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編輯部 圖:維基百科 日前,香港教育局計劃更新沿用14年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發表了諮詢文件,提到繼續以「用普通話教中文」(俗稱「普教中」)爲遠程目標,以校本方式推行,又指出中小學生應具備「認讀簡體字能力」,並把「認同國民身分」等列爲學習宗旨。相關文件在香港社交網站觸發激烈討論,不少香港網民質疑當局要進一步「內地化」,但也有中學校長表示認同,認爲學生需要對簡體字有認知。與此同時,中國官媒罕見發聲,對漢字「繁簡之爭」表達意見,指不應使「繁簡之爭」成為政治議題。 「普教中」引香港市民爭議 香港媒體日前報道稱,特區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在去年12月發表了《更新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諮詢文件。文件提及,學生在掌握繁體字後,也應具備認讀簡體字的能力,「以擴大學生的閱讀面,以及加强與內地、海外各地的溝通」,並須關注學生運用規範書面語的能力,以免他們表達受口語或網絡語言影響。課程繼續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爲遠程目標,建議學校按校情考慮是否推行。 修訂還更强調課程有培養家國情懷的功能,以往「體認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宗旨,修訂爲「成爲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分,並具備世界視野,持守正面價值觀和態度,珍視中華文化和尊重社會上的多元性」。 香港教育局的出發點雖好,但不少香港網民質疑修訂把課程强調「用普通話教中文」與簡體字,把課程「內地化」,也有批評特區政府沒有諮詢家長意見。寧波公學資深中文科教師王美琪認爲,以前的經驗發現「普教中」阻礙學生學習,「有『普教中』學校要求學生以普通語應考舊制會考中文科,結果聽力與口試均見詞不達意。」她稱,粵語也能學好中文,只要學生廣泛閱讀,便可培養使用規範書面語能力。她認爲課程文件與教學現况分別不大,但現時政治氣氛下,網民難免對修訂更爲敏感。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認爲,「普教中」迄今仍未獲教育界共識,當局應剔除遠程目標。 有香港媒體稱,該建議在香港教育界也引起不少爭議。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林湘雲稱,他認爲學簡體字「不需要太迫切」,現在讓小學生學簡體字的做法也不太普遍。林湘雲表示,有電子詞典等工具配合,學生到社會後自然能掌握簡體字,「沒必要死板地納入課程中」。香港電臺5日稱,有反對者稱,讓中小學生學習簡體字是「政治手段」。 對於爭議,香港教育局回應表示,「認讀簡體字」以往在2002年的課程指引中就已經提出,並非今次更新的諮詢項目。而且,教育局强調建議學校「先繁後簡」,在學生基本掌握繁體字後,例如高中階段,可酌量學習簡體字,以便認讀簡體字排印的書刊,拓寬閱讀範圍。今次諮詢過程通過多方渠道,搜集意見,也歡迎公眾提交建議;在整理意見後,將交由課程發展議會討論。 「認讀簡體字」也得到一些教育界人士的支持。直資學校議會主席招祥麒的看法是,「毫無疑問有需要」。招祥麒稱,不論是內地與交流,還是閱讀內地書籍期刊,都需要用到簡體字毋須刻意逃避,但教學時可「當成另一種語文處理」,解决混淆問題。教師工會「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也表示,一般要求學生懂得閱讀簡體字已可,不是要求懂得書寫,也不見考試時要評估繁簡對照能力,相信新指引不會對學生造成負擔。 中國官方罕見發聲 正當香港人為「普教中」激烈討論時,中國大陸官方喉舌《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署名文章,聲言針對近日香港就繁簡體字問題引起的爭議,呼籲大眾理性探討繁簡體字,何者更有利於文化傳承,莫將問題附加政治含義,强分正宗旁門,甚至給使用者扣帽子和安罪名,那便「無理且失禮了」。 署名王平的作者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台港澳專頁撰文指,這是「一些香港傳媒和激進政治組織炒作」,並支持教育局所言,指這將有助拓闊學生閱讀面,可獲更多發展機會。文章續稱,香港和臺灣有人聲稱「繁體字才是正統」,其實是讓繁簡之爭帶上政治暗示,「沾染了敵意情緒」。硬把繁簡强分優劣,甚至當作身份標簽,「只能說太過淺薄無知」,因爲文字一直在變化中,「繁體固然更能體現造字依據,但簡體的方便優勢也不可替代」。 文章又指出,在華人社會,早已繁簡體並行,臺灣作家余光中甚至說,繁簡字的使用是「一種生活習慣使然」。可見,繁簡體的使用應回歸實用精神,兼收並蓄,順其自然,才是正道。 漢字簡化無可逆轉 很多人都評論,「漢字繁簡之爭」不應該摻雜太多的政治因素。這番話是似是而非的。理論上說,漢字簡化本身應該是沒有爭議的,之所以出現爭議,本身就是因為政治原因,所以「漢字繁簡之爭不應該摻雜政治因素」是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 從漢字發展的過程來看,在漢字基本字形確立之後,簡化就是漢字發展的主旋律。漢字基本字形的確立大致在漢晋之間,由於楷體漢字筆劃繁多,南北朝以來,在常用的漢字中,有一部分出現了較簡便、筆劃比正字少的「俗體字」,也就是現代簡體字的前身。比如,在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現存的元刻本中,就已經出現了「劉」的俗體字「刘」字的寫法。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從封閉走向與世界接軌,漢字簡化的呼聲更高,有人提出漢字有「三多五難」:字數多、筆劃多、讀音多;難認、難讀、難記、難寫、難用。1920、30年代,學者錢玄同曾發表《减省漢字筆畫的提議》,並提出一套具體的簡化方案,也有學者撰寫《宋元以來俗字譜》、《簡字論集》等著作,爲漢字大規模簡化作學術準備。同期,國民政府開始著手漢字簡化,並且於1935年推出《第一批簡體字表》。 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進行了大規模的漢字簡化,簡體字成爲正式文字。新加坡在1969年推出自己的《簡體字表》,與中國大陸的簡化字有差異,又於1976年,頒佈《簡體字總表》修訂本,與中國大陸《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馬來西亞在1981年出版《簡化漢字總表》,也與《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日本在近代進行了自己的漢字簡化,目前使用的《改定常用漢字表》含2136字,其中約10%為簡體字,簡化方式基本與中國不同(如「澤」簡化為「沢」而不是「泽」)。 如今堅持使用繁體漢字的地區,反而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很快停止了漢字簡化工作,繼續使用繁體漢字,以宣示同使用簡體漢字的大陸地區「漢賊不兩立」。香港因爲是英國殖民地,殖民當局對漢字簡化持無謂態度,因此漢字簡化進程停頓不前。相信,如果沒有1949年大陸治權易手,中華民國政府必將繼續推動漢字簡化進程,並且基本達到與今日相當的簡化程度。今日所謂「漢字繁簡之爭」,實際上是「漢字簡化權之爭」,而非「繁簡字體優劣之爭」。 普通話的來龍去脈 在「普教中」的問題上,除了「繁簡之爭」,還有另一個問題:普通話。所謂普通話,是現代標準漢語的俗稱。中國地域廣袤,方言眾多,歷來沒有「國語」,相互交流困難。明清以降,中央政府有意識地構建能夠用於普遍溝通的通用語言。1728年,清帝雍正上諭內閣,要求官員說官話,特別指出廣東、福建兩省官員需要認真學習官話,上喻發佈之後,閩粵二省的各個郡縣普遍建立了正音書院、書館,教授官話。 此後,「國語運動」漸次推進。1909年,清政府設立了國語編審委員會,將當時通用的官話正式命名爲「國語」,這是漢語首次得到官方命名。中華民國建立之後,經過反復磋商研討,於1932年5月,正式公佈並出版《國音常用字彙》,指定北平語音爲國語拼音和聲調的標準,爲確立國語的標準提供了範本,爲現代漢語標準第一個系統——國語系統。