，才看不見問題所在，堅持執行沒有成效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