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民粹：以「跨文化民主」重建社會

這在韓森於國家新聞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的演說中得到了強烈的體現。儘管她具歧視性的論點隨後引發了強烈批評，但她已經抓住了最容易吸引選民的政治説法：將所有問題一概而論，並將住房危機及其他的社會問題歸咎於移民。1

然而，澳洲面對的挑戰遠比單純的移民問題複雜。在評論一國黨的同時，我們亦需要思考：澳洲的多元文化主義究竟應如何改革和完善。透過參考其他城市和國家的成功經驗，探討如何促進不同族群之間的理解與參與，才能建立更具包容性社會、推動跨文化民主發展的長遠方向。

移民史的啟示：問題不在移民，而在治理

澳洲的現代化進程本是一部持續的移民協作史。從二戰後「不增長就滅亡」（Populate or Perish）的國策開始，數以百萬計的「新澳洲人」帶入了勞動力及重建國家所需的技術。從基礎設施建設，到醫療、工程與高等教育領域的關鍵技術輸入，移民一直是澳洲維持國際競爭力、緩解人口老化壓力的核心動力，讓澳洲從封閉的殖民地蛻變為全球多元文化共榮的典範。

當前選民感受到的「社會壓力」確實是真實存在的，但住房危機、交通堵塞與醫療資源緊張並非移民造成，而是聯邦與州政府在制度設計與長遠規劃上的系統性失能。 政府制定高移民配額時長期採取「經濟至上」，卻未同步將基礎設施、公共住房與社區整合規劃納入配套。

住房危機的核心，在於僵化的土地規劃限制、鼓勵房產投機的稅制漏洞，以及對社會住宅長期投資的匱乏，卻拒絕承擔作為服務提供者的基礎責任，導致了不同族群間的資源競爭感，令民粹政治得以滋生。

香港的歷史為此提供了有力的反證。在 1940 至 70 年代，香港在極短時間內接納了海量的中國大陸移民，人口在 30 年間增長了數倍。若按照韓森的邏輯，如此巨大的外來人口與背景差異必將導致社會崩潰，但事實證明這批移民推動香港躍升為全球金融中心與製造業重鎮，在於香港透過共同的公共討論空間、普及的教育與公民參與，將碎片化的背景轉化為水的經濟與社會動力。

當前澳洲的問題，不在於「移民數量」，而在於「缺乏整合機制」。我們不需要一個試圖倒退回單一文化（Monoculture）的澳洲，因為那已不符合澳洲這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現實。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套全新的「跨文化民主」（Intercultural Democracy）：承認多元背景的現狀，同時建立更強的公民參與架構，讓移民從「被動接收者」轉變為「共同建設者」，才是回應韓森挑戰的唯一正解。

香港經驗：「移民即資本」

若要檢視韓森對於「移民導致社會崩潰」的警示是否符合現實，香港無疑是一面極佳的歷史鏡子。在那個動盪的三十年間，香港人口從二戰後的約 60 萬人飆升至超過 400 萬人。他們帶著不同的方言、不同的家鄉習俗，且絕大多數人在從中國各地抵達香港時幾乎身無分文。若依照一國黨主張的邏輯，這種短時間內湧入且缺乏同質性的移民潮，理應導致香港的基礎設施瞬間癱瘓，社會秩序徹底解體。

歷史的發展卻完全推翻了這種説法。在缺乏社會保障的年代，透過重建如東華三院的慈善與互助網絡，這群移民隨後更憑藉著從家鄉帶來的工業技術，將香港從一個轉口港轉型為全球知名的製造業重鎮，最終鋪平了這座城市邁向國際金融中心的道路。香港當時的成功證明了移民並非社會災難的開端，而是潛力巨大的資本，只要具備適當的轉化機制，這些多元背景的勞動力就能轉化為國家發展的重要動力，成就了香港作為「東方之珠」的地位。

