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安生、李柱銘到訪澳洲——— 為香港民主發展出聲 作者:何懿羚 圖片:維基百科,蘋果日報 香港,雖然只是個彈丸之地,1102平方公里的大小卻容納了734萬人口,每人個人都在這個狹小而密集的地方中掙扎求存,每天面對著現實的生活問題,喘息的空間小之有小。正正因為此,香港人對社會怨言四起,誘發社會多方面矛盾衝突。2016年是香港多事之秋,年頭由銅鑼灣書店人員被失蹤、廉政公署高層大地震、梁天琦因政治審查被遞奪參選權、橫洲事件中的「官商鄉黑」、以及即將到臨的下任行政長官選舉等等,小小的地區卻能掀起一場場的風波,叫人不容小看。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是特區政府回歸後的第一位政務司,曾在某一時期可能成為香港的最高管治者,卻最後參與以民主建立香港的運動,而曾為香港政治中最大的反對黨的創黨領袖,也曾擔任立法會議員,被稱為香港民主運動之父的李柱銘,現時正在訪問澳洲及新西蘭,向各階層介紹現時香港,推動香港民主的發展。陳方安生和李柱銘兩人近年來多次出訪外國,盼為在外國關心香港前途的人們開拓一扇門去深入了解香港當前問題。 一直堅持為香港服務 過往一直在香港媒體上看見他們的蹤影,而真正面對面接觸他們本人可算是第一次,採訪前一顆緊張的心一直懸在心頭。我甫一踏進酒店咖啡廳,陳方安生女士招牌和藹可親的笑容吸引著我的目光,高貴得體的談吐一如電視上看到的畫面。陳方安生女士早在1962年從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後便開始於政府就任,當時她是香港政府首三位女性政務主任之一,她早年曾在政府部門任職多項職位,包括助理財政司、助理新界政務司、首席助理社會事務司、副社會事務司、社會福利署署長、經濟司、公務員事務司、布政司、政務司司長等等。她為香港女性公務員開創了很多先例:在1984年擢升為社會福利署署長,成為香港開埠以來首位女性署長;在1987年獲任為經濟司,成為首位女性華人司級官員;在1993年成為了香港開埠以來首位華人女性布政司;在1997年成為了香港特區的首位女性政務司司長,是亞洲地區上少有在政府出任要職的女性官員。 在她38年又7個月的公職生涯裡充滿著傳奇,就算在退休後,她對香港的堅持也從未熄滅。卸下公職後,她多次在外國媒體上公開撰文捍衛香港核心價值,以她的影響力,站在香港人立場上對外發聲。她一直為香港爭取普選盡心盡力,身體力行高調參與於2005年的爭取香港普選大遊行,以及隨後幾年的七一遊行。在2007年她重返政壇,以高票勝出立法會香港島地方選區補選,繼續以政界身份為香港出 力。一年後她表示不會參選200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把位置讓給有才能的年輕人士,正式宣佈引退。及後陳方安生於2013年創立「香港2020」組織希望帶動社會各階層討論,以推動香港民主發展進程和政治制度改革,保留香港核心價值。 在她身旁的李柱銘目光和煦,李柱銘先生是首位在香港獲認許的大律師及首位獲委任的御用大律師,畢業於英國倫敦林肯律師學院。他致力提倡香港民主運動,也是香港民主黨創黨成員之一以及在1994至2002間擔任民主黨第一任主席 。他的政治生涯從1985年獲選為香港立法局議員已經展開,同年被委任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成員,退出後與志同道合者一起創立香港首個政黨-香港民主同盟(民主黨的前身),及後一直出訪外國,盼將香港問題帶進國際。他曾在2004年出席由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屬下的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小組舉辦的香港民主進程聽證會聽證會,向國際說明香港狀況,以及代表香港向外發表爭取民主的訴求。 李柱銘一直高調關注香港民主活動,推崇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卻無可避免受到一眾持反對立場的政治攻擊,直到2008年他宣布不再參選立法會,但這無礙他繼續爭取民主。坊間某些傳媒經常稱他作「香港民主運動領袖」,及「香港民主之父」,當問及李柱銘先生覺得自己在香港民主之路上擔當什麼角色時,只淡淡說道「我只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其中一員。」雖然過去一直在前線帶領香港爭取民主,但其謙虛態度不禁令人眼前一亮。 舊議員與年輕新一代的交接 新 一屆立法會選舉於上月塵埃落定,泛民主派在新一屆立法會佔30席,守住三分一關鍵否決權,人數上可與建制派互相抗衡,選舉結果表示香港人開始覺醒,他們已經厭倦了議會上的橡皮圖章和「隨風而擺、沒有原則立場」的議員。今屆是首次有「本土派」人士進入立法會,包括羅冠聰、劉小麗、朱凱迪、游蕙禎、梁頌恆、鄭松泰。「就算年輕一輩,這6人沒有政績,但都有人投票支持。」陳方安生說港人現在所需要的是一位可以在議會上代表自己價值觀的人。雖然新任6位議員沒有實質政治經驗,但在道路上跌跌撞撞,總會有成功一天。年輕人進入議會不算是一件壞事,「你一進入議會,要面對一個現實,就是無論你想推動什麼,你都不能單獨一人去做,你起碼要拉攏泛民陣營的人。」陳方安生說。 2016年10月1日為第六屆立法會的開始日期,而首次會議日期為2016年10月12日上午11時。提及到今屆立法會有年輕人入主議政廳,陳方安生表示今次的新舊交接很成功,認為老前輩應該交棒,讓新血流入議會。「我覺得有一班年輕人,雖然全部都被說是本土派,全部都主張港獨,事實上6個之中只有兩個是主張港獨,其他稱作本土派⋯⋯本土派不是單單主張港獨,或者不是完全主張港獨,而是主張香港自決,尤其是對於2047年,即是一國兩制的50年之後,香港究竟會怎樣呢?香港的年輕人認為我們有權去討論,去作出建議,這我認為是非常合理。但是主要本土派是不願把自己一套價值觀日日受到衝擊。」她輕嘆年輕人在撕裂的社會上覺得自己將來無論在就業,競爭,房屋問題上感到徬徨無助,社會貧富懸殊越趨嚴重,本土派堀起不單單是政治問題,更是關乎社會民生問題。 李柱銘被問到過去回歸後19年來香港民主沒有太大進步,新上任議員會否對香港現時局面有所幫助,他覺得年輕人開拓一條新的路線是理所當然,認為有新思想帶領群眾是好事,但不否認他過往一直所堅持做的事不可取。 原來,李柱銘說在選舉前夕對選舉結果非常悲觀,更說要有「 聖蹟」出現才可為泛民保住18席。但後來雷動計劃扭轉局勢。今次泛民選舉得利,他認為應歸功於香港大學法律系學者戴耀廷推出的雷動計劃(VotSonar),在他們倆看來是一項成功的新型投票輔助系統。抓住人們想力保泛民18席的希望,運用滾動投票方式讓選民集結投票意向,並在選舉當日不時更新結果,用戶可參考結果而對參選人進行策略性投票,目的讓選民的票發揮出最大的效果。 當時差點被雷動計劃拖累的候選人抨擊民調系統的準確性,令有些泛民議員成為「票王」,也有人險勝,亦有人落敗。但李柱銘對雷動計劃的意見較為正面,認為雷動計劃具有影響力,讓港人可有效配票,以港島區為例,香港眾志的羅冠聰被呼籲在選票分配給他,結果成功跑出;但無可否認有失敗的地方,如新界西的工黨代表李卓人於晚上才被建議投票予他,最終因雷動的錯誤棄保落敗。