此後的大陸普通話、台灣國語、東南亞華語基本都基於這套系統。 在現代漢語全面推進的過程中,香港成了一個主要的特例。一方面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政府工作語言是英語,民間交流語言是粵語,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作為語言孤島的香港確實沒有使用國語的需要。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基於歷史和現實因素,香港繼續保持著主要使用英語和粵語格局。但是,隨著香港與大陸交流的日益頻繁,學習普通話對香港來說勢在必行,對於這個現實本身,香港人應該也沒有太多的異議。 今天,香港「普教中」說普通話的主要障礙有兩個,其一是政治化的,即一部分香港人認爲,香港和中國既然是一國兩制,那麽香港就應該保持說粵語,而不是轉說普通話。應該說,這種觀點是相當無聊的,當今世界,以英語爲唯一或者主要官方語言的國家很多,互不隸屬,「兩國兩制」說同一種語言尚且沒有問題,一國兩制又何必從語言上區分。其二是現實障礙,粵語在香港通行已久,形成了自己的視聽閱讀範式,從整體上改變比較困難,也是實情。 沒有前途的語言環境...
中國70%人網購曾受騙 網購近年成為中國消費主流平台,假貨詐騙陷阱充斥。中國官媒在315節目上點名京東、淘寶及天貓等大型網商旗下網店亂象。調查指,網購投訴成為中國內地各類型投訴首位,七成以上網民曾有網購受騙經歷。 中國消費者協會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去年協會受理逾2萬宗遠程購物投訴,其中網絡購物佔比95.41%,比前年增長3.13%。消費者主要投訴的對象涉及電商平台、以微商為代表的個人網絡商家 據中國官媒報道,中國消費者首三位熱門投訴,依次為網絡購物、汽車消費及手機消費。眾多網購投訴中,商品質量不合格和假冒較嚴重。 調查顯示,逾70%網民曾有網購受騙經歷、6.5%人遭遇個人訊息被洩漏、網購後遭遇騷擾及詐騙的情況。另有3.5%網民反映,購買的商品在運送途中破損,惟索償很難。 針對網購假貨氾濫,阿里巴巴主席馬雲日前表示,應該從整個中國的格局看待假貨問題,並指假貨不僅給阿里巴巴帶來傷害,更給整個中國社會帶來巨大傷害,治理假貨、打擊知識產權侵權應該是一切商業基礎設施的根基。馬雲強調 ,不能說有了電子商務才有假貨,「今天消滅阿里巴巴容易,消滅假貨難。如果把天貓關了,把淘寶關了,中國從此無假貨,那麼簡單的事我們馬上就關,問題是關了沒用。」 同路點評: 絕對讚同馬雲的說法。從小到大,都聽過一個說法,在「中國的假貨,就是正貨」。在網絡上,亦有很多人製作惡搞圖片,用「Makein China 」這標籤,來嘲笑其貨物是仿真品或假貨。 無可否認地,中國由始至終的問題,都在於假貨問題泛濫。因此無論是網購,或是以其他形式的商業交易,被騙情況一樣沒有辦法改善。的確,假貨的買賣可以使賣家獲利,而且利潤可能非常豐厚。但這現象正一步一步地破壞中國的形象,尤其中國政府現全力推行電子交易。這問題絕不只是打撃中國市民對網購的信心,亦會影響其他國家對於中國產品的信心。 教育局指學生輕生可能有模仿效應 香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立法會表示,對近期學生輕生事件感到痛心和難過,局方已發信給學校,請學校透過不同校本活動加強生命教育,盡快為小五、小六和中學生安排生命教育課,並已向學校提供教材支援。他表示,近日的輕生事件顯示社會可能已出現模仿效應,急切呼籲社會以正面積極態度,看待問題,多關心身邊的人,發放正能量,鼓勵懷疑受困擾的人尋求專業協助,不宜不斷發放負面訊息,否則可能對情緒受困擾的人造成不良影響。吳克儉又指,自殺是複雜行為,原因不能一概而論,強調局方並非這一刻才考慮應對學生學業壓力的問題。 同路點評: 在上期的專題中,我們已經提過自殺是一種會傳染的思想。當自殺事件經媒體大力報導後,同時間就會有很多人模仿其自殺行為。而言,當那麼多學童在如此接近的時間內都自殺,香港教育局的行動又會否顯得過慢呢?其實在面對有自殺傾向的人,如果我們可以帶多一點愛,用多一點時間去關懷他們,也許情況就會不一樣了。 台灣中醫警告亂服成藥恐致腎衰竭 台灣不少人患腎病,需要長期洗腎,給民眾帶來健康警號。中醫師表示,原因之一是部分民眾吃了不肖業者推銷的「假中藥」,實際上則為摻類固醇的西藥,亂吃成藥恐讓腎臟失去功能,需要終身洗腎。 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主任顏宗海表示,洗腎原因多,包括服用來路不明的藥物、糖尿病和高血壓患者沒控制好血糖和血壓、使用腎毒性藥物等等。而中醫師黃尚智則指出,根據2015年健保資料庫,追蹤2.5萬名慢性腎臟患者,其中有5成患者於確診後前往健保中醫就診。結果更顯示,患有腎衰竭的病人,若長期服用非含有馬兜鈴酸的中藥,將減少60%發展成末期腎衰竭的風險。 同路點評: 台灣被稱為「進補之都」,因台灣民眾有很強的進補文化。但台灣也被稱為「洗腎之都」,其實相當諷刺。事實上,已經有不少的醫學報告指出,部分中藥材含有引致腎衰竭的元素,但仍有不少民眾弄不清楚,仍然長期服用。台灣政府應重新檢視進補文化,才可減少這情況。其實只要作息正常,多做運動,也一樣可達到健康生活。 法國禁播《哆啦A夢》原因竟是… 動漫《哆啦A夢》經典、歷久不衰,幾乎每個人都曾幻想自己也能有隻哆啦A夢,是個充滿想像力和奇幻的動漫。不過,日本電影導演辻仁成卻爆料,在法國《哆啦A夢》被列為禁播卡通,因擔憂孩童會受故事主人翁大雄影響,變成一個「廢材」。 辻仁成先前長年定居法國,日前在綜藝節目時,爆出法國禁播《哆啦A夢》,讓在場來賓都非常意外。辻仁成表示,法國教育委員會稱:「大雄那樣凡是遇到困難只會向哆啦A夢求助的行為,不利於孩童的身心發展」,並認為孩童吸收力快,將會受到大雄影響,至此不會學著自己想辦法解決當前困境,「如此一來,在成長的過程中,孩子將會無法面臨挫折,希冀有人來擦屁股。」 隨後,辻仁成也替《哆啦A夢》抱屈,解釋《哆啦A夢》真正精神、思想是人們最終還是要靠自己解決問題,「不過故事的結尾不都是大雄通過自己解決的嗎?」。 同路點評:...
難民政策令默克爾受挫德國地方選舉 當地時間13日晚,德國地方選舉「超級星期天」落幕。三個聯邦州議會選舉的計票結果出爐,德國總理默克爾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表現不佳,而新興的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成為最大贏家。 德國西部的巴登-符滕堡州、萊茵蘭-普法爾茨州以及東部的薩克森-安哈爾特州13日舉行各自的聯邦州議會選舉。這三個州共有超過1200萬合格選民,因此這一天也被稱作德國地方選舉的「超級星期天」。 德國媒體認為,這是2015年難民潮暴發以來的第一次重要選舉,因此對於各黨派在全國的選情來說,有一定的風向標作用。計票結果顯示,德國選擇黨成功進入三個州的議會,尤其是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收穫了24%的選票,成為州第二大黨。德國選擇黨在難民問題上主張強化邊境管控,同時在經濟方面提出有序解散歐元區。分析人士認為,德國選擇黨在「超級星期天」中收穫頗豐,某種程度上受益於一些選民日益高漲的排外情緒。 近半年來,默克爾堅持「張開雙臂」歡迎難民入境。這一政策起初受到了國內民眾的支持,曾有不少德國人主動上街迎接難民。不過,隨著難民涌入導致各種問題增多,民眾情緒有所反彈。與德國選擇黨相比,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士氣低落,失去了巴登-符滕堡和萊茵蘭-普法爾茨兩個州的地方議會主導權。這對於希望尋求連任的默克爾而言,無疑是一個消極的信號。 同路點評:德國媒體分析,默克爾政府的難民政策引起選民不滿,導致了這一選舉結果。德國之聲廣播電臺認為,基民盟「兵敗如山倒歸根到底是因為默克爾的難民政策」。 有分析人士認為,基民盟這次受挫,不意味著默克爾的選情真有那麼糟糕。一些民眾把票投給右翼政黨,只是為了表明對默克爾難民政策的不滿。但在真正的聯邦選舉到來時,選民會更加理性。不過,如果希望選民作出更加理性的選擇,基民盟大概只有兩個策略:請默克爾女士改變移民政策,或者換掉默克爾女士。如今看來,默克爾女士爲了面子死撑的可能性比較大,她可能情願下臺也不會承認政策錯誤。 