一個社會的發展上限，從來不是由人口數量決定的，而是由社會的「轉化與整合能力」所決定的。當我們將所有壓力歸咎於移民本身時，其實只是為政府的治理失能尋找替罪羊，因為真正的問題不在於「進來了多少人」，而在於我們是否能夠建立一套有效的框架，讓這些不同背景的人們不僅是在澳洲居住，更是共同在澳洲投入、參與與建設。這正是為何我們要跨越目前這種「各族群平行發展」的舊式多元文化主義，轉而擁抱一種「跨文化民主」的核心原因，因為唯有將焦點從「族群隔離」轉向「公民參與」，我們才能確保澳洲的未來能夠像當年的香港一樣，在多元中找到前進的共識。

反移民情緒的根源：「制度性忽略」

當我們把視角從歷史拉回當下，會發現澳洲與香港在面對移民議題時，正共同經歷著某些相似而複雜的社會挑戰。近年來，香港社會對移民，尤其是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居者，出現明顯的負面情緒。這種情緒不僅源於對人口流入所帶來資源競爭的憂慮，更深層地反映了市民對政治環境變化、社會結構轉型，以及《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身份認同與生活方式逐漸改變的不安與焦慮。而一國黨所煽動的反移民浪潮，實質上也是利用了公眾對經濟不確定性與社會體制失能的集體恐慌。

無論是澳洲還是香港，現有的主要政黨在制定人口政策時都展現出相當程度的短視思維，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主流政黨將「如何協助新移民調適與融入新環境」納入核心的體制設計中 。政府只負責發放簽證或推動人口數字增長以美化經濟數據，卻在隨後的社區互動、語言過渡及文化適應上完全缺席 ，放任新舊居民在缺乏引導的公共空間中產生摩擦，最終促使排外與反移民情緒逐漸升溫。這種情緒的蔓延不僅會撕裂社區的信任基石，更會將公共政策討論扭曲為非黑即白的族群對立。正確的管理之道絕非順應民粹去關閉邊境，而是政府必須承擔起責任，建立一套主動且系統性的社會整合機制，去疏導並化解這種資源競爭的焦慮。

排外情緒是體制失能的警訊，而非解決問題的答案。當主流政黨在推動移民融入方面普遍缺位時，我們需要的不是退回封閉，而是建立能夠承載多元轉化的新制度。

反移民情緒的成因、操控與長遠風險

要真正根治並回應當前的反移民情緒，我們不能僅僅站在道德高地進行指責或貼上「種族主義」標籤，而必須剖析這種集體焦慮背後的深層成因 。

反移民情緒的上升，表面上被解讀為文化同質性逐漸瓦解的結果，但其更深層的本質，其實是社會大眾對經濟不確定性與資源競爭壓力的一種直接投射。當底層民眾面臨薪資停滯、生活成本飆升、租金暴漲以及公立醫療與交通基礎設施日趨癱瘓的現實困境時，他們的日常安全感便降到了冰點。在這種高壓環境下，主要政黨長期以來在土地規劃、住房稅制與基礎設施配套上的「制度性忽略」與治理失能，導致公共資源高度緊張。民粹政治人物如韓森，則精準利用政府在治理上的缺位，將因政策配套不足而產生的結構性問題歸咎於新移民，並把主流社會的焦慮轉化為對外來者的敵意與恐懼。

這種將複雜社會問題單一歸因於移民的民粹論述，正對澳洲及維州的制度發展構成長遠風險，並將原本理性的公共討論壓縮為非此即彼的零和對立。當社會被「舊居民」與「新移民」爭奪住房、醫療與教育資源的對立敘事所主導時，跨族群的正向互動將被削弱甚至中斷，進一步促使平行社區固化與隔離，長遠而言亦會損害國家的國際競爭力與核心發展動能。一旦反移民情緒演變成激進的行政政策，試圖透過強制性的文化同化或一刀切的削減限制來倒退回單一文化，會向全球技術人才與跨國資本傳遞出封閉、排外的負面訊號，使澳洲在全球競爭中失去戰略先機 。