李柱銘說「站在民主運動上看,他們(雷動計劃)不但保住18席,還加了一席,19席。這要看看你如何看待。」 關於香港,還想說的是? 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是作為一個民主社會的一種人權,根據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從2011年開始新聞自由便有倒退的跡象,由2010年時全球排名34每年下跌至最新2015年的第70位。陳方安生無奈地說出現時香港的所有報章媒體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親中政治力量操控,而香港唯一較為獨立的報紙只有蘋果日報,可惜由於廣告商的打壓,報章由往時厚厚的一疊,變成現在精簡的份量。就好像現時香港第一大的電視媒體-TVB,自從亞洲電視成為香港電視歷史,香港電視(港視)不獲發牌,現在TVB成為了香港唯一免費的大台,操控著呈現給觀眾的內容。 從全球大氣候來說,傳統紙媒在科技的大浪潮下已經式微,逐漸失去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網上媒體當道。隨著科技日新月異,雖然現時香港不少傳統媒體失去其獨立性,但陳方安生與李柱銘認同新興媒體如網絡電台,社交媒體等都是一條新出路,而且在動員參與行動時,個人流動通訊軟件如Whatsapp等起著很大的作用。 「香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應邀出訪為期13日的澳洲以及新西蘭之旅。他們此行會前往坎培拉會見澳洲外交部部長和律政部長,與當地傳媒會晤,以及到本地組織發表演講。過住他們有被邀請出訪其他國家,首先他們覺得此行目的是喚起世界各國關注香港所發生的種種事情,還有憑藉他們在香港的經驗,其他國家面對一股龐大的經濟力量應該在政策上採取什麼行動應對。...
藥貫中西 情繫家人──免疫學家施文遠 文:周偉文 圖:被訪者提供 前言: 在教會中認識施文遠,知道他從悉尼下來,喜歡音樂並且要在教會中,推動樂團的工作。一直沒有見過他的家人,後來知悉他在兩年前來到墨爾本皇家理工學院作研究員,研究免疫學及癌症治療,家人仍留在悉尼,因此每兩週他就回到悉尼去。最近得悉施文遠打算在社區中尋找幫助,開展研究學習氣功如何幫助改善癌症病人的生活質素,覺得很有意思,願把施文遠的經歷與讀者共享。 從香港到英國 施文遠,在香港著名中學英皇書院畢業後,因為沒有考上心儀的醫科,投身理工學院研讀醫學實驗室科學及免疫學,畢業後從事化驗工作。由於事業發展暢順,很快成為部門主管。或許是當時還是年輕,不甘心長期困在實驗室之中,又或許是感到要更上一層樓,施文遠毅然放下高薪厚職,負笈英國,研究進修,開始成為學者的生涯。施文遠一家本來在英國已取得居英權,但為著女兒無法適應英國天氣,一家人決定移民澳洲,最後在悉尼醫院從事化驗。 從英國到澳洲 在英國讀書時,施文遠有了大女兒,卻發現女兒的皮膚經常出現發炎問題,醫生們的意見是女兒對英國變幻無常的天氣敏感,因此他們決定移民澳洲。95年前他們一家登陸澳洲,先來到墨爾本。留了5天,發現每天都是陰暗下雨,和英國一樣,只好再登程,上到悉尼去。一下飛機就是陽光普照,以前香港教會的朋友給他們安排住宿及為孩子找學校,一切都很順利,奇妙的是女兒皮膚竟然神蹟地好起來,因此一家就在悉尼生根住下。施文遠後來完成學業,在Westmead醫院找到工作,生活就安頓下來,他們一家在教會都很活躍,相信神帶領在這裏安居。 2005年施文遠成為澳大利亞新州癌病研究院職業發展研究員,獲撥款在悉尼大學藥物系成立癌症免疫學小組。他對癌病特別感到興趣,因為岳母、媽媽及父親都先後因為癌病而去世,令到他覺得要把所學的知識,用在研究治療癌症上。他選擇了從事中藥對抗癌免疫治療的研究,因為他看到有一些使中藥治療癌症成功的個案,他相信其中有一些道理,但由於這方面缺少有系統的科學研究,令人對不少這些方法的成效無法確定。為此他感到要嘗試去在這些經驗中,使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去找出到底那些治療方法,能幫助癌症病人。 作為一位學者,施文遠雖然研究使用中藥治療癌症,但他認為並不是所有中醫方法都會有效。他會使用客觀批判的態度,來找出是甚麼令到一些方法有時能成功幫助了病人。不少科學家由於中醫學建基於與西方醫學不同的理論,因此覺得研究中藥治癌並不科學化,但施文遠認為雖然中醫學現時仍無法與西方醫學接軌,但他覺得這不妨礙研究中醫藥對癌症病人的幫助。例如他自己沒有練習氣功,也不明白氣功,但他覺得要是有一些人能夠從其中找到對患癌病時的幫助,他就可以去研究到底是甚麼原因令到這些人得到幫助。例如他認為有證據顯示練習氣功提高病者的免疫能力,但氣功至少包括了冥想,呼吸或運動,他可能未知道是那一部份產生療效,但這不妨礙他去研究如何使用氣功來幫助病人。當然氣功中那一部份能幫助病人,也是值得研究,但卻不一定是他的優先。 2008年,施文遠在悉尼,得到社區的支持,成功地找到20位贊助人,每人捐款5000元,共籌得100,000元用以支持研究中藥抗癌。他當時研究的是在甚麼地方出產的中藥對癌症病人的幫助,當時他主要研究有關蜂膠的抗癌成效。 從澳洲到香港 2008年理工大學有一個研究及教學的空缺,由於他以前在理工大學就讀,研究的教授們極力邀請他回去工作,而這時他又盼望回香港,照顧在患病中的家人。因此,他離開悉尼大學的研究項目,回到香港繼續研究。 在香港,他主要研究中藥北芪對癌症的療效,發展成為了香港與澳洲的共同研究項目。在這期間,他花了不少的人力及金錢,去與學生一起研究中藥對治療癌症的幫助。他教學期間,不少中醫師成為他的學生,也參與和他一起研究中藥治療癌症。 回家再上路 經過六年在香港教學及研究,施文遠要面對把家人留在澳洲自己單獨生活。這時期,他把很多時間去照顧患病的岳父母。在這期間,他的母親及岳父母先後離世,而他又感到在澳洲的家人需要他更多時間去關心,他就在約滿後打算回到悉尼。可惜當時由於悉尼醫院未有合適空缺,而剛好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中醫藥系又需要他的研究經驗,他就沒有停留在悉尼,又再次個人來到墨爾本擔任研究員。 在過去兩年,他在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任教,暫時仍未能在大學中找到研究經費,去繼續這研究。過去研究這些項目,他自己投放了不少資源,雖然未曾取得經濟回報,但他覺得在研究過程中,能發現更多如何能幫助這些病人,他也覺得是值得的事。 墨爾本與悉尼相隔900公里,說遠不遠,說近不近。過去兩年,施文遠每逢週末及假日,都會回到悉尼,與家人一起。兩年兩地奔走,確也是勞累,但沒不減施文遠對研究中藥抗癌的熱情。在資源有限之下,施文遠設計了一個研究計劃,探討學習氣功,對癌症病人的幫助。 施文遠認為雖然我們未必很明白氣功,但可以確定的是不少練習氣功者,在經歷癌病時,生活質素大有改善,因此他盼望能更深入去理解到底練習氣功如何能幫助這些病人?要進行這研究,需要經費,但由於這類研究,在大學並不容易取得資助。施文遠雖然在墨爾本並沒有太多的人脈關係,也沒有很多人明白他的研究,但他盼望,能在墨爾本社區中,好像2008年在悉尼一樣,得到認同及支持,能夠找到20位贊助人,每人捐獻5000元,籌募100,000元,用以支持這一個研究項目。...