澳聯邦司法部長訪歐 呼籲尊重「多元文化」 澳洲聯邦司法部部長基南(MichaelKeenan)本周在於柏林舉行的,各國議會聯盟打擊反猶太主義大會(Interparliamentary Conference on Combating AntiSemitism)上發言提醒歐洲國家的議員們指,來自中東和非洲衝突地區雜亂無章的尋求庇護者人流正在考驗歐洲各國民眾對多樣性的容忍度,但允許「憎恨、極權主義和暴力意識形態」傳播的社交媒體和技術或會帶來反猶太主義的興起。他認為,政治領導層對為討論奠定基調至關重要,「各國政府需要通過促進共同民主社會價值觀的承諾的實現來展示領導能力。」並強調稱,多元文化對於打造有聚合力的社會而言依舊至關重要,故各國的政界領袖們有責任通過推廣對文化多樣性的尊重來打擊種族和宗教憎恨,「自由民主是建立在對文化多樣性的尊重之上的。不過,作為社會,我們也需要在受到法律支持的共同民主價值觀這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在澳洲,公民身份和居住資格不會簡單地賦予特權和權利,但包含基本的責任。這些責任忠於澳洲長期民主政體的價值觀和制度。」他還強調稱,譚保(Malcolm Turnbull)政府立法規定,針對國籍、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開展建議、提倡、鼓勵或鼓動種族滅絕的行為是違法的。基南的歐洲之行還包括在巴黎關於打擊外國公務員受賄的經合組織(OECD)部長級會議上發言,以及和英、法、德三國的司法部部長討論安全事務。 同路點評:對資源的爭奪、狹隘的民族/種族主義、暴力極權主義始終存在於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當中。而每當這些意識抬頭的時候,往往是經濟開始滑坡,社會包容力開始下降,地區局勢出現動蕩的時期。二戰結束後的世界經歷了一個相對較長的和平時期,多元文化和民族融合成為了許多國家的國家政策,有效促進了民主社會的進步。但眼下,反猶太主義、軍國主義、ISIS 伊斯蘭極端原教主義者開始利用無孔不入的社交互聯網,向三觀未成熟的年輕人灌輸此類反人類和諧的想法,在一些難民庇護國家引發衝突混亂。故這些國家更應堅持多元文化,而非閉關鎖國,積極幫助難民融入社會,維持國家穩定。 州立學校石棉檢查合格率僅3% 維州反對黨教育部發言人Nick Wakeling質疑安德魯(DanielAndrews)工黨政府未有信守選前承諾,針對石棉問題至今尚無任何明確行動。依據2015年年初對維州1440所州立學校的石棉檢查結果顯示,僅39所(佔3%)合格。但安德魯州政府堅持稱,至2020年清除掉所有學校中的危險物質的目標可以達成──去年的預算已備有4200萬澳元用於拆除或更換含有石棉的設備,已對所有學校完成了審查,將在67所學校的升級過程中清理石棉物,以及開展旨在訓練學校職工進行石棉管理的培訓項目。 同路點評:石棉常被用於製作保溫、耐熱、隔音等建材,其本身雖無毒害,但其纖維可引發石棉肺、胸膜間皮瘤等疾病,故被列為致癌物。許多國家選擇了全面禁止使用該危險性物質,但在澳洲,石棉的使用依然十分廣泛。考慮到下一代的健康和安全,在學校建築設施中徹底取消石棉的使用是必須的。但顯然這會是一個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漫長過程。 雪梨百日咳病患已逾150例 截至目前,今年雪梨百日咳患者已達150例。雪梨地區健康署主任LeenaGupta指,今次百日咳的高發地段主要集中在內西區的Canterbury(35例)、Marrickville(26例)、Ashfield(23例)以及Leichhardt(22例)。該疾病去年亦十分盛行,曾多達979例。Gupta表示,該疾病的患病率的增長會導致整個新州的患病率上升,「其中59歲年齡階段的患者最多,然後是1014歲和04歲。」由於病例不斷增多,政府規定所有在2014年10月1日以後出生的兒童都需在今年4月接受疫苗注射,以預防該疾病再次蔓延。 同路點評:百日咳的起初症狀因與普通感冒或病毒性流感類似,表現為輕微發熱、四肢疲乏、咳嗽等,往往容易被家長或患者自行誤判,導致病情延誤。中後期才會呈現陣發性咳嗽,並伴有嘔吐、呼吸困難等症狀,病程長達數周。最易感染該病的群體為兒童和嬰幼兒,情況嚴重者或會危及性命,故發現症狀因即時就醫。此外,即時接種疫苗亦是有效的預防方式。 南澳反對黨公佈二十年發展綱領 南澳反對黨領袖馬歇爾議員(Steven...
文:本刊編輯部 圖:蘋果日報 香港自去年9月開學至今,已有18名學生自殺,當中年紀最小的只有11歲。自殺這行為,當中絕大部分是個人因素所引起。當自殺接二連三地發生,並同樣發生在學生身上,自殺就不可能是個別事件,而是一個無可迴避的社會問題。教育的原意是讓人步向光明和幸福,但當學生在接受教育時不斷被推向絕望和死亡,我們就應反思整個教育制度,甚至社會的價值觀,是否已經被扭曲到一個令人不可以接受的狀態,絕不是一句「感到悲痛,勉勵年輕人珍惜生命」或像香港教育局局長所認為,「已經有合適機制去防止」就能解決。 近日,香港有一名醫科大學生和兩名中學生,在連續三天間,決定了結其短暫的生命,事件引起香港社會強烈關注學生自殺問題。自去年9月開學至今,在短短半年間,已經有18名學生自殺。這些自殺個案的原因,都離不開「學業壓力」這四個字。明顯地,綜合這些自殺案件,已經不能單純地以「個別事件」名義,就不了了之。教育,本是令學生認識世界,為甚麼卻令他們離開世界? 家長、學校和教育局之過 環觀世界各地,學童自殺的新聞絕不是奇聞,當中涉及到的原因亦有所不同。例如日本大多學生的自殺原因,是因為受到校園欺凌。而美國學生自殺原因,有因學業壓力,也有因感情或朋輩問題。在澳洲,亦不時有學生自殺的報導,但當中絕少因學業壓力而輕生的。當我們細心留意,香港的學生自殺,其原因總離不開學業問題。當中,家長、學校和教育局都要為使學生承受過重的學業壓力而負上一定責任。 香港人崇尚精英主義,觀念根深柢固,由小學分班,到大學生畢業求職都面對以「成績分高下」。大多家長們從小已經向孩子灌輸一種觀念,就是把學業成績的好壞和將來在社會的成就劃上等號。成績好就容易找到好工作,成績不好的就被冠以「人生失敗組」稱號。在精英主義的影響,家長們漸漸對孩子的期望,不再停留在讀書識字這範圍,變成「培育」小孩學習十八般舞藝,琴棋書畫是基本配備。學生在家長期望下,承受著一定的學業壓力。而大多學校在面臨學童人口減少,在收生不足的情況下,只好放棄其辦學理念,配合大環境以學生成績作為宣傳策略,製造一個精英學校的形象,以吸引更多的家長的青睞。但要以成績作為宣傳重點,變相加強操練學生,使學生們在空餘時間得不到應有的喘息空間,壓力倍增。 另一方面,香港教育局卻漠視這情況。公平而言,香港的教育制度和設計並沒有太大問題,問題在於香港教育局在設計這些制度時,忽視了香港的教育文化和社會觀念,使原本好好的課程設計,變成學生、學校和家長的另一種負擔。早前鬧得熱哄哄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就是一個好例子。當社會提出問題時,教育局官員就隨便勸喻一句「學校和家長不要太著重成績」或在電視上下廣告,說:「求學不是求分數」便敷衍了事。 一環扣一環的社會問題 在社會中的旁觀者,或許會以左一句「都是教育制度問題」,右一句「都是那些怪獸家長給太大壓力」作總結。但如果我們單單怪罪於教育制度、家長給予太大壓力或學生的「抗壓能力低」,只會看到最表面的問題,而且有欠公允。學生們走上絕路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看不到前路,看不見將來有甚麼是自己可控制的,但生和死是他們此刻可掌控的。其實,學生自殺問題,是一個一環扣一環的社會問題。 細心一想,為甚麼在澳洲或美國等,絕少學生因成績問題而自尋短見?因為對他們而言,成績的好壞與將來的生活沒有太大關係。以澳洲為例,如果讀不上好的大學,在中學畢業後,能選擇的工作也不少,而且待遇也並不比大學生差。即使大學時的成績不理想,轉科或選擇停學一年,然後到外工作或旅行的例子比比皆是,根本形成不了多少學業壓力。而在美國,大多只有最高等的學府,才會傳出有學生因「學業問題」而自殺的消息。但擔心前途問題並不是他們自殺的主因,而是自尊感。在最高等學府的大學生,本身在中學時便是屬於最出眾的一群。但在最高等的大學中,漸漸發現自己再也不是最突出的一群,因而產生強烈的自卑感而自殺。 但香港的情況就很不同。香港社會發展單一,意識形態觀念強大,某些行業一直被冠上「有前途」、「能有好生活」之名。而能擠身那些行業的,都是那些讀得上大學的,還要是一、二級榮譽成續畢業的,才有最基本的保證,能在該行業立足。更不要談那些讀不上大學的人,背負的壓力有多大。