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顏海倫 圖︰受訪者提供 Hahndorf(漢道夫)離阿德萊德市中心非常近,開車的話也不消半小時,這個號稱「德國村」的小鎮,是旅客們到訪南澳阿德萊德時必到之處。筆者踏在漢道夫的主要街道上,輕易就能留意到滿街的德國旗幟,鎮上的餐廳供應着著名的德國啤酒和豬手美食,叫人有置身於德國街道之感。殊不知這個熱門的旅遊小鎮竟與一個家庭有莫大關係,筆者有幸與漢道夫的商業及旅遊業主席Jason Duffield訪談,發掘到Duffield家庭與小鎮的淵源,確是令人津津樂道。 家族早於漢道夫紥根 訪問開首,Jason先解釋他的家庭背景。他的母系家族來自Herman家庭,他們的祖先是德國人。他的父系祖先則來自英國,大約在1840年或之前,家庭因為信奉Unitarianism(這個宗教被稱為一神主義)而受到宗教信仰的迫害,因此逃離英國,在這個時候,在Silesia和Prussia的德國人(這兩個地方曾是德國一部分,現在已脫離德國,在北邊、波蘭附近)也逃離了澳洲,因為他們也受到宗教迫害。當Jason的家族來到漢道夫時,他們在漢道夫後面的Shady Grove建了一座教堂。德國人是於1839年建造漢道夫的。 後來約在1920年,到了Jason的祖父那一代,他們在Mount Barker營運一家小商品製造商,叫Jacob’s Smallgoods,製造的東西包括mettwurst(德國香腸)、其他香腸、芝士、薩拉米香腸、火腿,當時是南澳最大的生產商,有500名員工。 至於Jasons的家庭,他們則已經在漢道夫從事餐飲及旅館服務業45年,他的父親和叔叔很大程度上參與其中。他父親多年來一直擁有鎮上所有的酒店,他的叔叔擁有或管理酒吧、餐館和酒店,並已做了很多年,他的家庭與酒吧、旅館、餐廳等餐飲及旅館服務行業有很多交易。 從小在餐飲業工作 Jason從8到10歲開始便工作了,他曾經在酒店或餐廳的吧台工作,還甚至在足球俱樂部的酒吧裡工作過。當他成立他第一個場地時,只有18歲。他曾做了一些研究,主要是通過工作了解這個行業的業務,如他在the German arms餐館得到非常好的經驗。現在他已經48歲了,在這個行業工作了30多年,仍然不減熱誠。 他們現時有一流的餐廳,包括是The Haus Restaurant——Jason是餐廳的董事,這甚至是阿德萊德山上其中一個最大的餐廳,可容納350人,每週7天都有早、午、晚餐,提供鎮上最好的食物。他們有一位出色的行政總廚,以自己的食物和服務和熱情好客為榮,更獲得了南澳旅遊獎的銅牌,成為南澳最好旅遊企業第三位,他們希望明年能成為第一名。除了餐廳之外,Jason和他的家人還擁有阿德萊德山區最大的住宿供應商Manna Hotel。Manna酒店擁有50間客房,Motor Lodge擁有20間客房,還有14間一室公寓。 著名的Hahndorf Inn也是Jason的家庭建立的,於1999年8月1日。Jason的父親看到了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和對德國食品的熱愛,所以他開始在中國的報紙上做廣告,確保用中文打印菜單,並開始在亞洲市場發展德國食品和宣傳漢道夫。他們十年前把這家餐廳賣給了一個澳洲人。 保持新鮮感 在Jason的事業上,總有不少起起伏伏,尤其是餐飲及旅館服務業是一個非常艱苦的行業,工作時間很長,且承受龐大的壓力,有時利潤還要很低。Jason指,工作伙伴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他說︰「你不能獨自一個人做,你需要一個圍繞著你的團隊,找到合適的人可以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對於如何維繫事業,多年來,Jason更意識到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新鮮感,他強調要花一些時間來照顧自己,就像是沉思、坐在沙灘上、讀書等事情都對他有幫助。「無論如何將自己帶回你的中心,要找一個和平的地方。」Jason確保自己有假期,這有助於他保持靈感。在假期期間,他會了解悉尼、墨爾本、德國、歐洲和海外其他地方的人們在做什麼,這有助於他跟上最新的趨勢、緊貼市場發展。「找出市場走向哪裡是重要的,你不能坐下來,必須始終向前看。」Jason對事業有一套看法。 漢道夫獨特的美...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六年前,香港多名高官身陷僭建漩渦,鬧得滿城風雨;六年後,接替袁國強出任律政司司長的鄭若驊,履新首天即被揭僭建醜聞,觸發誠信危機。 事件 鄭若驊於1月5日正式接任袁國強成為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但履新當日隨即被傳媒揭發她及其丈夫名下的屯門海詩別墅的兩間獨立屋有多處僭建物,包括地庫、露台、水池、天台屋,以及地下外牆的改動;但鄭若驊回應時指自己購入物業時並不知悉其僭建情況,又指自己當時「工作太多」,故因而疏忽,並「對公眾造成不便深表歉意」。