文:本刊編輯部綜合整理(主要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圖:維基百科、天主教各網站 2016年9月4日,羅馬教宗方濟各批准為加爾各答的德蘭封聖,封聖後又被稱為聖德蘭,同日被列爲其紀念日。此前的2003年10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把她列入真福品名單,她當時被稱為「真福加爾各答的德蘭」。加爾各答的德蘭人稱德蘭姆姆(Mother Teresa),作為天主教修女,她同時還是傳教士與慈善工作家,也是仁愛傳教修女會的創辦者,她一生主要在為印度加爾各答的窮人服務,有「加爾各答的天使」的美譽,並於1979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德蘭修女封聖,得到了世界廣泛的關注。(注:依天主教中文譯法之傳統,應稱呼她為德肋撒修女,本文為方便讀者閱讀,選用流傳更廣的普通譯法,作德蘭修女) 早年生涯 德蘭修女的本名是Agnes Gonxha Bojaxhiu,出生於奧斯曼帝國科索沃省的斯科普里(現為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的首都)的阿爾巴尼亞人。當時的馬其頓仍然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一部分。她的父親是一位富商且積極參與反土耳其運動,爭取阿爾巴尼亞的獨立。母親雖家教嚴格却有著深深的慈愛和信仰。 在Agnes八歲那年,父親病逝,母親便以賣布和刺綉的生意,獨自輔養三個孩子成長。Agnes的家庭是天主教家庭,她所居住的城市的居民多為穆斯林和東正教信徒,僅有少數天主教徒。 Agnes十歲時到克羅地亞公立學校讀書。參加了學校中的天主教學生會。這個學生會特別支持到外地傳教。十二歲時,她立下志願,將來要到外國傳教,從事救助窮人的工作。十五歲時,家鄉有耶穌會的神父們被派到印度的孟加拉(當時尚未獨立)去服務。神父們寄回家鄉的書信中,報告了印度有關的一切。她看到這些書信,很受感動,她和姐姐決定到印度接受傳教士訓練工作。十八歲那年,Agnes終於選擇奉獻生活,追隨天主的聖召。9月25日隻身到愛爾蘭羅雷托修女會(Sisters of Loreto)做初學生。 走向印度 1929年1月,Agnes從愛爾蘭到印度加爾各答,在喜馬拉雅山下的達耶林城開始初學訓練。1937年5月24日,Agnes在達耶林城發永願,决定成爲終身職的修女,並依法國19世紀最著名的修女聖德蘭(Saint Teresa)的名字和精神,改名為德蘭。德蘭成為修女之後,被派到加爾各答的聖瑪利亞羅雷托修女會中學教地理和宗教課。 1940年代初期,德蘭修女在聖瑪利亞羅雷托修女會中學擔任校長一職,當時印度貧富差距非常大,校內一片安寧,但校外卻滿街都是無助的痲瘋患者、乞丐、流浪孩童。1946年9月10日改變了德蘭修女的一生,也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一生。她那天在車站看到一個乞丐不斷地說:「我渴……我渴……」這個情境不斷在她的腦海裡浮現。她回到修院後,感覺到神在呼喚她為貧窮的人服務。 1947年東巴基斯坦脫離印度獨立,加爾各答湧入了數以萬計的難民,大多數都是怕被穆斯林迫害的印度教徒,傳染病如霍亂和麻瘋病等都沒有受到控制,在街頭巷尾爆發開來,學校高牆外的街頭越來越像是地獄。這景象折磨著德蘭修女的心。 1948年2月,德蘭修女寫信給羅馬梵蒂岡的總會,請求許可她離開勞來多修女會,專心為印度窮人服務。同年8月得到教宗庇護十二世許可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德蘭修女到巴特納城一座醫院受護士訓練,三個月後回到加爾各答城。12月她在加爾各答城最窮的地區莫地及爾(Moti Jihl)爲失學窮苦兒童辦了一所露天學校。起初,由於她個人力量有限,而需要救助的人太多,因此困難重重。但德蘭修女咬緊牙關,依靠天主,終於有善心人士受修女善行感召,捐助場所、設備、食物,還有人奉獻心力,協助德蘭修女的工作,其中不少是她過去的學生富家小姐。有11個女孩也決定奉獻一生,追隨德蘭修女爲貧苦的人服務。 1950年10月7日,教宗批准了德蘭修女與12位修女成立了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稱博濟會),德蘭修女將教會的修女服改爲印度婦女傳統的白棉粗布沙麗,這是印度階級社會中最底層的「吠舍」所穿的。德蘭修女却把「吠舍」定義為「主的兒女」,她認為,既然要為窮人服務,理應穿著與那些貧民相同的衣服。白布鑲上樸素的藍邊,成爲博濟會修女的制服。這個修會除了天主教修會傳統的貧窮、貞潔、服從三個誓願以外,還加上要全心主意,不要酬勞,為最貧苦的人,也就是基督受難的化身而服務。 1952年開始,德蘭修女開始了最引人注目的善行,就是為快要死亡的窮人服務。德蘭修女在加爾各答市政府捐贈的伽黎神廟旁的一間空房子,建立世界知名、讓窮人得以善終的收容之家,有快死的窮人,因爲修女們的細心照顧而起死回生的。對這樣的人,除了給予適當的照料之外,還教給他們謀生的技能。垂死病人得到收容之家的修女、醫生、護士、義工的細心照顧,平靜安詳而有尊嚴地離開人世。 行遍世界 1960年10月,德蘭修女首次離開印度訪問美國。在回加爾各答之前.她轉赴羅馬,拜訪教宗若望廿三世。亞加及尼樞機承認她的傳教修女會是一個宗座的修會。1965年2月1日,仁愛仁教修女會正式被批准爲宗座修會,德蘭修女從此可在印度之外建立修院。1968年教宗保祿六世邀請德蕾莎修女在羅馬建立一座修院。 1982年,在貝魯特難民營遭圍攻的緊要關頭,德蘭修女斡旋以色列軍與巴勒斯坦游擊隊之間實現暫時停火,並因此得以從一座處於交戰前綫的醫院中成功救出37名孩童。南斯拉夫爆發科索沃戰爭後,德蘭修女告訴一方的指揮官,說戰區裏面那些可憐的女人和孩子都逃不出來。指揮官說:「修女啊,我想停火,但對方不停,沒辦法。」德蘭修女說:「那麽只好我去了。」德蘭修女走進了戰區,交火的雙方在得知了德蘭修女走進戰區後,便立刻停火,都在等德蘭修女把那些可憐的婦女和孩子帶出戰區後,雙方才又重新開戰。後來這個消息輾轉間傳到了聯合國大會,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聽後,嘆了口氣說...
