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後世界變了，AUKUS能否跟上變化？

這不僅引發法澳外交風波，也被視為澳洲冷戰結束以來最重大的戰略轉向之一。

當時的戰略邏輯十分清晰。中國軍事力量快速擴張，美中競爭持續升溫，印太地區被視為未來全球權力競逐的核心舞台。澳洲希望透過更深層次地融入美國主導的安全體系，獲得更強大的軍事能力與科技支援，同時向區域盟友展示其長期戰略立場。在不少戰略分析人士眼中，AUKUS不僅是一項潛艇計劃，更代表澳洲正式將自身定位於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一環。

然而，五年過去，AUKUS依然存在，但世界已經不是2021年的世界。在這樣的背景下，AUKUS是否仍然建立在正確的戰略假設之上呢？

從新潛艇到二手潛艇

2021年9月，時任澳洲總理莫里森聯同美國總統拜登及英國首相約翰遜共同宣布成立AUKUS。整個計劃主要分為兩大支柱（Pillars）。

第一支柱（Pillar I）是由美英兩國協助澳洲建立核動力潛艇能力，大幅提升澳洲在印太地區的遠程水下作戰與威懾能力；第二支柱（Pillar II）則聚焦先進國防科技合作，包括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網絡安全、自主系統、電子戰、極音速武器及水下無人系統等新興領域。 

在2021年的國際氛圍下，這項計劃獲得澳洲主要政黨支持。當時北京與堪培拉關係跌至低點，澳洲對中國軍事崛起的憂慮不斷升溫，而美國則被普遍視為可靠且穩定的安全保障者。因此，AUKUS被認為是澳洲應對未來地緣政治風險的重要保險。

然而，五年後，AUKUS近月再次成為澳洲政壇焦點，原因並非來自中國，而是來自美國。澳洲國防部長Richard Marles日前同意接受美方提出的新安排，未來澳洲將購買三艘二手Virginia級核動力潛艇，當中不包括原先規劃中的新建艦艇。

按照早期構想，澳洲原本希望取得至少一艘全新的Virginia級潛艇，再配合部分二手艦艇，作為過渡至未來SSN-AUKUS艦隊的橋樑。但到了2026年，方案已調整為三艘全部來自美軍現役或退役序列的二手艦艇。澳洲政府表示，此舉可降低成本、統一培訓與維修體系，並有助加快形成核潛艇作戰能力。

但有批評認為，這實際上反映澳洲正在接受一個規格較低、選擇較少的方案。更關鍵的是，這場爭議暴露出AUKUS最根本的結構性問題：澳洲投入數千億澳元建構未來國防能力，但最核心的裝備供應、維修體系、關鍵技術與最終交付時間，依然高度掌握在美國手中。

AUKUS的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AUKUS經常被外界形容為「亞洲版北約」，但從法律與制度層面來看，這種說法其實並不準確。

嚴格而言，AUKUS並非正式軍事同盟。一般國際關係學界所理解的「軍事同盟」，通常建立於具法律約束力的條約之上，並包含成員國在受到攻擊時相互提供軍事援助的承諾。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其明確規定任何成員遭受攻擊時，其他成員有集體防衛義務。然而，AUKUS並不存在類似條款。

在2021年的聯合聲明中，澳洲總理莫里森將AUKUS稱為「強化版三邊安全夥伴關係」（enhanced trilateral security partnership）；英國首相約翰遜稱其為「新的三邊防務夥伴關係」；美國總統拜登則形容為「三邊安全合作的新階段」。三國領導人均刻意避免使用「軍事同盟」或「防衛條約」等字眼。換句話說，AUKUS的本質更接近一個長期安全與科技合作框架，而不是一個類似北約的集體防衛組織。

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AUKUS真正提供給澳洲的，並不是一份安全保證，而是一套軍事能力建設方案。澳洲獲得的是核潛艇、軍事科技、情報合作與產業整合，但並沒有獲得一張保證美國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出兵協防的保單。

澳洲歷屆政府始終強調，加入AUKUS是基於澳洲自身的安全需求，希望透過引進美英軍事技術，提升國防能力，進一步融入西方防務體系。但這項合作也有助美國進一步鞏固其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布局與盟友網絡。因此這裡值得思考的是：AUKUS究竟主要是在服務澳洲的國家利益，還是同時成為美國維持印太主導地位的重要工具？