最值得警惕的是，反移民情緒為政府的系統性失能提供了最便利的政治替罪對象。當社會的憤怒被全面引導至移民群體時，聯邦與州政府便得以迴避其作為公共基礎設施與服務提供者的責任，無須正視土地規劃僵化、房產投機稅制失衡，以及對社會住宅與跨文化整合長期投入不足等結構性問題。這類民粹式排外論述看似回應民意，實則飲鴆止渴，不但無法解決住房或生活成本問題，反而削弱澳洲長期以來所標榜的「公平機會」（Fair Go）社會價值。

跨文化民主堅決反對這種利用恐懼的行徑 ，透過制度設計將公眾的焦慮從「資源排他」引導至「共同參與」，讓所有人意識到破解困境的核心在於強化治理與深化融合 。

建立公平的過渡與適應機制

我們要先釐清澳洲並不需要以族群為基礎的「特殊優待」政策。因為任何針對特定族群的額外待遇，都可能在移民逐漸融入社會、改善經濟與生活狀況後，引發主流社會的不平衡感，甚至造成誤解與不公平的觀感。跨文化民主所追求的不是特權，而是過程的公平，確保體制能夠誠實地面對移民在定居過程中的實際需求，在就業、法律認知以及語言適應上提供對等的支持，從而避免因制度障礙而導致邊緣化的情況出現。

在當今澳洲，試圖回到單一文化的構想在現實上並不可行。我們不可能在一個已經高度多元的現代社會中，透過行政或政治手段要求所有合法定居並在此生活的居民放棄自身文化背景，更不能容許任何形式的制度性歧視。當前政府政策的主要不足，在於未能建立一套真正結合「移民過渡需求」與「國家多元優勢」的整體戰略。多樣性應被視為一種可轉化的國家資產加以運用，而不是試圖將所有人納入單一的傳統文化框架之中。

以經常被外界一概而論的穆斯林社群為例，跨文化民主的視角提醒我們，這一群體內部實際上並非單一整體：來自東南亞、具民主與世俗傳統（如印尼、馬來西亞）的穆斯林，與來自中東、處於地緣政治動盪背景下的穆斯林，在文化習慣、對公共生活的理解以及社會適應需求上均存在顯著差異。若政策仍停留在單一標籤式思維，便難以精準回應不同社群的實際需要。

什麼是「跨文化民主」？

要真正回應一國黨的民粹敘事，我們需要為澳洲未來建立一套新的治理模式。這個模式既不主張不現實的「單一文化回歸」，也不維持各群體彼此割裂、缺乏交流的舊式多元文化狀態。「跨文化民主」（Intercultural Democracy）的核心，在於不以移民數量作為討論起點，而是看制度是否能有效促成每一位居民參與公共生活，並共同建構這個社會。

跨文化民主的核心精神在於：我們不會忽視社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on）所面臨的現實挑戰，但同時堅持認為，在現代民主國家中，普世價值的實踐與高度文化多樣性是可以並行不悖、相互共存的。過去的多元文化政策往往過於停留在表面的族裔和諧 ，讓不同群體同住一座城市，卻生活在完全隔離的資訊與文化繭房中。而跨文化民主則是將政策核心從「文化慶祝」全面轉向「公民參與」與實質性的跨文化公共對話空間 。

我們不要求任何群體放棄自身的文化認同，但我們必須共享公民責任。所有背景的公民都必須進入同一個公共討論空間，在民主、法治與男女平等的普世價值框架下，針對住房、教育、環保等實質政策展開平等的對話與協商。當不同背景的人不再只是並存於同一個郵遞區號下，而是為了同一個社區的福祉並肩工作、共同參與時，原本因缺乏相互理解而產生的資源競爭焦慮，就會在互動中被轉化為集體的社會資本 。