周偉文 前言 過往十多年,本刊每年都會參加在墨爾本博士山舉行的年巿及中秋慶祝活動。策劃這些活動的絕大多數從商的華人移民。最近六、七年,我都注意到一位年輕的女孩子,擔任推廣策劃在白馬巿這些活動的聯繫。不單如此,她也協助白馬商會舉辦不同的社區活動,在各方面協助商戶在這地區建立生意。她就是自小就在博士山華人社區活動中長大,從事巿場及活動推廣,在博士山長大,可以於是屬於博士山的女孩-Tina Liu。 成長於博士山 Tina 五歲時跟父母從台灣移民墨爾本,落地於墨爾本。父親是越南華僑,母親是台灣人。Tina 成長於典型的中華文化家庭之中,卻又在澳洲這一個充滿自由和機會的社會中長大,她一直認為自己得天獨厚,能在東西方最好的經驗中長大,而她一直在享受著這一特別的成長經歷。 Tina的父親是活躍於墨爾本僑界、長期服務博士山的僑領劉國強僑務委員,她自小有很多機會跟著父親參與各類華人社區活動。Tina 記得她小時候,博士山華人並不太多,今天區內華人食店及商舖林立,可以說Tina是與博士山成為一個華人社區一起成長。她小學及中學都在博士山,因此同學朋友中既有在這土生土長的西人,卻又有不少是在博士山華人社區中一起成長的第二代華人。由於長期參與服務社區,她更認識不少從海外移民來到這裏安居的新朋友。對Tina來說,她特別感受到澳洲社會的多元性及活潑。 服務社區 理所當然 Tina家在博士山開設雜貨店, 父母親工作繁重,每天見到父母親勤勞工作,令她繼承了華人勤儉就是美德的傳統。父親多年來參加了各類社團活動,服務社區,更因此與主流社會有深入接觸,令到Tina自小就參與社團內不同的義務工作,更進而有認識及服務主流社會的機會。在家中她和弟弟學會了要尊重長輩,更常常跟著他們組織各類社區活動,深深體驗華人合作處事的方式。又因為成長及學習於主流社會,帶著澳洲人的生活經驗,塑造了Tina今天把東西文化結合於一身,遊走於發展迅速的博士山,建立自己的人生事業。今天,她積極參與推動博士山的社區發展,也把自己的專業及時間用在服事社群。 推廣中華文化 雖然一直參與服事社區,Tina 與父輩的社區領袖想法並不完全一樣。對Tina來說,博士山是華人生活中心,但同時卻又是澳洲社會的一部份。因此在考慮這一個社區的發展時,她不單止會從第一代華人移民生活的方式及角度去考量,同時亦會從澳洲人的觀點出發去思想,到底怎樣的發展方向,會令到大部份人更有好處。舉一個例子,十多年來,博士山在農曆新年及中秋節,舉行的慶祝活動,Tina會認為這些活動,並不只是屬於華人的文化活動,更是屬於整個社區包括不同民族的活動。過去多年,她成為義工,協助組織這些活動的同時,也著重主流社會有更大的參與。我們見到愈來愈來的澳洲人,一起參與這些具備中華文化特色的活動,就可以見到像Tina這樣成長的第二代華人,接棒華人社區走進澳洲社會的路,與父輩不一樣的歷程。 Tina 覺得不單是在博士山生活的澳洲人,包括在維州不同社區的西人,也很願意瞭解及主動參與在博士山這些以中華文化為中心的活動。Tina覺得大部份澳洲人對中華文化存開放態度,在從事巿場推廣的經驗中,Tina相信自己可以在向澳洲主流社會推廣中華文化傳統,作出更多貢獻。 結合中西的巿場推廣 華人來自不同地區,都在博士山出現,Tina 也有機會接觸來自不同地區的華人。Tina認為從香港來的華人,大都已經在這裏生活了數代,因此熟悉主流社會,也融入在其中。來自東南亞的華人,不少是七、八十年代來的難民,也開始投入社會生活。近年從中國來的移民,對澳洲不太熟悉,但也主動去認識這一個國家,持著開放的態度。她覺得不同地方及時期來的華人,都很願意以這裏為家,主動建立自己的將來。她相信自己的專業及在這裏成長的經驗,能夠給他們幫助。 Tina在墨爾本大學唸商科,主修巿場推廣,以優秀的成績畢業,並且完成碩士課程。她也修讀過資訊系統,畢業後在主流媒體推廣公司中任職。在六、七年間,她取得不少經驗,表現亦亦得到業界肯定。她曾獲墨爾本大學邀請,主持講座分享巿場推廣心得。只是在她工作環境中,大多是西人,華人只有寥寥無幾,Tina覺得機構並沒有給少數族裔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七年前毅然離開穩定的工作,開展了自己的巿場推廣事業。 Tina現時從事數碼化及社交媒體的巿場推廣,也協助客戶舉辦大大小小的活動,她那豐富的社區參與及人脈網絡,成為她在策劃各類推廣活動時最大的助力,她的客戶既包括針對向主流社會推廣的企業,也有以發展華人巿場為主要目標。從Tina的觀察,現時華人移民引進的企業發展迅速,其中一些是帶著創意和資金來到澳洲,也很願意投放資源去推廣不同的營商意念。她相信從事巿場推廣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而像她這樣具備亞洲及澳洲背景的,將有更大的發展機會。 由於亞洲移民澳洲漸多,企業的巿場推廣也開始針對著不同民族來進行。最近Tina協助一個動漫展覽的推廣,主辦方不單找她負責主流社會的推廣,也讓她推動在不同民族中間的宣傳。Tina 相信這是巿場推廣發展的趨勢,而像她具備少數族背景的,會有更大發展空間。 在多元文化中成長...