無論如何，AUKUS本質上是一項極其龐大的戰略投資，而不是一份保險契約。任何投資都建立在一系列假設之上：美國將持續維持印太主導地位、美國具備足夠工業能力交付潛艇、中國將持續構成主要戰略挑戰，以及大型核潛艇仍然是未來戰爭的重要資產。

世界已不是2021年的環境

過去幾年，國際局勢已出現明顯變化。中澳關係在經歷貿易摩擦後有所回暖；中國依然被澳洲視為最重要的戰略挑戰之一，但雙邊關係已不再如2020至2021年間般高度對立。

另一方面，特朗普重返白宮後，美國外交政策再次呈現強烈的「美國優先」色彩，盟友關係也愈來愈帶有交易性質。從對北約盟友施壓增加軍費，到要求合作夥伴承擔更多成本，美國外交愈來愈呈現交易式特徵。甚至連AUKUS本身，都曾遭到五角大樓重新檢視。美國內部出現聲音質疑美國自己都缺核潛艇，為何要賣給澳洲？

由此可見，2021年的拜登政府與2026年的特朗普政府對盟友的理解截然不同。那麼，澳洲是否把未來40年的國防規劃建立在一個政治變化極大的盟友身上？又，如果潛艇由美國製造、維修依靠美國、軟件由美國更新、武器系統由美國供應，那麼澳洲是否真正擁有自主運用權？

與此同時，澳洲國內對AUKUS的討論亦開始出現變化。2021年至2023年間，辯論焦點主要圍繞戰略理念與地緣政治判斷；但到了今天，討論已逐漸轉向更現實的問題——美國潛艇產能是否足夠？澳洲是否有能力承擔長期成本？潛艇能否如期交付？如果美國政策改變又該如何應對？

因此，AUKUS終從戰略願景走進現實世界，而當現實開始介入，許多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也開始受到重新檢視。

烏克蘭與中東戰爭揭示新戰爭模式

另一個值得重新檢視的問題，是戰爭本身。

2021年的AUKUS，本質上仍然建立在冷戰式海權思維之上：潛艇、艦隊、海上封鎖與大國對抗。然而，烏俄戰爭改變了許多人對未來戰爭的想像。俄烏戰爭顯FPV無人機、AI導引系統、衛星情報、電子戰等可以以極低成本摧毀昂貴武器系統。而2025-26年間中東局勢升溫，美伊衝突與紅海危機亦反映無人機、導彈、網絡攻擊正逐步改變傳統戰場。

許多軍事學者開始提出未來戰爭可能不是大型艦隊決戰，而是無人系統與分散式作戰。一架價值數千美元的無人機，可以摧毀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坦克；數十架廉價無人機組成的蜂群攻擊，足以癱瘓昂貴防空系統；電子戰與人工智能甚至能在沒有大規模軍隊接觸的情況下改變戰場局勢。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澳洲花數千億澳元建構核潛艇艦隊，是否過度押注於單一平台？

未來戰爭未必由最大威力的武器決定，而可能由最快的創新決定。這也是為何AUKUS第二支柱（Pillar II）近年受到愈來愈多關注。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網路安全、自主系統與無人作戰平台，或許才是真正決定未來戰場優勢的關鍵。

因此可以討論：核潛艇雖然仍然重要，但是否值得澳洲投入數千億澳元作為國防規劃核？

AUKUS買的不只是潛艇

澳洲擁有充足財政資源與穩定政治環境，但人口規模有限，國防工業基礎相對薄弱，難以單靠自身建立完整的高端軍事科技體系。所以澳洲購買的並不只是幾艘核動力潛艇，又或是個別的國防能力，而是進入美英最高層級國防科技圈的門票。澳洲歷來也都傾向透過與盟友合作取得關鍵技術，從二戰後依賴英國，到冷戰後依賴美國，皆是如此。

AUKUS也並非澳洲唯一的安全合作框架，它還是「四方安全對話」（Quad）成員之一，與美國、日本及印度在海上安全、供應鏈韌性及科技合作方面持續深化合作。近年澳洲亦積極加強與日本、韓國、法國及歐洲國家的防務關係。澳洲選擇用金錢去購買友好國的技術沒有對錯之分，但是在這之中，如果澳洲的目標是提升國防能力，現在是否需要將如此龐大的資源集中於AUKUS？又是否應探索更多元的技術與安全合作選項？更甚至乎，澳洲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國防能力？