「跨文化民主」為何成為澳洲政治的新賣點？

在當前非黑即白的政治僵局中，跨文化民主最大的優勢，在於提供了一條「第三道路」。它既不主張過時且極端的「單一文化同化論」，也不讓舊式多元文化主義滑向社群割裂的平行社會。對於厭倦政黨對立與民粹口號的中間選民而言，這一框架具有以下四個實質吸引力：

一、 「社會凝聚力」的真正解方，而非民粹的飲鴆止渴

一國黨與傳統保守派不斷向選民灌輸「多元必然導致分裂」的恐懼。然而，跨文化民主公開承認了主流社會對社會凝聚力下降的真實焦慮，並提出了實質的解決機制 ，將焦點從「族群隔離」轉向「公民參與」。當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與英格蘭裔澳洲人在民主與法治的普世框架下，並肩參與住房、教育與環境的社區建設時，族群間因缺乏理解而產生的資源競爭焦慮，就會在實質互動中被轉化為強韌的集體社會資本，能有效安撫保守派選民的認同焦慮。

二、 追求「過程的公平」，消除族裔特權的偏見

任何企圖給予新移民特殊標籤的政策會隨著移民生活方式的轉變而引發主流社會的心理失衡，進而製造新的誤解與歧視 。跨文化民主的關鍵賣點在於「過程的公平（Procedural Fairness）」與「過渡支持」，誠實面對移民在定居過程中的實際轉折：例如消除語言障礙、提供對等的就業適應、以及加強對澳洲民主法治的認知支持。每個人在體制面前平等，才是對澳洲公平精神的實踐 。

三、 將「文化多樣性」轉化為國家的核心戰略資產

傳統多元文化政策往往將移民視為需要被特殊照顧的弱勢群體或被動的福利接受者，而一國黨則將其描繪為競爭資源的負擔。跨文化民主則提出相反觀點：移民本身是一種具有潛力的社會資本。從香港在三十年間吸納大量人口並躍升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歷史經驗，到新加坡在民主治理框架下融合多元文化並建立穩固國家認同的現實，都說明多樣性本身就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來源。

跨文化民主的主張進一步強調，應戰略性投資族裔媒體（CALD Media）與族裔語言社區廣播（Ethnic Community Broadcasting），並將其升級為跨文化公共討論平台，透過制度設計釋放不同背景社群在國際貿易、外交、科技與文化領域的潛能，使澳洲能保持優勢地位。

四、 賦予獨立政治力量作為橋樑的角色與價值

現在就是時候, 澳洲各級議會要容讓不隸屬任何主要政黨派系少數族裔獨立候選人參與，跨文化民主要成為最具辨識度的政治名片。它不受黨鞭約束，也無需向特定利益集團妥協，而是以務實、客觀的立場，充當主流白人社會與移民社群之間的「橋樑建設者」。

無論未來由工黨還是自由黨執政，這一框架都能推動真正的跨黨派合作，修正並完善現有的人口與社區政策。在當前維州乃至整個澳洲政治版圖中，這種獨立、理性且具建設性的第三方聲音，正處於一個稀缺而具有高度吸引力的「黃金位置」。

邁向「跨文化民主」的多元共治

要打破目前主流政黨在移民與社會凝聚議題上的僵局，澳洲的政治光譜需要注入一股真正理性的獨立聲音。一個具有移民背景且不代表任何主要政黨派系的獨立候選人，往往比那些受制於黨派約束與派系利益的政客更具優勢。無論未來是由工黨還是自由黨執政，獨立力量都能以客觀、務實的態度與執政政府展開跨黨派合作，去修正並精煉那些粗疏的人口與社區政策，確保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澳洲經歷生活轉折時，都能得到合理的對待。

這正是「跨文化民主」的核心精神：我們不會忽視社會凝聚力所面臨的現實挑戰，但同時堅持，普世價值的落實與高度文化多樣性在現代民主國家中完全可以共存。

新加坡的成功是一個具啟發性的例子。儘管其地理規模與文化多樣性的複雜程度與澳洲有所不同，但新加坡仍在西方民主制度的框架內，結合儒家文化強調的社會責任與集體和諧，在維持多元種族特色的同時，成功建構出穩固的共同國民認同。