文:本刊編輯部 圖:拍攝/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提供 最近一段時間,澳大利亞的醫療和製藥行業似乎出現了井噴的趨勢,在艾滋病、老年痴呆症和癌症的治療和預防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在眾多的科技成果當中,自然也不乏華人科研工作者的貢獻,在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通常以其縮寫WEHI被稱呼為「圍亥」)的David Huang & Andrew Roberts聯合實驗室,一種新的多發性骨髓瘤的治療「靶點」被研究小組發現,這一成果將有助於多發性骨髓瘤的有效治療。 David Huang & Andrew Roberts聯合實驗室的研究小組有多位成員參與此項研究,其中有兩位華人——龔佳男博士和來自清華大學的項目交換生姚遠。在約定的時間,筆者在「圍亥」的實驗室裡見到了龔佳男博士。龔佳男博士2013年畢業於北京協和醫科大學,並取得博士學位,2013年底加入David Huang & Andrew Roberts聯合實驗室,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尋找新的癌症治療靶點和研發新的靶向治療藥物。在中國的時候,龔佳男博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急性髓系白血病」,與現有的工作大體是同一領域。 在開始談論這一次的新研究成果之前,筆者先大致介紹一下「標靶治療」,這樣會有利於讀者深入了解研究小組的成果。「標靶治療」也稱為「靶向治療」,是一種以干擾癌變或腫瘤增生所需的特定分子來阻止癌細胞增長的一種藥物療法,而非一般的干擾所有持續分裂細胞(不穩定細胞)的傳統化療法。癌症靶向治療在被認爲是比當今其他療法更加有效,並且對正常細胞傷害更小的療法。簡單地說,「標靶治療」最大的優點就是準確性高,誤傷正常細胞的可能性小,病人的痛苦感也就相應地降低。 言歸正傳,「圍亥」的研究小組最新發現了多發性骨髓瘤的新治療「靶點」,一種名叫MCL-1的蛋白,爲骨髓癌患者帶來福音。多發性骨髓瘤是一種漿細胞不正常增生,致使侵犯骨髓的一種惡性腫瘤。主要是骨髓中的漿細胞——B細胞發生癌病變,複製產生許多惡性的漿細胞,侵犯多處骨頭,形成多個癌塊,惡性骨髓瘤產生時,會引發蝕骨細胞活化,伴隨著骨骼外部的硬骨被破壞,引發骨骼疼痛的症狀。據龔佳男博士介紹,在中國每10萬人有兩到三人患這種疾病,澳大利亞每年有1700多人被診斷患多發性骨髓瘤,雖然發病率不算很高,但是這種病目前爲止仍然無法有效治愈。多發性骨髓瘤患者常常感到非常痛苦,存活時間只有大概兩年。...
文:本刊編輯部綜合整理 (主要資料來源:維基百科、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 圖:維基百科 140年前的1876年,美國人司徒雷登在中國杭州出生。相對於在美國,司徒雷登在中國更具有知名度。這位生於中國,逝於美國的傳教士,同時也是燕京大學創始人,以及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最後一任美國駐華大使。 現代中國人最初了解司徒雷登,多是源於1949年毛澤東所寫的一篇文章《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曾被收入中國大陸的中學語文教材,司徒雷登被長期當作是當年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代表人物。然而在差不多的年代,學者聞一多先生在《最後一次講演》中有一段談到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最後一次講演》也被收入中學語文教材,但大家通常見不到這一段文字。 其實,政治家可以說是司徒雷登生命中一個十分不重要的角色,在司徒雷登誕辰140週年之際,更值得我們專門來審視一下的,是基督徒司徒雷登以及教育家司徒雷登。 家學淵源的基督徒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先祖是蘇格蘭貴族之後裔,於十八世紀移民美洲,在賓夕法尼亞州開辦農場。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羅伯特和祖父大衛都曾擔任過牧會和學校教育的工作。 司徒雷登的父親約翰(John Linton Stuart)出生於1840年,長大後,先後在肯塔基州的中央學院和紐澤西的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讀書,畢業後被按立爲牧師,成爲司徒家族的第三代牧師。不久他回應上帝的呼召,立志成爲一個傳教士,到中國去傳福音。 約翰於1869年到上海,很快就轉往杭州,開始了長達46年的宣教生涯。他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叫司徒約翰。他經常沿著大運河,來往奔波於城市和鄉村之間傳福音。這一時期,著名文學家賽珍珠(Pearl Buck)的父親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曾經與他一起同工一段時間。 在一次返回美國期間,約翰認識了瑪麗•路易莎•霍頓(Mary Louisa Horton)小姐。瑪麗小姐的父親是一個教育家,亦曾擔任過莫爾比市的市長。瑪麗自己亦熱衷於教育,曾創辦一所女子學校。她更是一個虔誠、熱心的基督徒,希望有一天能够獻身到海外去宣教。在與從中國回來的約翰相識後,二人很快墜入愛河。1874年夏天,約翰與瑪麗結爲伉儷,隨即一起前往中國。 在丈夫約翰忙於宣教工作之時,瑪麗亦發揮她的天賦,創辦了杭州基督教協和女子學校,自任校長。她招收的學生都是貧苦人家的女孩子,免費讓她們接受教育,還爲她們提供食宿和衣服,只是有兩個條件:一是不許纏足,二是學校有權否定由家長包辦的婚姻。司徒夫人還創立了基督教女青年會,是中國最早的基督教女青年會。 1876年6月24日,司徒夫婦倆生了一個男孩,爲他取名叫約翰•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中文名則叫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童年時從母親接受啓蒙教育。1887年4月,11歲的司徒雷登和兩個弟弟一起被送回美國去讀書。父母親重返中國宣教後,司徒雷登被寄養在姨父母家裏。姨父母對他的管教很嚴格,特別在宗教生活上更是一絲不苟,使他養成了去教會做禮拜、上主日學、研讀聖經,以及禱告等習慣。 16歲時,司徒雷登進入弗吉尼亞大學附屬中學——夏洛維爾市的潘托普斯學校(Pantops...
遊走在音樂與醫學之間的天使 ————澳大利亞傑出的華裔女性Dr Yvonne Ho AM 採訪/撰文:王鼎 圖:被訪者提供/Charteris Music School/DrYconneHo.com 如果談起澳大利亞傑出的華裔女性,Yvonne Ho絕對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她是一位音樂家,並從事音樂教育已經30多年,此外,她還是一位核醫學專家,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頗有建樹。另外,她還積極投身於社會的公益事業,也是一位成功的演說家和商人。作為一個醫學專家和音樂教育家,她為社區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從而在2015年獲得了AM(Member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勳章,而此前的2013年,Yvonne被收錄到2013年度維多利亞州傑出婦女榮譽錄(Victorian Women’s Honour Roll)中,2014年還榮獲澳大利亞行政管理奮進獎學金(Endeavour Executive Fellowships, Australia Awards)。 ...