核潛艇最大的價值在於威懾，透過讓潛在對手相信攻擊成本過高，從而避免衝突發生。但威懾的前提，是存在一個足以構成威脅的對手。如果AUKUS是為了威懾中國，最終無可避免會回到同一個問題：中國究竟構成多大的挑戰？而澳洲又應該用什麼方式回應這項挑戰？

中國已從潛在威脅變成現實

2021年AUKUS成立時，中國崛起仍然帶有某種「未來式」色彩。各國討論的重點，是中國會不會成為足以挑戰美國主導地位的力量。但到了2026年，這個問題某程度上已經有了答案。

中國已被普遍視為印太地區最重要的軍事力量之一。根據多項國際軍事評估，中國海軍已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艦艇，第三艘航空母艦已展開海試，遠程導彈、反艦導彈、高超音速武器及無人作戰系統亦持續發展。與此同時，北京在南海的軍事存在逐漸常態化，解放軍圍繞台灣的大規模聯合演習亦日益頻繁。

軍事層面以外，中國亦積極透過經濟合作、基礎建設投資與外交布局擴大區域影響力。無論是太平洋島國、東南亞，還是全球南方國家，北京的存在感都遠高於五年前。因此，澳洲戰略界近年的討論重點，已經從「中國會不會崛起」，逐漸轉變成「如何與已經崛起的中國共存」。而這正是AUKUS最根本的背景。

澳洲最大的安全夥伴是美國，但最大的貿易夥伴仍然是中國。澳洲的安全戰略與經濟利益，某程度上正被拉向兩個不同方向。

中國究竟是什麼樣的挑戰？

AUKUS某程度上建立於一個前提：中國正在成為澳洲未來最大的安全挑戰。但問題是，中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而中國又是否真的如部分政治論述所形容般具有強烈擴張性？

五年過去，澳洲社會對中國的理解似乎仍然存在兩種極端敘事。第一種認為，中國正在挑戰現有國際秩序，因此必然會成為澳洲未來最大的安全威脅。第二種則認為，中國只是正常崛起的大國，西方社會誇大了中國威脅。現實往往介乎兩者之間。

從客觀事實來看，北京近年確實持續增加軍費開支，加快海軍現代化建設，在南海推進軍事化部署，並透過海警、灰色地帶行動及經濟工具向周邊國家施加影響。在台海問題上，解放軍的軍事活動亦較十年前明顯增加。

從澳洲、日本、美國以及部分東南亞國家的角度而言，這些變化都意味著中國正在重塑區域力量平衡，因此需要透過新的安全架構加以回應。這也是「中國威脅論」能夠成為澳洲主流安全敘事的重要原因。在西方戰略研究中，中國經常被拿來與過去崛起的大國比較，例如19世紀的德意志帝國、20世紀的日本帝國，甚至冷戰時期的蘇聯。這些案例大多伴隨軍事擴張與區域衝突，因此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崛起最終也可能走向類似道路。

然而，北京對自身角色的理解卻截然不同。

中國威脅論

中國官方長期強調，自己的核心目標並非建立海外帝國，而是維持國家統一、政權穩定與發展利益。無論是南海、香港、新疆，還是台灣，北京通常將相關議題定義為主權問題，而非對外擴張問題。各種的軍事現代化更多也是為了防止外部干預、維護國家統一，更直接地說，是為維持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與發展。

所以，今日的安全政策本質上也只是對歷史創傷的回應。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追求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領土擴張，而是區域影響力、經濟主導權、科技競爭力，以及在國際秩序中的更大話語權。

這也引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理解，是否過度套用了自身歷史經驗？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擴張往往伴隨領土擴張、軍事佔領與勢力範圍的爭奪。但中國是否也遵循同一套邏輯？

許多西方國家的歷史建立在民族國家、殖民擴張與海外勢力投射之上；而中國的歷史敘事則更傾向於一種以文明為核心的政治共同體。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天下」觀念，某程度上更重視中心與周邊的秩序關係，不完全是現代西方理解的國界與主權概念。從漢、唐、元、明到清，不同民族與政權不斷更替，即使有不同民族與政權曾多次進入中原地區，但最終都被納入「中國」的歷史敘事之中。