而據媒體透露,鄭若驊當年簽訂的按揭文件及樓契上列明獨立屋的範圍只有「地下、一樓、二樓和天台」,並無任何地庫。 公民黨陳淑莊指僭建的地庫憑目測及常識已可判斷,質疑鄭若驊「事忙」的說法,又指她簽署的文件無列明有地庫,或已觸犯《盜竊罪》。 鄭若驊之錯 首先,政治敏感度極弱。我們需要知道,在香港,僭建無處不在,據統計,2001至2014年14年間,共清拆474,559個僭建物,而從過往來看,每一屆官員都有人牽涉到僭建問題,這也不是「死罪」,所以很多官員都坦誠認錯,立即修正,也並沒有損害仕途。而鄭若驊卻一直遮遮掩掩,明知故犯,這是「罪加一等」。而且,多次詭辯,辯稱自己不知情,因公忘私,需要包容。 其次,她把民眾當傻子,她在記者會上表示,「其實在我買的時候,情況已是這樣。在屋內我並無作出任何結構性改動」,言辭間又透露她及其丈夫均對僭建毫不知情,但此說辭更令人難以接受,因她的解釋,與其專業背景應該具備的基本認知完全不符。如果她不知道,那麼就是她無能的表現,如果她知道,那麼就是輕視所有民眾。 政治權謀 這件事本身是鄭若驊的錯不假,但是爆發的時期讓人覺得蹊蹺。鄭若驊僭建門醜聞是在她上任後幾乎立即爆發,極有可能是有人早已儲備好她的黑材料,看準她上任,丟出黑材料,餵料給記者,然後照原定劇本循序操作,決意扳倒她,搶位奪權。尤其是在醜聞爆發的第一階段,很多人迫不及待,落井下石。 但是,從1月11日起,情況似乎發生反轉,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在臉書上撰文為鄭若驊大力護航,稱讚對方「太大公無私」,指對方「因公忘私」,因而沒有及時把家裏的僭建處理好,「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似乎是得到了上層的某種暗示,要不然解釋不清這不符合邏輯的一百八十度轉彎。 分析 舉幾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一位會計師說自己「太忙」,然後忘了給自己報稅;亦或是一位大學教授,「無意中」抄襲了別人的論文……我們會怎麼樣的包容?再或是,我們工作、家庭導致我們「太忙」,不斷地忘了繳稅,那麼稅務局會不會包容我們? 鄭若驊的事件就是如此,作為一位專家(土木工程師、資深大律師、發展局轄下《建築物條例》上訴審裁團主席之一),因為「太忙」,沒有留意自己家僭建,就像剛才我們所舉的例子中的角色一樣,我們怎麼想,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尤其是,用「警覺性不足」來解釋自己拿不當的圖向銀行簽字申請按揭的事情,可謂知法犯法。於是,我們都可以看出,鄭若驊是明明確確的刻意隱瞞。即便,可能是對手的政治權謀,但是事實擺在眼前,被人抓住了把柄,唯有道歉看公眾是否接受。然而,鄭若驊的「道歉」卻說自己「引起不便」才道歉,並不是因為自己所犯下的錯誤,很難讓人接受。 「實行法治見諸於眾多方面。法律是通過實踐而得以彰顯,但是不應該只由律師、法官和政府實踐。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都應該遵守和尊重法治。我們的日常生活和一舉一動,都是法治的明證。」這番話是鄭若驊首次以律政司司長之名,在2018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信誓旦旦說的。這番話感覺用在自己的時候,就不那麼作為了,當呼籲整個社會參與尊重法治的同時,作為官員的自己卻可以逍遙法外,的確是一個大笑話。 鄭若驊其實本可以避免類似的尷尬局面,她明知自己將會上任,又不是匆匆忙忙的上任,完全可以再上任之前就主動檢視自己所有的情況,找到很容易被抓住的把柄主動自首,這樣即便也會引起公眾的不滿,但是不至於像現在這麼嚴重,而且自己也會佔據主動,表明自己主動找到自己問題並且改正,「人無完人」、「孰能無過」這類的辭藻可以讓很多反對者閉嘴。這也可能正是鄭若驊的僥倖心理,或者是上面有人撐腰吧。 結語 鄭若驊如果身處澳大利亞這片土地,面臨同樣的問題,同樣的壓力,即便一個政黨的黨魁奮力保護,也只能辭職了事,但是身處香港的鄭若驊,似乎遮遮掩掩、渾水摸魚,就想讓事情過去,而且事情似乎真的要向著就這麼過去的方向發展,這已經給香港造成了極大的政治隱患。 這樣的情形,將造成民眾對於政府的失望,當民眾的信息處於較低水平的時候,政府的工作將很難開展,也充滿了對政府的不信任感。 另外,鄭若驊,坐上其位,卻不能摒棄自己的精英心態,自覺高人一等,卻不懂犧牲,也反映了政府的用人不察。 中環西環「行埋一齊」的說法,已經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加上反對,如果鄭若驊依然可以屹立不倒,那麼相信,會有更多的對於中央政府的不滿和不信任。