不要忘記,在澳洲能讀大學的,接近35個百分點。在香港,只有區區的18個百分點。正正是因為學生們在成長過程中,更了解這社會的結構問題,漸漸因學業問題,而對前途產生無力感,最終才決定走上絕路。 在這社會結構下,其實學生、家長、學校或教育決策者,都是處於被動的狀態。與其再歸咎於學生「抗逆力」低、家長給予太多壓力,倒不如檢討社會結構的問題。 自殺是一種會傳染的思想 無奈是,改革教育制度或社會結構,並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做到。要阻止悲劇的延續,只有社會的價值觀,能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内作出改變。 根據一項調查顯示,如果一宗比較特殊的死亡案件上了報紙頭條,或經媒體強力報導,結果類似的死亡案件在那一陣子就會增加。因此可說自殺是一種會傳染的思想。當大家把學童自殺的新聞都當作小事時,在學童的眼中,漸漸也會把自殺當作等閒事。那時侯,社會就真正面對不可逆轉的危機。 在美國的三藩市的金門橋,是當地有名的自殺聖地。加州政府為減少自殺人數,在那增設巡邏隊,亦討論加建護欄的可能性。在1995年,加州高路公路巡邏隊為制止某些人想作為第一千名自殺紀錄者,就不再對媒體公佈死亡人數。在日本,日本政府為正視嚴重的自殺問題,在2005年,相繼推出《自殺對策基本法》和《自殺對策白皮書》,以減少自殺率。因此,如果我們只認為簡單一句「要珍惜生命」或設立所謂的機制就能減少學童自殺,不去正視真正的問題核心,這些使人痛心的新聞只會不斷重複。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維基百科 2014年,西北民族大學兩名教授曾撰文,稱全國人大暨國務院應加快「清真食品」立法步伐,推動清真食品管理的法制化進程,其中包含一條修改現行《刑法》的建議——「以謀取非法利益為目的,以穆斯林禁忌食品冒充穆斯林食品,後果特別嚴重的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直至死刑。」 日前,隨着兩會期間一名全國人大代表重新提議為清真食品立法,這篇原本於小範圍內發表的文章又重新浮出水面,並很快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塵埃雖尚未落定,雙方劍拔弩張之下,折射出的除了老生常談的民族問題,或許還有資本家間的一場博弈。 「清真」知多少? 中國是一個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國家。不過,要說「曝光率」最高的代表,除了人數上佔有壓倒性優勢的漢族之外,或許就是穆斯林羣體了。論其原因,一是這一羣體的人數優勢。回、維吾爾、塔塔爾、柯尔克孜、哈薩克、烏茲別克、東鄉、撒拉、保安、塔吉克等少数民族一千七百多萬人口中,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加上約兩百萬的漢族穆斯林,令其總人數約佔全中國人口數量的十分之一。二是中國各民族的交錯居住特點,這一特點在分佈最廣泛的中國少數民族——回族身上得到了最富代表性的體現,同時也是大眾接觸這一羣體的最直觀途徑。其三,與其他宗教不同,伊斯蘭教有着顯著的民族特點,這令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往往混雜在一起,兩相糾纏,變得更為敏感。而最後也是最根本的一點,便是伊斯蘭教教義與現代社會認知及習俗的普遍衝突。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認為:與其他民族或宗教相比,穆斯林更堅決地持守着自己的傳統,並善於積極地表達並滲透自己的訴求。同樣作為相對龐大的羣體,也許人們不知道戴狗皮帽拜訪客人為滿族人的大忌,但一定聽說過穆斯林的飲食準則——清真。在中國,大多學校裏都設有清真食堂,懸掛特殊標識的清真餐館也遍佈大街小巷。想來在這樣的耳濡目染中,哪怕還有人從未吃過清真食品,也至少知曉「蘭州拉面」或是「羊肉抓飯」的存在。 可人們知道,卻又一知半解。對於多數未曾真正走進穆斯林生活的人來說,「清真」大約代表原料中不含豬肉的食品,或者是幾道令人耳熟能詳的特色「新疆菜」;甚至這兩個字也可以給人無限遐想,當它與這一神秘、複雜的宗教聯繫在一起時,仿佛聽起來有一種「乾淨」、「安全」的意味。「有正規認證的清真食品,一般不會出現病死的肉類、不正常死亡的肉類制品,還有不幹凈的食品;而非清真的小吃有深圳的大便臭豆腐、假雞蛋、河北的三聚氰胺奶粉、河南的假辣條……有信仰的和沒信仰的人差距就在這裏,你看那些沒信仰的人怎麽坑人怎麽來,」在國內知名的天涯論壇,一個熱帖中這樣闡述自己的觀點,「這是事實,不服不行。」 事實果真如此嗎?讓我們先就目前民眾所持有的一些熱門觀點,進行自問自答式的剖析。 不含豬肉的食品就是「清真食品」。 這個說法過於片面。清真是穆斯林羣體持守的宗教規範,它源自阿拉伯語,意為「合法的」。在穆斯林國家中,它所代表的是一系列的生活方式約束,包括言語、衣着、行為在內,而在像中國這樣的非穆斯林國家中,它主要指符合伊斯蘭教規條、穆斯林「可以食用」的食物。除豬肉外,狗肉、酒、血等,都在其違禁列表內。但並不是說避開它們便可「萬事大吉」,因為即便是可食用的牲畜類型,也要通過經認證的屠宰師「奉安拉之名」,恪守一系列特定的儀式規則屠宰後,才能真正被認定為「清真」。而人們通常熟悉的熱門「清真」菜式,實際上是新疆菜或回族菜,其烹飪並不一定要採用「清真」原料,「清真」原料亦不一定要採用這幾種限定的方式烹飪,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 比起別的食物,「清真」食品顯然更乾淨、安全、衛生。 不一定。以上文所提到的「天涯論壇」熱帖觀點為例,其得出的結論,實際上是由於將兩種標準完全不同的事物進行了類比:通過清真認證的、符合現行法規的「合格」清真食品;與違反《食品安全法》、粗製濫造的劣質食品。我們可以說,無論是否屬於清真食品,只要遵循現行法律要求,採用符合標準的原料,以正規、合法的手段進行生產及銷售,都可以稱為衛生、安全的食品。反之,對於不符合標準的食物,即便被偷偷地打上了「清真」標籤,也無法掩蓋其存在的問題——違法情況在「清真」食品中就少見嗎?其實未必,不然,也不會有今次這個為清真食品立法的風波產生了。 再來說說清真食品與乾淨的聯繫。事實上,清真的「乾淨」是宗教意義上的「乾淨」,而非物理學上的「乾淨」。舉例來說,在牲畜的清真屠宰過程中,需要誦讀《古蘭經》經文、用規定的電擊等方式先行擊暈,並嚴格評估動物的死亡及放血過程。但這些環節與人們普遍認為的「乾淨衛生」並無太多必然聯繫。 衝突間的博弈 客觀來講,完善食品法規是一件好事。作為食品消費大國,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一向可用「易發」、「多發」四個字概括。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地方監管能力不足、責任制混亂,「渾水摸魚」的情況時有發生。事實上,《食品安全法》於2015年4月進行了修訂,其威力正在逐漸發揮,可以說,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正趨於良性發展。 然而,為清真食品立法,本質上卻是將穆斯林羣眾與普通民眾進一步剝離開來。在現行法規對有害公眾健康的食品尚且缺乏行之有效的懲罰措施情況下,「仿冒穆斯林食品」便可適用死刑,並將其進一步上升至「侵犯少數民族權益,破壞民族團結,或者以此手段煽動民族仇恨的犯罪行為」的高度,其結果只能是在這樣的敏感時期加大民族矛盾,也就不奇怪本次「為清真食品立法」呼聲一出,雖然並未重提「死刑」一事,便引發大規模的「抵制清真食品」潮了。 知乎論壇中名為「姜委員長」的網友稱,「清真食品」這個概念本身被符號化了,象征著穆斯林群體與主流社會的隔離,而這種隔離狀態的維持,部分是由於現行法律的偏袒,常常以犧牲其他群體的利益為代價;部分則是由於穆斯林自身的暴力行為,抵制運動正是表達出對「清真食品」所象征的穆斯林群體的特權地位和暴力行為的不滿。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實際上這個法規並不會有什麽不利影響,因為大多數人並不會生產、售賣清真食品;但這個符號背後卻有着諸多關聯:少數民族的優待政策、在政策庇護下有恃無恐的部分極端團體,以及在近期頻發的事件及媒體渲染下,愈發令人感到恐懼與不安的伊斯蘭教義。因此,大規模抵制實際上是民眾情緒的集中爆發——它代表了對政府現行少數民族制度的不滿,對穆斯林羣體激進訴求的氣憤與恐慌,以及加強自身權益保障的急切訴求。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知乎用戶石言稱,與過去優待少數民族的「兩少一寬」政策實則只會令為非作歹的人得利,而令遵紀守法的少數民族白白承擔惡名相類似,清真食品立法同樣也有可能促成一個區域的清真認證壟斷,而令普通清真食品業從業者的合法手續變得更為困難與繁瑣。從這個角度來講,普通穆斯林民眾、清真食品從業者也未必是這個法規的既得利益羣體。無論這一提案最終通過與否,他們已經被捲入了輿論的浪潮,而隱藏在這一訴求之下的暗流涌動仍未被多數人所注意,但這也許才是人們真正要警醒的。