採訪/撰文:嚴程鋮、戴智傑 圖:由受訪者提供 在很多的英雄漫畫或電影中,當中的英雄主角自不然被視為該城市或國家的守護者。但事實上,在英雄背後,往往有一支極其出色、卻又不為人知的團隊,為英雄們的行動作出資料分析和對策。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只會把「英雄」,「守護者」等名譽加在軍人、警察和消防員等前線人員身上,往往忽略了在他們背後,有一班正埋頭苦幹的研究人員,在暗中保護我們的國家,免受一些的疫症、甚至是生化武器的入侵。今期《同路人》邀請了在國防部工作、主要研究疫症和生化武器對人類影響的劉偉民博士,讓他和我們分享一下他的工作內容和對疫症與生化武器的見解。 劉偉民博士(Dr. Tony Lau),在香港出身長大,大學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主修生物,副修生化。完成學士學位後,繼續在中文大學進修碩士學位課程,研究重金屬對人體的影響。在80年代初,劉偉民博士獲得獎學金,於是他便到墨爾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完成博士學位後,他獲得一個機會,在澳洲國防部工作,於是他便決定長留澳洲,並在國防部渡過了三十多年的寒暑。 防備生化恐怖襲擊 相信大家對國防部的印象,大多停留在電影世界給予了我們的觀感,是非常神秘和威嚴的。當然國防部有它本身的架構和制度,所涉及的資料亦大多須要保密。但幸好劉博士身處的部門,所處理的事項和資料有些需要保密,但也有必要向大眾披露一些情況,故他可以介紹一下他的工作。劉博士在國防部的國防科技小組(Def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oup)工作,主力研究如何防備生化恐怖襲擊。 他說:「簡單而言,我的工作和公共衛生有關,主要是要建立一個有能力去預防和監察傳染病發生的安全網。因為國防部要對生化武器有一個準備,以防有恐怖主義者用生化武器去攻擊國防部軍隊的設施和人員,甚至對國家保安造成嚴重的影響。」當然,會發生生化武器襲擊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一旦發生,它對整個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的影響就會非常巨大。故此、國防部必須防患於未然。 有關生化恐怖襲擊的個案,歷史上亦發生過不少,那在澳洲發生的機會大嗎?劉博士坦言指他並不是情報方面的專家,故此他不能作出評論。但劉博士指一般情況下,他們會對某類的細菌特別專注,例如天花、鼠疫或炭疽桿菌等這些傳統被用作恐怖襲擊的細菌,他們都會有一定的研究和準備,故有信心能防止這類的生化恐怖襲擊。劉博士指:「大多曾被用作恐怖襲擊的細菌,現在在全世界可能已經不存在,亦只有少量樣本在某些國家保存著,但現在仍不能百份百保證安全,恐怖分子是有機會從黑市市場購買到細菌樣本,再加上現今的生物工程技術非常普及,恐怖分子往往能想出一些超乎正常程序的方法出來。」所以可以說,劉博士和國防部的工作仍非常艱鉅。 自然產生流感比生化襲擊更危險 生化恐怖襲擊固然非常可怕,但劉博士直言指自然產生的流感卻比生化恐怖襲擊危險得多。因為會發生生化恐怖襲擊的可能性較小,而國防部基本上已經對生化恐怖襲擊所用的細菌有一定的研究和認識。但是對於一些自然產生的流感,能掌握的資料卻少之又少。故此,國防部亦將部分重點轉移到公共衛生的領域上。 生化恐怖襲擊可以靠情報人員防止,那自然產生的流感又如何可以預防和監察呢?劉博士說:「我們主要是靠數學上和邏輯上的推論,例如有醫生發現有特別的病毒在病人身上發生時,會將資料交給衛生部,而衛生部再將資料提供給我們國防部。那我們會透過一個精算的方法找出一個或然率出來,在一個可以說是不穩定、大海撈針的情況下,找出事發的地點、時間,再推測有可能爆發流感的高峰期和受影響人數。」劉博士指他們設計的程式,可以在爆發流感高峰期前六至八個星期,準確地預測下來,而這程式亦被維州政府正式考慮接納。 近年,世界各地都爆發不同的疫症,例如非洲的伊波拉病毒、韓國的中東呼吸綜合症及近期在巴西爆發的寨卡病毒。自然產生的流感和生化恐怖襲擊不同,生化武器通常由專門的人士帶著病毒樣本入境,在入境時海關仍有辦法防止。但自然產生的流感,通常是經人感染後,由人體帶入境內,因此要在入境時監測得到會是非常困難。今年是奧運年,相信有不少澳洲的運動員和民眾會到現場參加這項盛事,可是舉行的城市——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卻爆發大型的寨卡病毒,那豈不是會很危險嗎?劉博士指說:「這是由衛生部負責,但通常從這些地方回來的,都會要求他們填寫表格,以便將來如真的發生任何問題時,也有根源可以調查得到。」 部門與部門合作共設衛生安全網 像在澳洲那麼大的國家,需要不同部門負責不同的範疇,才可把所有事情都管理得妥妥當當。可是,如果部門與部門之間欠缺溝通和合作,說沒有辨法讓整個國家順暢地運作起來。那如果澳洲真的不幸地爆發疫症,那國防部當然也會和衛生部緊密合作。劉博士首先指明,國防部最主要的職責,是負責軍人免受生化武器襲擊或在極端天氣下的身體安全問題等,在社區爆發疫症,會是衛生部的工作。但當然,衛生部如向國防部尋求協助,國防部亦非常願意提供相應的資源。劉博士說:「政府部門之間有一個承諾和諒解的共識,正如發生大型的天災時,軍隊亦會派出軍人出來協助救援。如真的發生大型疫症時,國防部當然會提供資源來配合。」在電影世界裏,經常都會有以疫症為題材,當中亦經常會有軍隊封鎖城鎮的場景,那現實中又有可能會發生相同的場景嗎?劉博士笑說:「我也是從電影中得出這概念,但我不是專家,我不能給出一個專業的見解。」 的確,我們要把一條又一條的線結合,才可形成一個滴水不漏的安全網;國家的衛生安全網也是一樣。可是一個安全網能抵擋外來的入侵,但是在內部衍生出的病毒問題,那又如何可以解決呢?劉博士指澳洲政府簽了約定,所以絕不可能發展出生化武器出來。而在國防部的病毒樣本,每年都有外來的專家檢測其安全性,故市民大眾可以放心。而恐佈分子的確有能力在境內製造生化武器,這亦是各地政府所關注的問題。但就機率而言還是很小,故我們也不用太過擔憂。 醫學世家心繫香港 劉博士的學歷和工作成就卓越非凡,想不到他的家人亦在醫學界中各佔一個領域。劉博士在香港已認識的太太,在醫院擔任X-Ray放射性檢查員;他的兒子亦在醫院內擔任醫生,而女兒則仍在求學,主修營養學。劉博士笑言指從來沒有影響其子女的取向,亦想不到兒子最後會走上醫學這領域,相信一家人會在同一領域上感興趣,是巧合多於是故意營造這氣氛。 劉博士自言指自己沒有太多其他的興趣,聽音樂、閱讀、打乒乓球已經是他最大的娛樂。不過,因他是中文大學出身,故此經常會和在澳洲定居的中文大學校友聯誼。而在劉博士擔任校友會主席期間,亦會和香港經貿辦事處合作,在某些特別時刻如香港舉辦奧運馬術、回歸十年等,於澳洲舉辦一些音樂會,用另一種方式去慶祝。明年是香港回歸二十週年,劉博士亦指有計劃和香港經貿辦事處合作,舉辦一些慶祝活動。看來劉博士雖然已經在澳洲生活三十多年,但相信在他心中,香港仍有一定的地位。