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絡 近日墨爾本發生一連串暴力案件,據悉這些案件都與非洲裔青少年有關,他們的犯罪問題似乎愈發嚴重,他們洗劫別人的房子,毆打傷人,這些行為當然是我們無法接受的,這個問題也令維州與聯邦政府開始七嘴八舌議論,其中包括考慮把這些青少年遣返至原本的國家,但這真是恰當的做法嗎?讓我們來探討一下。 蘇丹人犯罪情況嚴重? 早前,應自由黨聯邦議員伍德(Jason Wood)的要求,整理獨立犯罪調查資料。資料顯示,在維州犯下惡性入室搶劫罪行、在蘇丹出生的10至18歲青少年犯的人數從2014-15年度的20人增至2016-17年度的98人。同期,來自蘇丹的青少年製造的暴力襲擊案件數量增幅超過55%,從29件增至45件。蘇丹青少年偷車案件數量從2014-15年度的63件增至2016-17年度的150多件。整體上,澳洲出生的青少年犯案數量仍然是最多的。然而,雖然來自蘇丹的青少年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在惡性入室盜竊、汽車盜竊和性犯罪方面,在10至18歲年齡段裡,蘇丹青少年是第二大犯案數量最高的種族群體。蘇丹人只占維州人口的0.11%,但占暴力入室搶劫罪犯人口的4.8%。 伍德指︰「南蘇丹人在維州暴力犯罪方面太突出,政府必須首先保護所有生活在墨爾本和澳洲的民眾。」他指責一些工黨的議員因為害怕被貼上「種族歧視」的標籤,而無視這一數據。他說,那些犯下嚴重罪行(如入侵他人住宅)的人,應該喪失將澳洲稱為家的權力。 然而,這是否只是政客的數字遊戲?其實情況可能沒有他們說得那麼嚴重,維州警察局副局長安德魯•克里斯普上週五也表示,與非裔背景相關的犯罪並不是一個危機。 社會問題政治化 聯邦政府與維州政府則互相推諉責任,澳洲移民部長彼得達頓(Peter Dutton)指責維州工黨政府在非裔黑幫問題上不作為,以至於墨爾本居民都不敢在晚上外出就餐。達頓說:「維州政府說的話根本沒有任何威懾力,我們應該正確定義『非裔黑幫』分子。這不是把問題擴展到整個非裔族群,非洲裔民眾也有很多好人,他們和我們一樣譴責這些不法分子。我們需要遣返那些做錯事的人,把他們驅逐出境,但是他們現在是澳大利亞公民,我們需要依法來處理他們。」 維州財政廳長Tim Pallas對達頓的言論進行了反擊,並指責聯邦政府削減了維州執法部門的撥款。Pallas表示:「我們聽取的是維州警方的建議,而不是來自那個令人絕望的總理,或是聯邦政府中那些令人絕望的政客。」Pallas還說到:「值得一提的是,譚保政府還想削減維州9.72億澳元的GST分成,這相當於削減了7700名一線警務人員。」 這些政客未有針對蘇丹人的真實情況和問題,澳洲作為一個多元文化國家,究竟政府給予的了解和支援有多少呢? 南蘇丹人在澳情況 說到這個爭議的中心群體,再準確一點我們應把他們定義為南蘇丹人。澳大利亞的南蘇丹社區大多是在國內因衝突而流離失所的難民,後來定居在這裡,最多人來到的時期是在2003年至2006年間。 雖然南蘇丹直到2011年才被宣佈為獨立國家,但幾代人以來都有一種獨立於蘇丹的南蘇丹獨立自主的感覺。在上次人口普查中,南蘇丹人首次被計算在內,有7700百名澳大利亞人說他們是在那裡出生的,但是社區領導說全國人口更有可能超過2萬人。墨爾本是南蘇丹最大的社區,緊隨其後的是悉尼,但在Wagga Wagga和Armidale等地區也有重要的社區。 許多南蘇丹人在適應澳大利亞的新生活方面遇到重大困難,2015年和2016年爆發負面新聞風暴,將年輕的南蘇丹男子與犯罪和暴力事件,以及墨爾本所謂的Apex幫派聯繫在一起。因此,非洲新移民很容易遭遇輟學和失業。在一些非洲族裔群體中,失業率高達50%。 南蘇丹領袖要求公平對待 社區領袖科特•莫諾阿(Kot Monoah)於2004年從南蘇丹移居澳大利亞,現在是墨爾本的一名律師,他指責澳大利亞媒體對新移民的許多群體一直不友善,而對南蘇丹人的種族描述,是對無辜者造成了實實在在的傷害。在Apex被媒體報導期間,這個社區的人努力尋找出租房屋,有些家庭因南蘇丹的背景而被拒絕。已經工作的人會被問到是否Apex幫派的成員,五六歲的孩子在學校也被問到這一點。 科特很想告訴大眾,大多數南蘇丹人民不僅經歷了許多澳大利亞人難以想像的戰爭和苦難,或來自一個非常不同的文化。他更想說的是:就像澳大利亞人一樣,他們也是多樣化的。「就像你會發現有澳大利亞人是鄉下人,有些人是寬容的,有些人是對世界的狹隘看法,有些是沒有受過教育的,有些是受過高等教育。南蘇丹人也一樣,他們想要的是公平對待。」 是次維州的非洲幫派犯罪問題上,科特譴責總理譚保借接連犯罪的情況而「傳播仇恨」,又對達頓危言聳聽的評論提出了質疑,並表示政治家們應該努力尋找解決辦法,而不是引起公眾的恐慌。維多利亞州多元文化委員Mimmie Watts博士周六在墨爾本的一個社區會議上也說:「過去的幾周裡,媒體重重地打擊了非洲社區。」 越南群體是借鑒...