圖:中國官方宣傳 文:本刊編輯部 2016年3月1日,被看作為中國反家暴進程中的「里程碑」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實施,為自1995年中國首部《中國婦女發展綱要》中第一次提出「堅決制止家庭暴力」以來的長期立法爭論劃上了一個重要的句號。該法明確了「反家庭暴力是國家、社會和每個家庭的共同責任」,標誌著家暴屬於清官難斷的「家務事」的時代正式終結!新法的固然為遭受家暴之苦的受害者提供了維護自身權益的法律依據,但民眾如何正確有效的使用該法律武器維權?有關部門如何有效地執行法律條款?以及新法是否會出現過分干預家庭「和諧」和「穩定」的負面影響?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反家暴法之所以醞釀了20多年才出台,同長期以來受到「父權」主導的中國傳統家庭和社會觀念有著密切的關係。雖然很多年輕的中國人對於類似「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棍棒底下出孝子」、等傳統禮教習俗不以為然,但老一輩的人,以及生活在農村的許多家庭,依然信奉著這樣的理念。而找另一半想要「柔順恭良」,認為小孩子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堅持「家醜不可外揚」的人至今亦大有人在。故而長期以來,那些在西方社會被劃為家暴犯罪的行為,在中國的家庭中卻是習以為常的事情。哪個孩子小時候沒挨過父母的呵斥打罵?而夫妻間在氣頭上惡言惡語吵架,甚至大打出手亦是稀鬆平常,反正大部分時候是「床頭吵架床尾和」,說不得有些人還認為此乃一種情趣。 反家暴法的一大進步是明確規定了家庭暴力的範疇,即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綑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同時規定了家庭成員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間實施的暴力行為參照該法律執行,即意味著同居關係、撫養照料關係、家庭雇傭關係等共同生活的人之間實施的暴力行為,都可以參照《反家庭暴力法》作出處理。 故對於當下多見於年輕人的未婚同居現象,以及因住房等原因一些家庭採取 「離婚不離家」的假離婚家庭現象而言,新法能夠有效確保在此期間發生的暴力行為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反家暴法亦在暴力受害方可及時獲得有效幫助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改進。新法規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單位、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婦女聯合會等單位投訴、反映或者求助,亦可向公安機關報案或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而有關單位接到家庭暴力投訴、反映或者求助後,有權亦應當進行勸阻並給予幫助和處理。特別針對屢屢見諸報端的父母虐童案,新法規定「中小學、幼兒園、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上述人群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未按規定報案造成嚴重後果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此舉有利於打破之前受害人需要層層申請,尋求幫助困難的尷尬處境,亦確保了有關單位不會因為嫌麻煩而向之前一樣選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此外,新法針對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保護和法律援助亦加大了保護和支持力度。例如,當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臨家庭暴力的現實危險,向人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人身安全保護令可以包括的措施有:禁止被申請人實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請人騷擾、跟蹤、接觸申請人及其相關近親屬;責令被申請人遷出申請人住所;保護申請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對於父母監護人實施家庭暴力嚴重侵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的,人民法院可根據被監護人的近親屬、居委會、村委會、縣級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等有關人員或單位的申請,依法撤銷其監護人資格,另行指定監護人。縣級或者設區的市級人民政府可以單獨或者依託救助管理機構設立臨時庇護場所,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臨時生活幫助。 法律援助機構應當依法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對家庭暴力受害人緩收、減收或者免收訴訟費用,等等。 新法更進一步對法律的執行力實施了強化。例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司法機關、婦女聯合會應當將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納入業務培訓和統計工作。醫療機構放寬鑒定限制,接受個人的鑒定服務,並應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診療記錄。 公安機關接到家庭暴力報案後應當及時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關規定調查取證,協助受害人就醫、鑒定傷情,並對報案人的資訊予以保密,等等。 當然,新法並非十全十美,要令到國民真正理解新法,並正確使用新法保護自身權益更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更有人在一片歡欣鼓舞中提出了質疑。據公開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大陸已有近400個城市設立了「反家庭暴力庇護中心」,不少甚至設立於新法出台之前。但知道庇護所的確切位置並前往尋求幫助的人卻少之又少。 如啟用於2009年的上海反家庭暴力庇護救助中心, 在提供臨時救助同時,亦提供法律服務、醫療救治、心理諮詢等服務。但截至2014年,5年內只接待了18人,平均每年接待人數僅個位數。其中固然有受害者的個人因素影響,但更多是因為大陸的很多庇護所或條件簡陋、或入住手續複雜,往往只能夠提供臨時的生活場所和極少的臨時生活幫助,無法從根本上幫助解決受害人的問題。對於很多家暴受害者,特別是農村家庭的家暴受害者而言,如果無法幫助她們克服心理創傷,並給予她們回歸社會的謀生能力,則她們寧可選擇被家暴的陰雲籠罩。同時,新法在實施的過程中是否適應中國國情,亦需要慎重考慮。不僅是因為新法實施會帶來相應的行政成本增加,更是因為前車之鑒──即便是立法和反家暴救助體系相對完善的西方社會,亦存在過於細節性和廣泛性的立法過分干涉了家庭生活的尷尬現實。例如高舉反家暴法大旗的北歐,瑞典和芬蘭卻是歐洲家庭暴力男性受害者最多的國家,而瑞典作為歐洲強姦案案發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其中相當一部分的強姦案屬於婚內強姦,涉及夫妻性生活過程中,妻子進行到一半不願意,而丈夫不停下來即是違反女性意願。網絡上甚至有一則十分流行的笑話對此事進行了嘲諷:「瑞典夫妻房事生活,妻子問要啪啪麼?丈夫問你確定?妻子表示肯定,丈夫卻說要先簽同意書。」長期以往,原本和諧的家庭生活亦會因為「性生活不和諧」而陷入危機。可見,濫立法律過度干預個人和家庭生活,有時未必會帶來期盼的好結果。故中國反家暴法是否能夠真正起到積極的作用,依然需要很長的一段檢驗期。