這種歷史經驗塑造出一種特殊現象：中國既有強烈的統一觀念，卻未必完全符合西方理解中的傳統帝國模式。因此，中國究竟是否具有擴張性，本身便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

中國歷史本身也與西方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有所不同，這種歷史經驗也塑造了中國對權力、秩序與影響力的獨特理解。支持「中國威脅論」的人會指出，北京近年持續擴張軍力、加大對台軍事壓力、推進南海軍事化，這些都是改變區域現狀的行為。但另一方面，北京則認為自己是在回應美國主導的圍堵與遏制，而非主動尋求擴張，也沒有這方面的慾望。

澳洲了解中國嗎？

對一個高度依賴經濟發展維持政治穩定的威權國家而言，和平與穩定本身往往也是重要利益。戰爭可能帶來民族主義動員，但也可能危及經濟增長、資本流動與政權穩定。因此，中國究竟是尋求改變現狀的修正主義強權，還是一個更關注自身安全與發展空間的大國，國際社會至今仍有不同解讀。不過，以目前來看，中國追求的似乎不是佔有更多的土地。

那麼，如果中國追求的並非傳統殖民式的領土擴張，那麼澳洲斥資數千億澳元建立核潛艇艦隊，究竟是在回應什麼樣的挑戰？

今天澳洲擔憂的未必是中國軍隊登陸澳洲本土的可能性。更多應該是中國是否正在透過經濟影響力、科技競爭、供應鏈控制、外交布局與軍事存在，逐步重塑印太地區的權力結構。這種挑戰未必表現為傳統戰爭，卻可能深刻影響澳洲未來的安全環境與政策選擇。

或許，AUKUS辯論背後真正值得追問的，不只是中國是否構成威脅，而是澳洲究竟如何理解中國。如果澳洲對中國的理解本身仍存在偏差，那麼無論投入多少資金購買潛艇、建立多少新的安全機制，都未必能真正回應它所面對的挑戰。AUKUS最終考驗的，也許不只是澳洲的軍事能力，而是澳洲是否真正理解自己所要面對的世界。

及時止損

AUKUS可以購買潛艇、建立威懾能力，也能深化澳洲與美英的安全合作，但它無法解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澳洲規劃未來數十年的國防戰略時，它究竟是在回應一個真實存在的挑戰，還是一個基於特定時代背景所建構出來的戰略想像？

畢竟，AUKUS並非一般政策，而是一項橫跨數十年、涉及數千億澳元的長期投資。從潛艇採購、基地建設、人才培訓到產業配套，每一項決定都建立在對未來安全環境的判斷之上。而戰略投資最大的風險，從來不只是成本，而是判斷失誤。

如果未來的競爭核心仍然是海權與軍事威懾，那麼核潛艇或許仍是合理選擇；但如果國際競爭愈來愈體現在人工智能、網絡安全、供應鏈、太空科技與經濟韌性等領域，那麼將大量資源集中於單一大型軍事平台，是否仍然符合澳洲的長遠利益，便值得重新思考。

更重要的是，對澳洲這樣一個地理位置相對孤立、長期未直接面對外敵入侵的國家而言，國家安全的定義本身也正在改變。除了傳統軍事威脅之外，能源安全、關鍵基礎設施、網絡攻擊、區域穩定與經濟韌性，同樣可能成為未來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AUKUS 2.0」

因此，今天的討論或許已不再是「要不要AUKUS」，而是「怎樣的AUKUS才適合2026年的世界」。

五年前，AUKUS被視為應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答案；五年後，最大的變數卻來自提供潛艇的一方。美國的供應能力、財政壓力與政治轉向，正逐漸成為計劃能否落實的關鍵挑戰。與此同時，戰爭形態也在快速演變。 

在這種背景下，澳洲或許需要的不一定是放棄AUKUS，而是重新調整其重心。例如加大對第二支柱（Pillar II）的投入，發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無人系統與本土國防工業能力，同時提升戰略自主性，減少對單一供應來源的依賴。

五年前，AUKUS回答的是2021年的問題；今天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澳洲是否需要AUKUS，而是當戰略環境已經改變，AUKUS能否跟上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