洪丕柱 雞蛋革命爆發 元旦前後,我的注意被伊朗局勢吸引。去年12月28日星期四,伊朗第二大城,東北部的馬仕哈德(Mashhad)爆發了居民上街抗議雞蛋等食品大幅漲價的事件。抗議很快擴散到全國,有人要求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辭職。哈梅內伊自1989年霍梅尼死後一直是最高領袖,至今已近30年。他們高呼政府是竊國大盜,使青年失業率高達28.8%(有些地方高達40%)。抗議日夜進行,直到星期天魯哈尼(Hassan Rouhani)總統呼籲冷靜已連續三天。他在國家電視台發表講話說按照憲法,伊朗人民有權批評政府和對政府表達不滿,承認公眾對伊斯蘭共和國衰退的經濟有怨恨;他並在總統網站發表聲明說批評沒啥了不起,抗議是機會而非威脅(Criticism is nothing, protests were an opportunity, not a threat),但又說我國會對付一小撮高呼口號反對法律和人民願望並侮辱革命的尊严和價值的人(insult the sanctities and values of the revolution);後來他又在推特上發軟話說政府需要注意人民對民生的需求和腐敗(pay attention to people’s demands...
綠黨宣佈更改澳洲日日期為2018年工作重心 綠黨黨魁納塔爾(Richard Di Natale)15日宣佈,1月26日代表著剝奪、盜竊,以及對原住民持續不斷的種族滅絕和屠殺,更改澳洲日(Australia Day)日期將成為綠黨在2018年的優先考慮議題。然而,這一宣言卻遭到了聯盟黨議員的嘲笑與抨擊。 納塔爾當天表示,1月26日慶祝的是第一艦隊抵達澳洲,「這一天代表了剝奪、盜竊,對原住民無止盡的種族滅絕、屠殺的開端。這一天還代表著家庭被迫分割,兒童從他們的父母身旁被帶走。對於想讓澳洲日成為一個大家團結一致,凝聚整個國家的我們而言,選擇一個承認我們過去的歷史,並朝著更好的未來看齊的一天慶祝十分重要。」他指出,有澳洲人將1月26日視為代表著痛苦和受難的一天,直到現在這些持續的傷痛還能感受得到。 納塔爾表示,他對於更改日期的勢頭感到很樂觀。 「也許不會是在今年,也不會是明年,我很有信心終有一天,澳洲日的日期會被更改,我們會看到各種各樣的慶典。」 然而,納塔爾的這番言論遭到了聯盟黨議員的冷嘲熱諷。前總理亞伯特(Tony Abbott)當天在社交媒體推特(Twitter)上稱:「綠黨還有364天可以做政治正確的事,為什麼他們就不能接受1月26日這個最合適的一天來慶祝澳洲的美好生活呢?」 副總理喬伊斯(Barnaby Joyce)也譴責綠黨陷入了哲學辯論之中,而非在做「真正讓國家強大起來的事」。 同路點評: 澳大利亞,隨著歷史的變遷,從最早的英國殖民地,純粹的英屬或者英女王土地,到第一批歐洲移民踏入這片土地,再隨著淘金的熱潮吸引了全世界的青睞,以及戰爭的爆發各處的難民逃離自己的家園來到這個世外桃園,澳大利亞從單一民族的殖民地,漸漸成為這個世界最多元文化的國家。雖然還沒有完全獨立,但是與一百多年前已經不可以同日而語。尤其身處亞太地區,越來越多亞裔移民的湧入和融入,讓這片土地逐漸與傳統的英國和歐洲價值觀有了分離。所以,在2018年的澳大利亞也是時候開始探討自己的定位,這也應該從Australia Day開始,放棄那個剝奪、盜竊、屠殺的紀念,迎接新的時代。 王志民:「中環」「西環」要多行埋一齊同心合作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出席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活動時回顧來港三個月的工作,他形容「中環(特區政府)西環(中聯辦)行埋一齊幾好」是他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共同心聲。王志民強調,「中環與西環行埋一齊」是為香港、為國家、為青年朋友以後的發展做事,未來會有更多合作,更多成果。他又勉勵香港青少年「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傳承和弘揚「愛國愛港、自強不息、拼搏向上、靈活應變」的香港精神,在新時代、好時代贏得更加出彩的好人生。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昨日在位於九龍灣啟業街的總會大樓舉行大樓開幕典禮暨三週年會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及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田永江少將共同擔任主禮嘉賓。 「家是最小國,國有千萬家。」王志民在致辭中表示,愛國愛家是人類社會最本源、最純真也最深厚的情感,也是超越意識形態的普遍性道德原則,更是香港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他指出,青少年軍總會能夠在短短三年間獲得長足發展,根本原因在於順應了國家崛起的時代大勢,融入了愛國愛家的社會共同情感,更引領了融入國家發展的風氣之先。