京台跨海高鐵被質疑一廂情願 「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建設北京至台北的高鐵路綫,也即從福州跨海到台北的高鐵,被質疑是「一廂情願」。有大陸網民調侃:「先把到香港的高鐵解決吧!」台灣陸委會回應,這涉及非常複雜問題,並非大陸單方可規劃。大陸海協會會長陳德銘也承認,這存在「政治意願問題」,得「等一等,看一看再討論」。 大陸規劃未來五年建成所謂的「京台高鐵」,即京福高鐵(北京至福州),然後從福州經平潭穿過台灣海峽直達台北。消息曝光之後引來大陸網民的熱烈討論。《法制晚報》單篇文章下的評論數已超過一點五萬。其中拍手叫好的大有人在,但也有不少人提出「修到台灣,人家同意嗎?」「先到香港的高鐵先解決吧,香港都停工不讓建了,還想修到台北?」 大陸海協會長陳德銘昨天承認,大陸完全有技術及資金可與台灣合作興建跨海峽高鐵,但「我們之間有一個政治意願問題」,還得耐心地「等一等,看一看再討論」。全國人大代表、中共平潭綜合實驗區黨工委書記張兆民昨天表示,「京台高鐵」到台灣部分規劃是通過海峽隧道完成,現在專家比較傾向是全長一百二十六公里的北通道,也就是從平潭到台北。「技術上不成問題,現在主要取決於台灣方面。」 同路點評: 對於京台跨海高鐵,無可否認地要說,絕對是中國政府一廂情願的想法。無論從甚麼角色來看,也看不出雙方到底有甚麼實際的需要,也看不出台灣有甚麼理由答應。因此可合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實上,京台跨海高鐵涉及的問題眾多,除了工程技術、營運安全和成本等事項外,更涉及國家安全、民意及兩岸互動等複雜問題,並非其中一方之說法即可規劃。 中國政府這建議,絕對有一個政治的考量,意圖亦十分明顯。但在馬英九、國民黨管治時,實現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難道在蔡英文、民進黨執掌的下一任期間,實現的可能性會增大嗎?答案明顯是不會的。 亞視清盤人澄清員工可追欠薪 亞洲電視重新聘用160名員工,但有指合約訂明員工不可在4月2日前向亞視追討1及2月份的欠薪,條款被指不平等。亞視欠薪關注組曾憲國於電台節目指大部分員工,包括新聞部已簽署函件。他坦言不少員工已兩個多月無支薪,而另找工作需時,方無奈簽下文件。他又指已簽署函件的員工,日後是否可透過申請破欠基金追討欠薪,須視乎基金如何評店亞視的狀況。臨時清盤人則發聲明澄清,強調僅向亞視員工發放三份文件,包括終止現行僱傭合約同意書、約160名員工的重新聘用合約,及已支付的3月份薪金收據;清盤人強調,亞視員工有權繼續就欠薪提出索償。 同路點評: 有關亞洲電視的欠薪新聞,真是層出不窮。早前有指亞洲電視因欠缺資金,而讓員工在電視台門口跳舞籌款,被外界嘲笑。之後亞洲電視又因拖欠薪金,告訴員工如有經濟需要,可問高層借錢渡過難關,荒謬非常。其實亞洲電視有不少出色的人才,可是管理不善,才導致今天的下場。 台灣青年失業率高企 台灣青年的失業率一直高企在超過百分之12,南投縣教育處長彭雅玲接受訪問時表示,青年失業率高,與當地大學太多有關,導致大量畢業生充斥市場,不容易找工作。彭雅玲指,大學畢業在台灣幾乎只是求職的基本門檻,而不是優勢。所有大學生起步都要從最基層工作做起,文科生平均要三至五年才找到比較理想的工作。 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賴偉文就指,有不少台灣大學收生不足,因此近年積極招收包括香港在內的外藉學生,隨著愈來愈多外藉學生畢業後留台工作,可能會加劇當地青年的失業情況,但目前影響並不嚴重。 同路點評: 台灣青年的失業率高企,與大學太多或者有些微關係,但相信不會是主要原因。台灣近年的經濟環境轉下, 而且發展過份單一,因此在市場上的工作職位本來就很缺少。加上大學畢業生會對工作待遇有所要求,所以更難找到心儀工作。如台灣政府不解決發展問題,無論減少多少大學,結果也會是一樣的。 女生避談「那個」創造5千個暗號 多數女性對於直接提及「月經」二字而感到尷尬,經常用暗號代替。根據《南華早報》報導,最新調查指出,全世界的女性為了避免提及「月經」,竟發明了將近5000種的「暗號」。舉凡「畫家來了」、「鯊魚週」、「血腥瑪麗」都是用來代稱經期的委婉語,這也反映出,在許多國家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將談論經期視為一種忌諱。 報導指出,研究調查了190個國家中9萬名女性,發現女性們為避免與男性同事或男性友人提及月事,通常以委婉語代稱,而全球目前約有5000種代指月經的暗示用語。調查顯示,波多黎各人對於和男性同事與同學談及月經時最感到自在,沙烏地阿拉伯則感到最不安。在與男性親戚談及月事方面,波多黎各人也是最感自在的,日本人則感到最不安,只有13%表示感到自在。 該調查由總部位於柏林的女性健康公司Clue進行,執行長Ida Tin表示,「很不幸的,許多人無法以開放的態度討論月事。」 同路點評: 其實女性對於經期,不只是在言語中隱晦,部分女性甚至會翹課、逃學、翹班或是避免出席某個場合,因害怕自己月事跡象被發現。 雖然隨著各國的教育水準提高,女性權益意識增強,人們對於女性健康的重要性也日益提高。但當談論到有關性方面的問題,女性始終無法大方談論。而事實上,這問題與宗教或社會文明程度並沒有太大關係。例如在澳洲、巴西和智利,最常出現因月經而翹課、翹班,但只有5%至8%的新加坡人、印尼人和義大利人表示她們不想被人發現自己來經而翹班 。可見這現象是沒有一定的指標。...
據朝中社7日報道,朝鮮國防委員會當天發表聲明譴責美韓聯合軍演,警告將進行先發制人且具有進攻性的核打擊。聲明說,美韓不顧朝鮮的重大警告,於7日起舉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關鍵決斷」和「禿鷲」聯合軍演。敵人此次還將實施針對朝鮮最高層和以顛覆朝鮮制度為目的的「斬首行動」實戰演習,導致事態越發嚴重。 聲明說,面對敵人企圖侵犯朝鮮尊嚴、主權和生存權的嚴峻狀況,朝鮮軍民將採取先發制人的軍事手段予以應對。聯合軍演是對朝鮮主權最露骨的核戰爭挑釁,朝鮮的軍事應對措施將會是先發制人且具有進攻性的核打擊。聲明指出,朝鮮已制定了經過最高層批准的有關軍事作戰計劃。 據韓國媒體報道,韓美「關鍵決斷」和「禿鷲」例行聯合軍演定於7日舉行。這將是自2010年3月「天安」號事件後韓美規模最大的聯合軍演。 聯合國安理會2日一致通過第2270號決議,針對朝鮮核、導計劃規定一系列制裁措施,重申支持重啟六方會談及通過和平方式實現半島無核化。國際社會普遍支持安理會通過涉朝決議,敦促朝鮮放棄核、導計劃,通過對話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外交部發言人洪磊7日在回應韓美聯合軍演問題時表示,中方在朝鮮半島保持穩定方面擁有重大關切,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在半島挑事惹事之舉。 同路點評:朝鮮半島就是東亞的火藥桶,現在這個火藥桶又到了爆炸的邊緣。其實,要徹底解决問題並不難,只要支持其中一方武力併吞另一方,就能一勞永逸地解决問題。只不過,相關幾個大國的戰略研判,認爲朝鮮半島維持分裂,在目前情况下更好。 那麼,在朝鮮半島不統一的情況下,如何給半島局勢降溫?其實也不難,只要肯花錢。朝鮮方面之前已經開出了價碼:即使幾十億美元也不能讓朝鮮放棄核武器。那麽,只要美國肯開價100億美元以上,朝鮮棄核是有可能的。只不過,目前美國連這個錢也不願意花,决心要讓半島問題複雜化,這對中國來說,是個非常嚴峻的考驗。 20%澳洲兒童智力發展欠缺需重視 牛津大學人類發展學教授Edward Melhuish稱,澳洲需制定全國性早期語言和讀寫能力相關策略。澳洲學前教育調研了30萬澳洲兒童入學第一年的能力發展情況,據最新調查數據顯示,有20%的澳洲兒童在入學時智力發展不達標。