文:周偉文 圖:被訪者提供 兩黨聯盟在聯邦大選中取得76席,總理譚寶爾僅以一票之微組成多數派政府,把剛退下的前議長安娜伯克(Anna Burke)盤踞達18年的Chisholm選區這議席搶回來的聯盟黨議員Julia Banks可以說是譚寶爾能組成政府最決定性的一席。事實上,Chisholm是今次選舉中,自由黨從工黨手上搶回來的唯一議席。要是工黨能保持這一個有超過20%華人的議席,譚寶爾充其量只能組政少數派政府,可見Julia Banks贏取Chisholm這一議席的重要性。到底Julia Banks是誰?她如何能成功取得這議席,相信是讀者都會關心的事。 成長於希臘文化的中心Oakleigh 在Julia當選後,我有機會與她在Ashwood的競選總部,暢談她對這一次大選的感受。Julia的父親15歲時從希臘移民澳洲,母親在這裏出生,也是希臘裔,Julia自然是ABG(Australian Born Greek)。和很多當時的華人移民家庭相似,Julia父母要胼手胝足工作,一家大小從事小生意,養活子女,建立家園。因此Julia自小已學會投入於家庭及社區,並且明白勤勞與教育,是在社會中力爭上游的階梯。這一點,正是與數十年前移民澳洲的華人及他們第二代相似。她自小居住在Oakleigh,是希臘人聚居的熱點,Julia也在這裏工作。Oakleigh是Chisholm 一部份,Julia可以說是長期服事選區,對這裏瞭如指掌,並且與這社區一起成長。 Julia在蒙納殊大學取得法學及文學士雙學位,畢業後從事律師專業,與Mike Banks結婚,育有兩名孩子,現時都在大學讀書。二十多年來Julia成為了企業管理人員,在不同的企業中,建立了對澳洲社會發展的看法。她特別注重女性在社會扮演的角色,並且明白少數族裔在多元文化社會之中,極需要支持和鼓勵,她盼望作為議員,能夠在這兩方貢獻自己的能力和經驗。 多元文化背景成為成長的動力 Chisholm是維州的多元文化中心,Julia作為少數族裔,成長經歷的各種掙扎,給她很大的信心,去面對選區內的挑戰。自小Julia見到少數族裔只要努力,主動去開拓,爭取機會去發展自己所長,澳洲社會是願意給她們機會去發展。在這一個多元文化社區中成長,令她有信心可以和不同族裔的澳洲人交往及溝通,爭取他們的認同和支持。 在少年時代Julia並沒有在家中說希臘文,卻要在週末學校中學習希臘文,而且她的家人也會在家中也慶祝各個希臘的節日。對她來說,這些經驗,令她體驗到在澳洲,不同文化是可以並存和融合的。她在學校中曾修讀法文,也深入地認識歐洲文化。她小時的一位鄰居,是一位華人女士,與她家人相熟,看著她成長,她戯稱這女士為奶奶,因此Julia也與中華文化有所接觸,產生了好感。她覺得華人重視家庭,與希臘人相似。在當選後,Julia盼望能修習普通話,爭取與華人社區有更多溝通的機會。 參政抱負──對Chisholm的期望 為甚麼Julia會考慮從政?按照Julia的說法,從小時在學校開始,她就經歷到身邊的同學會因她的希臘名字及背景而待她有所不同,有時也會取笑她。她努力去爭取改變這情況,並不覺得膽怯。大學畢業開始工作後,作為少數族裔的女律師,她經常為弱勢及婦女社群去爭取權益,要為她們去爭取社會的認同。在她從事企業管理中,她明白從事小生意者的困難,也常為他們的權益而發聲。雖然在過去她沒有很多從政的經驗,但Julia在未來,她會在議會中為澳洲大部份從事小生意者及Chisholm的選民,爭取更多的發展空間。 Chisholm選區華人佔了20%,其它族裔的也不少,Julia小學同學中,就有第四代的華人移民,她盼望Chisholm能保持對不同民族的開放性。Julia相信,多元文化是Chisholm的特色,亦是它近年來這社區發展迅速的動力。作為議員,她盼望能團結區內不同族裔,共同建立一個更有朝氣和激情的社區。對於大量華人移民聚居於Chisholm,Julia表示,由於不少華人都是以企業移民的資格來到澳洲,因此華人從事小生意者大不乏人。她覺得這些華人與自由黨的經濟理念接近,就是人要盡力去建設自己的事業,而非仰賴政府的扶持及救濟。Julia覺得華人移民對Chisholm的持續發展,是有很大的助力。 對於Box Hill區的急劇發展,引來大量的舊屋重建,Julia認為整體是向好的,但不應該出現過份的發展。在發展期間,怎樣能協調對環境、交通及居民生活的影響,政府應主動去解決隨著發展而衍生出來的各種問題。雖然城巿發展是州政府的責任,但聯邦政府在道路興建及交通設計,如高速公路及鐵路的興建及撥款上,是有一定責任,Julia指出譚寶爾政府很願意在這方面協助Chisholm的發展。 在Chisholm選區內,有醫院,專上學院,包括迪肯大學,蒙納殊大學,博士山技術學院,Holmsglen技術學學院等,這些學院都有不少來自不同文化的海外學生,為社區帶來活力Julia認為這些都是Chisholm發展的優勢。澳洲和中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Julia認為會為澳洲的發展帶來更大的機會。她相信Chisholm區內的華裔商家,將在這自由貿易協議得到更多發展的機會。有人認為華人會搶去澳洲人的工作機會,Julia並不認同,相反她認為華人將為澳洲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重視人與人的關係 作為一個議會新丁,Julia表示會專注在多元文化的社區發展及婦女權益的推動。Julia認為少數族裔為澳洲的發展帶來了新的視野和動力,她相信不同民族可以使澳洲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她反對對任何民族的歧視。Julia回想她父親15歲時來到澳洲,鄰居中有一位中國女士,對待她的父親如同兒子一般,因此Julia自小也稱這女士為奶奶。這一個經驗令她相信不同民族,是可以團結成為一個國家。 在這一次選舉中,Julia的對手也是來自希臘裔,長期扎根於社區的蒙納殊前巿長Stephanie...