同時也離不開特區政府、駐港部隊和社會各界的關心和幫助,中聯辦會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青少年軍總會的發展。 同路點評: 王志民「中環與西環行埋一齊」的說法,在香港引起了很大的爭論。民主派的公民黨議員郭家麒質疑中央會續透過中聯辦介入、影響香港管治,認為這是破壞一國兩制承諾,北京已經不甘隱身垂簾之後,已經公開承認參與管治香港事務,他批評回歸以來中聯辦插手香港事務愈來愈明顯,如再有中、西環合作,只會令更多市民不相信一國兩制。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說「中西環合作」是大勢所趨,因香港的經濟、科技、青少年出路等發展,以至如一帶一路、大灣區等發展,都需與中央政府有更緊密合作。她表示,“中西環合作”非干預內政,而是互相合作、配合和支持。 澳洲未來可能徵收20%含糖稅 據《悉尼晨鋒報》報導,澳洲的許多兒童和大人都因嗜甜而飽受肥胖和齲齒的困擾。綠黨提出對軟飲料和糖果等收取含糖稅,既可以減少肥胖問題,又可以為政府帶來每年$5億的收入,真是一舉兩得。但民眾要面對的情況則是,超市裏一罐可樂都可能漲價20%,這很可能導致飲料市場消費率下降12%。 綠黨引用了一份學術論文,其中的數據顯示,20%的徵稅每年能夠幫助減少800例2型糖尿病。這樣下來,25年後就能有4400人免於遭受心臟病的折磨,1100人逃過心梗的風險。 同路點評: 糖稅在世界範圍內呼聲不低。世界衛生組織(World...
「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 ——特恩布爾的一齣戲 最近,一則視頻紅遍全球,這則視頻裡的主角正是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 他用中英文語言夾雜著說:「現代中國是建立於1949年的,當時就有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話。這句話代表了主權及尊嚴,代表我們站起來了」。他隨後特別再用普通話和英文強調稱,「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 這是源於,特恩布爾之前宣布將推行新的反間諜和外國干預法,又指責稱「中國影響力正干預澳大利亞政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8日回應稱,「我們對澳大利亞領導人有關言論感到震驚,這種言論純屬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毒化了中澳關係氣氛,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已向澳方提出嚴正交涉。」隨後特恩布爾罕用強硬的措辭表示,不認同中方的批評,並強調「確有外國勢力干預澳大利亞」,並用普通話稱「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 澳大利亞總理如此強硬的措辭非常罕見,我們鮮有機會看到澳大利亞在和平時期用另外一個國家的語言來表達對那個國家不滿,這似乎不合邏輯,而事實背後的真相是什麼? 這裡面最大的原因就是政治方面,是工黨參議員鄧森(Sam Dastyari),他於本週辭職,此前幾個月,他一直在努力抵擋外界的指責。那些指責稱,他從中國出生的政治捐款人那裡獲得資金後,為中國謀取外交利益。 澳大利亞政壇上冉冉升起的新星——鄧森 鄧森曾被一些人認為是澳大利亞政壇上冉冉升起的新星。 自去年有指責稱一名華裔億萬富翁擁有的公司曾為他支付法律費用後,鄧森一直面臨著辭職的壓力。今年,鄧森在一個中國媒體會議上的講話曝光,他在講話中為中國在南中國海咄咄逼人的軍事姿態辯護,雖然他所在的政黨反對中國在該海域的做法。 本月,費爾法克斯媒體披露,鄧森在前往一位中國億萬富翁的家中拜訪時,曾警告這名中國人要提防手機被情報部門竊聽。鄧森當時建議兩人把手機放在家裡,到外面去談話。此事被曝光後,鄧森對澳洲的忠誠度遭到質疑。 之後,費爾法克斯媒體又曝光,2015年,鄧森曾試圖阻止其黨副領袖普利波塞克(Tanya Plibersek)在香港會見民主人士鄭宇碩(Joseph Cheng Yu-shek)。鄧森多次試圖警告普利波塞克,說她在香港與此人會面,會惹惱澳洲的華人社區。 四面楚歌的鄧森,已於週二(12日)宣布退出議會和辭去參議員的職務。 在宣布辭職時,鄧森表示,這個決定是他能為工黨做的最好的事情,因為他的存在已經分散了人們的注意力。 「我知道澳洲需要一個工黨政府,我不能讓我的個人處境將這種前景置於危險中。我始終把對工黨事業的追求置於首位」,鄧森說,「今天,經過深刻反思,我決定我能給予聯邦議會工黨最好的服務是2018年不再返回參議院。」鄧森說他熱愛澳洲,並稱讚肖頓是「一流的工黨領袖」。 中國是澳大利亞的朋友還是敵人? 之前,《澳大利亞人報》(The Australia)頭版上有文章稱,澳大利亞情報機構已經確定了十名與中國情報部門有關聯的地方和州政治候選人,這是中國干涉澳大利亞民主體系計劃的一部分。雖然,尚且沒有公佈這些政治人士的名字和消息來源,但是卻確定了一個基調:小心中國,他不是澳大利亞的朋友。 而《澳大利亞人報》在第二天,同樣是頭版上,澳大利亞中國工商業委員會(Australia China...