Melhuish教授表示,擁有良好學前教育的兒童能擁有更好的發展語言能力,在未來的發展上亦表現得更出色。而讀寫能力表現差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發展,可以想象,20%的人口不具備成功的基本技能對現代社會而言,確實是巨大的負擔。若能減少兒童讀寫能力低下的比例,則社會發展將更加繁榮。在本周於堪培拉召開的制定全國性兒童早期讀寫能力策略問題的峰會上,Melhuish教授發表講話稱應提高對語言發展的重視。他指讀寫能力問題出現在兒童早期教育,而重要的語言技能經常被忽視。他認為應該確保所有兒童在入學前都具備基本優秀的基本語言口語能力。因為基本口語能力十分重要,是讀寫能力的基礎,涉及建立語言視覺媒介。他提出其中的一個解決辦法是設立業餘學前教育機構對3歲以上的兒童進行教育。此外,研究還表明,2009年至2015年,落後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出現發展問題的兒童數量的差異正變大。教育部長Simon Birmingham表示,雖然整個社會在語言技能及認知能力方面正有所改善,但在情緒健康、生理健康、社交能力方面仍存在差異。 同路點評:Edward Melhuish教授的研究還顯示了一個高質量的早期教育對於兒童的語言和數學能力的影響要遠遠超過小學階段的教育,並提出了在澳洲實行學前班免費的建議。從個人的成長來看,兒童時期的教育是塑造其認知能力與個性發展的關鍵時期,但過分強調早期教育亦容易走入誤區,只要參考如今的中國社會即可一目了然。雖然中國的孩子在兒童期會顯示出平均水平較高的知識能力,但「拔苗助長」的結果往往令人扼腕。此外,澳洲目前的托兒所和學前班費用在即使有政府補貼的情況下,依然令許多家庭覺得費用過高,除非澳洲政府能夠增加在早期教育方面的投入,否則實現相關建議的希望渺茫。 墨市安裝澳首個女性剪影信號燈 墨市里奇蒙(Richmond)區Bridge路與Bosisto街的交叉口,離Mary Rogers廣場不遠的交通信號燈將被換成女性剪影的特別信號燈,以紀念對婦女及兒童福利事業做出重大貢獻的維州政府首位女議員Mary Rogers。該信號燈是澳洲史上的首個顯示女性剪影的信號燈,預計安裝工作將於本月內進行,指示牌會於5月揭幕,使用一年的時間。亞拉市Roberto Colanzi市長表示,Rogers議員與里奇蒙區有著密切的關聯。1920年代,她在擔任議員的五年期間,解決了福利、教育及家庭方面不少問題,提出了維州首個社區婦幼衛生服務計畫。 同路點評:澳洲雖然建國時間不算長,但在民主,特別是女性權益方面卻走在了英美等老大哥國家的前面。Mary Rogers於1920年當選為里奇蒙市議會議員,是維州歷史上首位,亦是澳洲歷史上第二位女性議員。她從自身作為女性,關注家庭的獨特的視角出發,為該地區的弱勢群體爭取到了平等的權益。如今的澳洲,我們希望看到更多的女性從政,在重要的職位上發揮積極的作用。 達理被推舉為新州工黨副黨魁 在唯一的競爭對手麥凱(Jodi McKay)決定退出角逐之後,新州影子內閣財長達理(Michael Daley)被推舉替代轉戰聯邦政壇的柏妮(Linda Burney)成為新州工黨的副黨魁。被委以工黨財政事務發言人重任的麥凱表示:「我認為達理將成為稱職的副領袖,在陸富利(Luke Foley)和達理的領導下,我們將有非常強勢的團隊。」此前,麥凱的退出決定一度令人對工黨所一直承諾的要增加黨內高層中的女性成員一事產生了質疑。但麥凱本人稱,「我認為工黨做出了所需的變化。」 同路點評:柏妮此前宣佈會轉戰聯邦政壇成為了一時的話題,若其競逐巴頓(Barton)選區席位成功,則將成為澳洲眾議院的首位原住民女議員。對於柏妮本人和澳洲政壇的女性政治家群體而言,是一件具有積極意義的挑戰。事實上,相較於糾結在黨團高層是否有一位女性議員以維護輿論而言,更為重要的黨團決策是否有足夠數量的積極參與其中並對此產生影響的女性議員。...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維基百科、蘋果日報 「梁天琦」,在兩、三個星期前,無論對於香港政治圈有多熟悉的人士,能說得出這三個字的人,寥寥可數。但到今天,「梁天琦」這三個字,已經在部分香港年青人的眼中,尤其在網絡世界上,已經成為一個有如爭抗運動先鋒的代名詞。在這兩星期,香港社會各輿論都聚焦在一場小補選中。這場選舉的實際意義本來不大,但這場補選能成為焦點所在,全因有香港「本土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的參與,使選情一度掀起風雲。雖然最終仍是由屬於泛民主派的公民黨取得議席,但從選情到結果來看,不能否認現時的香港局勢,存在著一種新勢力。 香港新界東立法會補選結果一如民調所料,屬泛民主派的「公民黨」楊岳橋以約16萬票成功當選,險勝屬親政府的「民建聯」周浩鼎一萬多票。不過,是次補選結果的焦點,卻反而落在「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身上。「本土民主前線」是「本土派」其中一個組織,而「本土派」是香港於2010年後新興起的一個政治派系,主張嚴格實行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更極端的「本土派」組織更主張香港獨立。雖然梁天琦所得的票數只有66,524票,佔總票數逾15%,但遠較一眾保守派人士預期的高。因此,可說他和「本土派」其實已經贏得漂亮的一仗。 事實上,無論是誰成功當選,他的任期只有短短的九個月時間。而且無論是泛民主派或是親政府的建制派取得議席,對議會內的議席比例,或決定權亦非有重大影響。但梁所得的六萬多票,已經可揭示香港正形成一種反政府,但亦不支持傳統泛民的新勢力。但這又是否代表香港將會有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能改變當前香港的局勢呢? 「本土派」代表一種不滿,一種希望 「梁天琦」這三個字,可說是因農曆新年年初一的「魚蛋革命」,他因參與此騷亂後被補而聲名大噪。亦可說因為由這事件,將「本土派」和「梁天琦」的知名度和支持率推向新高。但單單以這事件,就斷定他們今次的成績,亦有點片面。 事實上,「本土派」在「佔領中環」時,或在更早時間,已經存在著在香港社會當中,但一直都給予人一種「雷聲大、雨點小」、「愛生事」的感覺。但自從「佔領中環」後,香港的政治形勢急劇改變。香港社會上的遊離派人士和年青人,既不滿親政府的建制派處處只懂為政府護航,但他們又對於傳統的泛民主派所主張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手段,已經感到厭倦。認為傳統泛民主派的手法流於表面,只以自己的利益為大前題。就是因為兩黨都得不到民心,才會慢慢使這一股以「激進」、「本土」為旗幟的勢力得以成形。 轉換來說,作為「本土派」的梁天琦,在今次選舉中可說是腹背受敵。但他仍能在如此環境下取得不俗的票數,是因為他在年青人眼中,是帶有希望(編者注:在此必須嚴正說明,並不是指暴力抗爭行為可帶來希望,我們亦強烈譴責各種暴力行為。)。作為一股新興的「本土」力量,他們沒有傳統的政治包袱,只為了自已的信念而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在現今的香港政治局面來看,他們這一種新鮮感,的確為中間派人士和年青人帶來一絲希望。 其實,今次的選情是有跡可尋。在去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中,有多名獨立人士,或以年青人為骨幹的新團體,如青年新政、傘下爸媽等,擊敗多名資深傳統議員。在當時而言,已經是對香港社會的一種啟示。 民生問題多於政治問題 在選後,落敗的周浩鼎被問到梁天琦有6.6萬多票,他回應指不得不認激進勢力是存在的,應深思激進勢力存在的原因,未來如何應對。對,如果我們細心一想,他們存在的原因,其實真的都是政治問題嗎?從「佔領中環」到「魚蛋革命」中,我們看到的「本土派」,都是一群年青人走到街上,用較激進的行為進行抗爭,當中絕少有較年長的一群或專業人士參與其中。再環觀世界各地,又有多少地方會出現如此年青一群的抗爭力量呢?深思激進勢力存在的原因,相信是因為香港年青一群看不到將來的前景,這是民生問題多於政治問題。 如果用澳洲和香港作出比較,這答案會更清晰。在香港,年青人能讀大學的比例不足20個百份點。而讀不了大學的香港年青人,其出路本身已經有限,再加上香港產業非常單一。因此對他們而言,除了能勉強生活外,買車買樓這些東西根本就遙不可及。