圖片由被訪者提供 採訪/撰文:Christiana ZHU 鍾東昇牧師上世紀70年代出身於香港一個非基督徒家庭,但自小學開始直至大學,一直都在基督教學校讀書,內心一直都相信神的存在,且神是《聖經》中所講的「唯一的創造主」。當然,年輕人往往多有一個叛逆期,對於當時的他而言,固然認可亦尊敬那些每周日早起做禮拜,平時行善事的基督徒,卻認為自身很難做到。在香港浸會大學攻讀英國語言文學學士期間,受到一些同為大學生的年輕基督徒的影響,他開始參加禮拜與青年團契,有機會與同齡基督徒一道探討信仰問題。期間有一次,他在回答「為何不信主」的疑問時表示,「我所祈求的,神都從來不曾應許。」而其中一名年輕基督徒則點醒他稱,「若神聽從你的所有祈求,那祂不是神,你才是神。」明白了道理的他開始慢慢融入教會生活,參加查經、在聖公會受洗信主、參與事奉。 488-4 大學畢業後不久,鍾牧師即蒙召「要作全時間的事奉,並專注於《聖經》研究」。自此的十年時間內,為著將來能夠更好地進行教會事奉,他開始不斷裝備自身,為更深入神學研究打基礎──先後於中華神學院(香港)、信義宗神學院、 德國漢堡大學取得了聖經與教牧管理學碩士、神學碩士、神學研究碩士(專業方面《舊約》)以及神學博士。目前,鍾牧師是澳洲在《舊約》研究方向上獲得神學博士學位的第一位華裔牧師。 鍾牧師講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他表示這得益於其多年在海外華人教會的事奉,更體現了神在其身上一早開始的「預備」。「在我讀書的年代,整個香港的小學界只有我就讀的小學教普通話,中學和大學期間,普通話同樣是必修課,而在德國攻讀博士的七年中,我因在德國埃森、漢堡以及德國北部的各地華人教會擔任義務牧者,亦有不斷提升普通話的運用水平。」 2011年,獲得神學博士的鍾牧師回到香港,在中國宣道神學院(香港)擔任講師,教授聖經希伯來語、由舊約傳講基督、智慧文學、先知文學與舊約神學理論,「我以為這就能夠把神給我的召命好好地實現出來,卻沒料到神又再次感動我,繼續在海外華人教會從事前線的,福音拓展工作。」2013年,南澳一所華人教會向鍾牧師發出了邀請。鑒於在德國期間即已感受到海外教會日益增長的福音事工發展需求需要牧者的帶領,鍾牧師一家經禱告,放棄了在香港的一切,來到了阿德萊德。「在來之前,我甚至從未有聽說過阿德萊德這個地方,但自從來了以後,卻深刻看到了南澳華人教會的需要。與很多海外教會一樣,除了移民群體,留學生和交流學者亦需要看顧,特別是後者在海外完全宗教自由的環境中信主,繼而回到國內傳福音,他們所帶回中國的自由信仰背景與感受,同在國內信主的人是截然不同的。」 鍾牧師能夠扎根海外事奉,與鍾師母以及家庭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夫婦二人相識於鍾牧師在香港讀兼職神學課程的時期。婚後,為了支持鍾牧師前往德國讀神學博士,師母放棄了銷售經理的職位,在德國攻讀心理學,經刻苦的努力獲得學位後,又舉家回到香港,剛剛安頓好家庭,事業有所起色,又再度義無反顧地跟隨鍾牧師來到南澳。 自成為一名聖公會的教信徒以來,他一直都希望成為一名聖公會的牧師以事奉上帝,但「在每次好像有一點機會的時候,神都會帶我走了別的路…」而看似的「事與願違」,其實只是神的引領與考驗。鍾牧師感歎,「這幾年,我已經沒有了那樣的想法,然而神卻引領我來到了阿德萊德,不僅成為了一名聖公會的牧師,更在聖公會聖巴拿巴神學院任教。」鍾牧師表示,這期間確實遭遇了各式各樣的難關,但這是「神讓我重新認識並學習『謙卑』的功課,學會照顧不同群體的需求」。譬如,聖公會對成為合格牧師有著較為長期的觀察與嚴密的審核,雖然,他已獲得神學博士,並有著多年海外教會牧養、宣教事工及神學教學方面的經驗,但因為缺少在澳洲作牧師的經驗,仍需要放下教授的架子,轉而以學生的身份修讀相關教牧課程,有時亦需要克服在討論時由經驗而帶來的差異,「這是上帝的旨意,是為了長遠服事華人群體的需要,故而我很願意去順服!」 除裝備自身之外,他目前一面在查爾斯特大學神學院下轄的聖公會聖巴拿巴神學院兼任講師,主講舊約,並負責該學院阿德萊德聖經中文課程的統籌與主講工作,一面在南澳本地華人及聖公會教會中事奉,主持一些教牧工作並開展華人福音事工。他介紹表示,老齡化不僅是許多國家面臨的問題,亦是不少基督教教會所面臨的挑戰,若按照舊有的模式運作,則不出三五年,將有至少30%的教會面臨關閉。伯恩賽德牧區(Burnside)和鄰近牧區單是聖公會的教堂就有八間,其中「聖公會聖大衛堂(St. David’ s Anglican Parish of Burnside)是澳洲十分典型的『老化』的英語教堂,雖然教堂的教牧人員以及教友很有心支持事工的開展,但因為平均年齡已高達78歲,難免力所不能及。我很感激他們給予了我助理牧師這樣一個位置,方便我開展該堂的華人事工,最初是從零開始的,經由這兩年的努力,慢慢已經有了不小的進展。」當然,南澳聖公會的華人牧師僅有兩位,若想要令聖公會成為更多華人基督徒的『家』,需要前行的路依然漫長。他亦指出,不少宗派的領袖亦意識到了教會「老化」的問題,並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例如,南澳聖公會大主教杰弗里•威廉•德里福就選擇了「讓賢」,並為接任的大主教打好了基礎,譬如為聖巴拿巴神學院選定了目前的院址開展神學教育,並於去年訪問香港和南京,計劃與當地的神學院展開合作,等等。 談及學院開設聖經中文課程的初衷,鍾牧師表示,自己之所以向學院建議開設這一課程,是希望學院方面能夠從神學教育的方面給予南澳本地的華人教會更多的支持。「院方已表示會積極同大學商討,而從長遠的角度來說,無論是中國國內龐大的信眾人數,亦或是留學移民澳洲的人數,都顯示了開設中文神學認證課程是一種必然趨勢,對於支持南澳本地教會的發展十分有利。」談及課程本身的特點,他表示,此番的短期課程是《新約概論》與《舊約概論》的一個密集課程,適合於所有的基督徒就讀,主要會提出一些大的學習範圍,讓學員具備基本概念,並會提出一系列的問題,讓學員進行思索,在提升興趣的同時,將學員的關注點指引到正確的方向。當然,他也指出,該課程僅是為了打開學員的視野,對於那些希望作帶領,作教會領袖,以及作全時間事奉牧者的基督徒而言,則需要更進一步的課程,而這有待於學院未來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