盤點2017世界最美的聖誕裝飾 圖︰網絡 又到聖誕……又到聖誕!在這個普天同慶的大日子,當然少不得聖誕聖詩、聖誕大餐等不同的慶祝活動,不過世界各地的燈飾與裝置也備受觸目,今年我們留意到有些地方的裝飾別樹一格,現在就來盤點一下吧! 今年最引人注目的設計必定非倫敦Claridge’s Hotel的顛倒聖誕樹莫屬。Claridge’s Hotel每年都會由知名設計師打造聖誕樹,今年則由Karl Lagerfeld親自設計一棵倒掛的樹,靈感來自他童年的聖誕節回憶。這棵聖誕樹有閃亮的銀色根部,樹頂放了一顆超大多角星,重點是樹身,佈置着傳統的銀色裝飾、銀白色羽毛、人工雪花,以及樹蠟,令人不禁聯想起鐘乳石。樹下則佈置着手縫白色冰島羊皮地毯,反映最近的降雪。 位於澳門威尼斯人購物中心的聖馬可廣場安放了一棵SWAROVSKI聖誕裝飾,它如此閃耀奪目,外型摩登,一圈圈逾百萬顆銀色水晶包圍樹身,打破傳統聖誕樹的輪廓,更有未來感,據說花了將近半年才完成,全世界只有6棵。 台北微風信義百貨的FENDI巨型裝置,外型以聖誕樹吊飾為靈感,吊飾內擺設聖誕球型陳列架,展示品牌經典Peekaboo包款-以壓克力材質,特殊訂製的透明雕塑作品,搭配Fun Fair Holiday 聖誕節系列的彩色鉚釘Logo Strap you。球內更掛滿了大大小小的彩色錐形金屬飾釘,妝點繽紛奪目的FENDI字樣燈飾,包含 FUN、LOVE、HOPE、X’MAS、FF等,一片星光璀璨。 巴黎Galeries Lafayette購物中心總有最大型與最大膽的裝置,今年它有一個糖果造型、以氣球組成的聖誕樹,為商場增添歡樂與童真,無論是大人小孩,見到都份外歡喜。
世界要的是和平 ——諾貝爾和平獎引來的爭議 今年的10月6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曾宣布,將2017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國際非政府組織「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以表彰該組織致力於普及核武器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相關知識以及爭取徹底消除核武器的努力。然而,12月10日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市政廳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被指控的英法美三國,均以「抗議」的形式,未派出最高級別大使參會。 背景 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簡稱ICAN。成立於2007年,旨在激發公眾及政府支持,去核查及製定一些禁止和消除核武器的條約。 ICAN是一個聯合體,由超過100個國家的非政府組織組成,最早在澳大利亞起步,在2007年於奧地利維也納正式成立,其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內部,成員包括來自101個國家的468個非政府組織,通過接受來自私人以及歐盟、挪威、瑞士、德國、梵蒂岡等國家的捐款維持運轉,每年預算約為100萬美元。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貝麗特·賴斯-安德森在宣讀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時說,國際社會已通過有約束力的國際協議禁止使用地雷、集束炸彈以及生物和化學武器,但對於破壞力更強的核武器仍沒有類似限制。 「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的努力有助於填補這方面的一些空白。 「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一直致力於推動各國在禁止使用乃至銷毀核武器方面進行合作,今年頒發諾貝爾和平獎也是為了呼籲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就消除核武器進一步展開談判。 抗議 按照慣例,歷年諾貝爾頒獎典禮,各國駐奧斯陸第一級別的外交官都會獲得邀請。然而,今年,三個擁有核武器的西方國家——美國、法國和英國卻打破了慣例,英、法、美早在一周之前就告知諾貝爾研究所,他們將派「第二級別外交官員」作為代表參加今年的頒獎儀式。 用ICAN主席菲恩在接受路透社、法新社採訪時話說,「這是在抗議」。的確,作為擁有核武器的大國,美國、法國、英國卻是在用行動向諾貝爾委員會抗議。 85歲的廣島核爆倖存者節子·瑟洛(Setsuko Thurlow)作為「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CAN)的倡議者,與該組織主席費恩(Beatrice Fihn)共同領獎。她的一句「沒有任何一個人應該承受我們曾經經歷過的苦難」引起了一些網民的抗議,有人表示,如果南京大屠殺不是發生在南京,而是發生在奧斯陸,挪威人還會不會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給這個組織。網民的話也的確容易理解,真正的和平是沒有戰爭,而不只是單純的不使用核武器。也有網民認為,大國需要做的是如何管理控制核武的問題,保證萬無一失,同時研究反核武器,有矛就該有盾,和平不是靠道德忽悠帶來的,而是更高的技術。而核武首先是威懾,參考黑暗森林法則。就算英美法中廢了核武,朝鮮也不見得廢,還有伊朗以及其他中東國家都不一定會廢除核武,所以,怎麼樣才是和平呢。...