更甚的是,香港的大學生也開始看不到出路。但在澳洲,能讀上大學的青年人,比例高達接近四成。澳洲大學生們對於將來的出路,其選擇是非常多元化。就算是非大學生,他們的選擇也不少,不少工作的收入甚至可比大學生能找到的工作多。因此,如香港的民生能像澳洲這環境般,即使香港年青人對政黨如何不滿,也沒有條件形成出像「本土派」這一股勢力。 因此可以預計,如香港的民生問題,尤其是年青人所關注的得不到解決,「本土派」的力量只會越來越大。 香港政治一個死結 但平心而論,無論「本土派」這勢力有多強大,對香港的政治環境其實影響不大。親政府的政黨選票,基本上是「鐵票」,故「本土派」基本上拿不走他們多少議會席位。會支持「本土派」的,都是一些支持民主,但又對傳統泛民主派失望的市民。最終,只會是泛民主派和「本土派」互搶選票。 更深層的問題是,無論香港任何一個政黨有多強大,他們執政的可能性是接近零的。之前已經討論過,香港的命運在1997年後,基本上已經可預期的,亦看不到有多少改變的可能。或許,仍有不少人會認為,香港在被英國殖民統治時,亦經歷過一段黑暗時期,但最終仍可透過抗爭而獲得更多權利。但當時香港是透過英國,這一個有民主機制的國家,經過考量下,才得以把情況改善過來。但當時的情況和現時不可同日而語。在香港回歸中國後,對中國政府而言,已經完成歷史任務。香港的前途已經不是中國政府的首要考量因素。因此香港回歸後的命運,可預期只有兩個可能性;一,表面上有談判的空間,但仍會慢慢地和中國融合;二,像現在一樣,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明確地表明,沒有談判的可能,亦要以中國整體利益為首要。 因此,如果香港人再沒有這覺醒,無論出現多少「本土派」,或「本土派」有多壯大,最終很可能只會遊走在這死結中,難以找到一條更好的出路。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維基百科 3月1日晚,在墨爾本「王朝」酒店,一位神秘人物開筵17桌,宴請墨爾本僑團領袖。這位神秘人物就是去年年末被媒體熱炒最終發表聲明退隱江湖的「祖古白馬奧色仁波切」——也就是俗稱「白馬奧色法王」的吳達鎔。在去年年末被揭發之前,墨爾本是吳達鎔最經常現身的海外城市,如今事件過去不到100天,吳達鎔再度現身墨爾本並且高調宴客,這個「前度劉郎今又來」讓人有點看不懂。 「法王」再現墨爾本 據透露,「白馬奧色法王」吳達鎔於3月1日晚在墨爾本「王朝」酒店開筵17桌, 宴請墨爾本僑團領袖。席間,除共享珍饈美味,更有「獎品頗多」的抽獎活動,顯示主人家的「巨大熱情」,似乎吳達鎔先生希望與墨爾本各界舊識重修舊好。 當然,吳達鎔先生願意與墨爾本各界舊識一叙別情,旁人也無理由干預,只是據稱,吳達鎔先生此番光臨,嘉賓仍是以「白馬奧色法王」名義相稱!去年年末,吳達鎔遭媒體群起質疑法王身份,最終在一個星期之內辭去所有職務、頭銜、榮譽和認證,與所有弟子脫離關係,並向公眾致歉。這一次「法王」重來,到底是怎麽回事? 據悉,吳達鎔先生近期又稱自己「法王」身份確實無疑,得到中國政府認可。不過,去年年末的情形,大家都曾親歷,吳達鎔先生確實是在媒體的巨大壓力下,承認自己的身份僅是一名「瑜伽士」,辭職後將「潜心修行、利樂有情」。農曆新年剛過,吳達鎔先生便又自稱為「法王」,還高調出山,真真假假,令人不安。顯然,此事不能只聽吳達鎔先生一面之詞,當晚到場的人士,以及澳洲藏傳佛教的信眾,有必要在這個問題上保持小心。 「政府認可」如何解讀 倒是談到「政府認可」這個概念,頗值得探討。耶穌基督曰過:「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宗教和政治應該相互分離,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也正是奉行這樣的原則。不過,就藏傳佛教本身而言,和政治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歷史上,佛教傳入西藏地區之後,經過了很長時期的發展,現代藏傳佛教的體制,基本上在清朝中前期形成和完善。乾隆五十六年,清政府派遣福康安平定西藏變亂,並且整飭藏傳佛教的規章,編成《欽定二十九條章程》,規範藏傳佛教制度以及主要宗教領袖如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的轉世方式,確立了「金瓶掣籤」制度。1935年,中華民國政府制定《管理喇嘛寺廟條例》,除因襲清朝制度外,規定「轉世者以曾經轉世者為限」,即不再産生新的轉世活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近年來亦頒佈《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規定藏地所有的轉世傳承需中國政府的同意與認可。 顯然,藏傳佛教自清代以來,一直處於中國中央政府嚴密的管理之下,其中的「真」和「假」,也確實只有中央政府有權下最終結論。不過,通常中國中央政府處理藏傳佛教事務,都會充分考慮藏傳佛教傳統。而吳達鎔先生的言下之意,似乎是「只要中國政府認可,不合傳統也可以是真的」,顯得有點兒戲。 中國宗教環境特殊 中國是個典型的世俗國家,又是有著悠久中央集權歷史的國家,宗教問題在中國的表現形態往往和在別國不同。很多時候,宗教界雖然比較反感政府嚴格管理宗教事務,但當有問題需要解决的時候,宗教界又很自然地向政府公權力尋求幫助。 元代初期,元朝統治者崇尚道教,著名的全真派祖師「長春真人」丘處機被成吉思汗封為國師,全真派盛極一時。到了李志常掌教後期,皇帝忽必烈開始偏向佛教,全真教在皇帝主持的辯論大會中落敗,從此聲勢一落千丈,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全在皇帝一人好惡。中國宗教對政府公權力的依賴,也從中可見一斑。 目前,中國一年一度的「兩會」正在召開,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督促國務院加快清真食品管理行政法規的立法進程,使之儘早出臺。待行政法規出臺後,再考慮進一步上升爲法律。消息傳出,遭到輿論的强烈反對,很多人認爲,這一做法,會導致中國伊斯蘭教侵蝕世俗環境,進而導致中國穆斯林群體阿拉伯化、離心化,最終危害國家安全。本來,「清真食品管理」是伊斯蘭教內部的事情,但中國伊斯蘭教就會向政府尋求幫助,希望通過國家立法來實現,是又一鮮活例子。 「政教關係」很複雜 說回「政教分離」這件事。所謂「政教分離」,自然要包含一個互不干涉的原則,但怎麼界定互不干涉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當今世界,伊斯蘭教的問題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其中很突出的一點是,部分比較極端的伊斯蘭教人士,要求別的宗教或者非宗教人士「尊重」其宗教習慣。應該說,伊斯蘭教的這種「尊重」訴求是相當過分的,等於把自己宗教需要遵守的教條,強迫別人接受。前不久,伊朗總統魯哈尼訪問歐洲,在拜會梵蒂岡教宗時,要求將現場的裸體女性藝術品包裹起來,在法國時,又要求法國總統在宴會時不飲酒以及不食用豬肉菜餚。最終,教宗滿足了魯哈尼的要求,而法國總統則予以拒絕,當然宴會最終也就撤銷了事。 由此可見,在「政教分離」的問題上,「政」和「教」誰更容易侵蝕誰,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中國是個典型的世俗國家,改革開放之後,教育程度也普遍提高,民眾對宗教極端主義的反感和對宗教侵蝕世俗生活的恐懼舉世少見。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外界看來中國的宗教自由受到了嚴格的限制,但在大多數中國民眾看來,中國的宗教自由簡直泛濫。 近幾年,中國一些地區頻繁傳出消息,中國政府正有組織的拆除違規擴建的教堂,並且拆除一些教堂頂端的十字架,個別教會的牧師(屬於中國政府管理下的三自教會)也因一些宗教以外的罪名(比如經濟問題)遭到訴訟。但是,也就是近幾年,一些中國穆斯林組織所謂「糾察隊」,(依照所謂的《沙利亞法》)進入非穆斯林家中抄查酒類、豬肉,更有穆斯林打砸非穆斯林經營的拉麵館,都沒有得到依法懲處。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對宗教的態度很難得到民眾的普遍滿意,或許要用時間來等待中國政府作出正確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