同樣地，香港昔日「東方之珠」的發展歷程亦從未依賴單一、純粹的同質文化，而是在廣東人、來自中國各省的移民、回流華僑，以及西方文化在公共空間中的高度互動與融合之中逐步形成其繁榮基礎。

澳洲政府應從這些經驗中汲取制度設計上的啟示，透過體制創新來激活公民參與，方能真正實現跨文化民主所追求的長遠價值。

維州多元文化政策的升級

維州長期以多元文化主義先驅自居，從歷史悠久的維州多元文化委員會（VMC），到各類年度多元文化節慶，政府在「尊重差異」與「文化展示」方面投入了大量資源。然而，現行模式往往仍停留在表層的族裔和諧呈現，例如在「和諧日（Harmony Day）」品嚐不同族群的食物、欣賞傳統舞蹈等活動，卻未能將文化多樣性真正轉化為民主參與與公共決策的實質力量，恰恰給了一國黨反對多元文化主義的藉口。

我們不需要更多流於形式的節慶嘉年華，而是實質性的跨文化公共對話空間。政府應對語言服務、族裔媒體及全國社區廣播聯合會等平台進行戰略性投資，從單向的訊息翻譯工具，升級為不同群體共同討論公共議題的「跨文化媒體平台」。唯有讓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人與英格蘭裔澳洲人在同一個公共空間裡針對住房、教育、環保等實質政策展開對話與協商，多元文化才能擺脫孤立的標籤，凝聚成強韌的維州公民文化。

一國黨之所以能成功煽動選民，在於其將住房危機與生活成本上升簡化為主流社會與新移民之間的「零和競爭」敘事。要有效破解這種民粹框架，跨文化民主主張在社區層面建立以「共同責任（Shared Responsibility）」為核心的互動機制。

然而，現行政策的關鍵缺失在於不同族裔群體之間缺乏日常層面的實質接觸：華人主要接觸華文媒體，穆斯林社群活躍於自身社交圈，而主流白人社區則依賴英文主流媒體。儘管生活在同一城市，不同群體卻被分隔在彼此隔離的資訊與文化繭房之中。

因此，未來的社區發展政策應當鼓勵跨背景居民共同參與以在地需求為導向的公共項目，例如跨族群志工網絡、社區安全協作、環境保護行動及長者照顧計畫等，從而重建不同群體之間的信任與連結。

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再只是並存於同一個地方，而是為了同一個社區的福祉並肩工作時，原本因缺乏相互理解而產生的資源競爭焦慮，就會在互動中被轉化為集體的社會資本。透過共同參與，無論我們來自何方，我們對澳洲的未來都負有相同的責任，也共享同一個未來。

結語：不是更少的移民，而是更多的參與

面對住房壓力、生活成本飆升以及社會凝聚力下降所帶來的焦慮，主要政黨要麼採取短視的經濟邏輯，在缺乏配套規劃的情況下盲目擴大人口規模；要麼訴諸民粹式排外與回歸單一文化的口號，試圖以飲鴆止渴的方式緩解問題。然而，歷史與現實已一再證明，澳洲的未來不可能建立在封閉與歧視之上。

這並非一場關於「減少移民」或「增加移民」的數字爭論，而是關於「我們如何成為共同的澳洲人」。一國黨認為澳洲的挑戰在於多元，但我深信澳洲的困境在於缺乏互動。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我們將致力於在議會中跨越黨派派系的利益，推動這場面向未來的制度轉型。

我們不需要特權，但我們要求過程的公平；我們不要求放棄文化認同，但我們必須共享公民責任。讓我們停止指責，開始建設。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幅非黑即白的排外藍圖，而是一個讓多樣性轉化為國家競爭力、讓所有人都能深度參與的跨文化澳洲。這就是跨文化民主，也是我們許諾給維州與澳洲人民的共同未來。

本刊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