習近平讚林鄭月娥 習近平15日下午在中南海瀛台會見了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聽取了她對香港當前形勢和特別行政區政府工作情況的匯報。 習近平說,「今年7月1日,我到香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見證了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要官員宣誓就職。我高興地看到,行政長官就任以來,帶領管治團隊依法施政,積極作為,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出一系列政策舉措,加強同各界人士溝通,促進社會穩定,實現了良好開局,得到香港社會各界廣泛認同。中央對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習近平強調,在香港成功推進「一國兩制」事業,關鍵是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為此,要把維護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 習近平表示,「我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為香港發展指明了方向,也是香港與內地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必然選擇。希望行政長官帶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廣泛團結社會各界人士,抓住機遇,共謀發展,與祖國人民共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業。」 同路點評: 習近平的說法揭露早前宣講團來港原來是由林鄭月娥提出,而非中央建議。上任不足半年的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首度向中國領導人述職獲讚賞,習近平指她實現良好開局,又破格地提及她帶領管治團隊學習中共「十九大」精神,邀請和配合宣講團到香港,認為這種做法是好的。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在公開官式場合向實行「兩制」的香港的官員提及中國共產黨工作。很多人認為林鄭月娥挑選的時機非常好,讓此前稍顯混亂的香港得到了習近平的稱讚。但是也有人不認同林鄭月娥的方式,認為她的做法導致香港的官場大陸化,很可能在未來有更多的內地官員到香港講述中央政策。 Bennelong補選結果出爐 自由黨候選人、前網球明星約翰·亞歷山大以八個百分比的優勢戰勝工黨候選人、前新州州長克里斯蒂娜·肯尼莉,重新奪回Bennelong席位。 Bennelong的席位對於自由黨來說至關重要,在聯邦眾議院,自由黨只有一個席位的多數優勢,如果丟失這個位置給工黨將會造成嚴重的政治後果。亞歷山大在勝選後對特恩布爾總理表達了支持,稱自己的當選是特恩布爾領導力的復興。 此次選舉儘管工黨沒有勝出,但並不意味著單純的失敗。在中間選票方面,工黨成功地縮小了和自由黨之間的差距,5.5%到6%的中間選票倒向了工黨。肯尼莉表示,工黨已經在傳統的自由黨選區取得了進展。 Bennelong補選失利也不意味著肯尼莉無緣參議院。在2018年她什麼時候會到堪培拉接替鄧森也是未來的一個看點。 目前減少個人所得稅、國家寬帶網絡NBN、醫保費用、環保問題、基建項目、對於商業的支持、入籍政策修改以及廉潔政治都是選民們關心的話題,對於這些問題的傾向影響了Bennelong補選的選情。 除此之外,由於Bennelong的本地居民中華人佔據非常高的比例,而且中國對澳大利亞政治施加影響力的事件還在進一步發酵,此次選舉中華人的聲音和中國影響力的議題成為了輿論焦點。 同路點評: 反對黨稱,自由黨政府在競選中丟失了五個百分點的支持率,這是工黨競選運動所取得的勝利。但是自由黨議員表示,補選展現了政府內部的團結。的確,雙方都算作成功,不能說誰是輸家,雖然工黨敗選,但是民意的確出現搖擺,5.5%到6%的中間選票倒向了工黨,兩黨之間的差別已經不大。而對於自由黨來說,這不僅僅是亞歷山大的勝利,也是特恩布爾政府的勝利,在特恩布爾的經典名言「澳大利亞人們站起來了」之後,自由黨的確是打了一場勝仗,這場勝利雖然有點慘烈,但是至少特恩布爾的危機已經解除了不少。 澳洲H&M宣布開始關店 國際第二大服裝連鎖品牌H&M宣佈開始關店。 H&M集團表示,儘管全年銷售維持增長,但是該公司四季度表現未達到預期,其中實體店客流量持續下滑,導致銷售低迷,H&M 實體店銷售下滑,季度銷售錄得10年來最大跌幅。...
綜合式媒介公司FULLER 由創辦人Peter Fuller說起 背景 Peter曾在鄉村的農業報刊當過編輯五年,那是一份為農民、葡萄種植者、釀酒師而設的報刊。通過在澳大利亞寫作(主要是寫關於農業的故事)和旅行,他在新聞界存了一些經驗。 隨著澳大利亞的葡萄酒業在90年代開始發展起來,它在英國越來越受歡迎,所以在1993年,Peter離開了編輯的工作,開始自己的生意。他投身到巴羅莎地區,組織那邊的酒廠參觀團,並前往英國營銷,幫助推廣葡萄酒的品牌到英國市場。業務就是這樣建立起來,一開始從葡萄酒和農業做起,這對Peter是有利的,因為他本身從過往經驗中了解葡萄酒,知道它是如何釀造的,也認識誰是釀酒師,然後,他可以進一步寫更多的葡萄酒。 挑戰 Peter表示,自己開始業務始終是一個挑戰,但他具有媒體的觸覺,看到葡萄酒行業正在成長,認為它們需要人們寫出好的故事,而Peter一直在寫葡萄酒的故事,所以他決定替這些酒莊寫文章來發展自己的事業。他和自己的團隊做了很多的營銷材料、媒體發布、小冊子、書冊、雜誌等,這是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還沒有任何數碼媒體。因此,最大的挑戰就是尋找新客戶,增加業務,到2000年,澳大利亞葡萄酒行業的增長非常迅速。 然後紐約的911事件發生,每個人都開始有點恐慌,也沒有再買那麼多澳大利亞的葡萄酒了。另外,人們在英國市場大打折扣,同時美國市場糟透了,所以澳大利亞葡萄酒開始停止增長。面對這樣的衝擊,Peter決定擴大業務,不僅是做葡萄酒,其後他把生意從巴羅莎搬到了阿德萊德,開放給其他客戶,與專業服務公司、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製造商、零售商、大規模政府組織合作。 業務的低谷期 由於Peter曾是一個記者,一直想發表文章,所以大約十年前,他決定做出版業務,開始經營自己的雜誌,並希望從中會得到廣告。他們做關於巴羅莎的故事,因為巴羅莎是一個著名的地區。這樣做了大約6年,然而在2008年左右,人們開始更多地轉向數字化,而不是那麼多的印刷,人們開始在網上做廣告而不是在雜誌上做廣告,還有全球金融危機發生,澳大利亞在2008年陷入經濟低迷,他們要向人們出售廣告相當困難。所以最後他們把這個出版的事務賣給了一個非常熱衷於印刷、有更大的資源去做的印刷商。 當時他們有好幾本雜誌,其中一本是關於阿德萊德山,一本是關於巴羅莎,一本是葡萄酒雜誌,一本是兒童雜誌,共有6本雜誌。這是一個艱難的業務,縱然很痛心,但他們不得不作出退下來的決定。Peter認為那可能是最糟糕的時候了,花了一些錢,結果卻是不理想的,但從這些事情中有所學習,他指出︰「有句俗語叫做『堅持你的編織』(stick to your knitting),換句話說,就是堅持你最了解的東西。」 擴大業務 「FULLER」發展至今是一個綜合式的傳播媒介,說到這個概念的由來,Peter指他的公司首先更多做的是公共關係,他們本來以公共關係機構為人認識,主要角色是寫作和接觸媒體。並與媒體就其故事進行合作,然後發表故事到報紙上。之後,公司開始做更多的設計和更多的廣告,以及更多的數碼,所以他們稱自己是一個綜合的品牌傳播公司。 大約在5 – 10年前,媒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手機開始流行起來,Google很強大,互聯網和數碼世界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由於Peter的公司當時只從事打印和寫作,比如印刷雜誌和小冊子,他們必須決定是否更多的數碼化,所以他們開始增加新的數碼領域專業人員,主要是開始建立自己的網站,同時開始構建應用程序。 印刷業開始走出去,數碼化進入,他們決定把策略重點放在綜合營銷服務上,但也專注於數碼,因為他們可以看到未來將永遠是使用像手機、iPad或電腦的東西。Peter決定需要走這條路,並且已經非常成功,他們現在有了良好的發展,也已經增加了業務,並有新的員工。時至今日,他們正在做更多的數碼營銷,比如使用Google AdWordss和Facebook,並努力建立微信媒介。Peter希望,通過這些渠道直接向消費者作更多的溝通。 自2000年以來的17年中,他們逐漸成長為更廣泛的媒介。這個業務從他自己和妻子Kathryn開始,包括巴羅莎時期的業務到現時的綜合服務已歷時25年之久,現在他們的孩子也參與其中,包括兒子William,以及兩個女兒Kate和Olivia,所以團隊裡共有五個家庭成員。如今,這個業務正在進入第二代家族企業,由家族接管。 綜合一站式服務 Peter認為他們提供所有的服務,這使得他們與其他人不同。他說︰「我們有綜合的服務組合,這就是我們的不同之處,因為很多其他公司只是一家廣告公司、一家設計媒體,或一家數碼機構,但我們甚麼都做,我們是一站式媒介。」 據Peter指,在阿德萊德現時有4至5個廣告公司,他們只是在電視/廣播/報紙上做廣告;另外有4至5間公關公司,他們只是做公關;還有很多設計公司,以及一些數字公司。Peter強調他們提供所有這一切的服務︰他們有4名設計師、3名數碼開發人員、4名作家,以及公關人員,所有的人都在這裡。他在訪問裏分享道︰「當一個客戶來到我們這裡,並說『我們需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或推銷自己』。我們不說『我們只是做廣告』,所以只是做廣告。我們說『我們認為你每方面都需要一點』,所以我們可以推銷自己有綜合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