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Monash Caulfield校區2016年學生會主席張子揚

十足馬力，「闖」進主流社會！

——訪Monash Caulfield校區2016年學生會主席張子揚

                    文.司佳鷺           圖.被訪者提供

最近在墨爾本的華人留學生圈子裏，一個名叫張子揚的男生火了，原因是他剛剛成功當選為Monash大學Caulfield校區學生會主席，以「第一位留學生身份的大學學生會主席」的名號留於維多利亞州史之中——這樣說或許有些誇張，不過破了這個紀錄的他當選時不過才登陸澳大利亞這片陌生土地不到三年而已；而此時距離他完全由中國留學生組成的競選團隊Stand Up最初成立的日子，也不過一個多月時間。

新學生會主席，是個「真實」的年輕人

說起學生會，你會最先想到什麼？

對中國大陸寒窗苦讀十餘載的學子來說，「學生會」比起有着實際作用的學生組織，更像是一個為簡歷加分的閃亮頭銜，服務作用大於利益訴求，「打雜」功能壓過自主權利，這種「學校的傳話筒」角色有點像物理課代表實際不過是幫教師搬搬教具發發試卷，中隊長不過是戴上袖標威風地記下不守課堂紀律同學的名字——自嘲起來，大多數經歷過學生年代的人都會會心一笑。

在澳洲，學生會則是截然不同的組織。Monash大學的網站上這樣概述：「學生組織為學生提供服務、組織活動，並在學術相關事務方面起到代表學生的作用」。而Monash Caulfield校區學生會——MONSU的簡介則寫得更為直接：「我們在這裏代表並支持作為學生的你」。在很多情況下，學生會甚至會站到學校與政黨的對立面，公開為其所代表的學生利益而爭辯。正因如此，每年學生會競選也尤為激烈，學生們早就練就了「火眼金睛」，從一羣滔滔不絕的候選人中挑出條件最「誘人」的那一個，並且對其上臺後的表現萬般挑剔，如同成人政治社會的縮影。實際上，相當一部分議員甚至首相，學生時代都是學生組織中的活躍角色——對他們來說，硝煙瀰漫的政治生涯在羽翼未豐的少年時代便已早早開始了。在競選中獲得成功的代表們，往往年紀輕輕便滲入到主流社會核心當中，對學生訴求抑或是政治手段都瞭如指掌。正因如此，在大部分情況下，學生會成員，尤其是主席一職都由活躍的本地學生長期佔據。

在這種情況下，2016年Monash Caulfield校區的學生會主席一職被一名毫無經驗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收入囊中，無論在華人圈還是本地學生間都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來看看幾個可以被貼在張子揚身上的標籤：本科生、大陸留學生、無執政史、有語言障礙。這些弱點很容易便一覽無餘，因此在競選過程中，他的團隊被對手設置了極富針對性的「英語原則」——競選期間只許講英文，連競選海報也曾被對手貼上一針見血的標語：「沒有執政經驗、沒有制定社團政策……甚至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投票以前想清楚！」

誠然，如同結局總是無法以教科書般的指導方式來預料一樣，將一個人武斷地標籤化，卻因此而忽略更多關鍵信息，也是我們喜歡「分門別類」的大腦常犯的一個錯誤。上文所述信息倒也不假，但還遠遠不是他的全部。2013年，他曾擔任澳大利亞聯邦大選工黨志願者，2014年又成為冬季聯合國青年大會中國青年代表。此外，他還曾是Monash大學學術委員會唯一的留學生教務委員，如今還兼任維州青年工黨多元文化委員會主任。登陸澳大利亞短短幾年時間，他似乎已經走在了許多人前面。

採訪前，我曾想頂着這樣一串閃亮頭銜的他，人前或許應是口若懸河、儀表堂堂，一副年輕有為的「小大人」模樣。未曾想，與他通過微信第一次溝通時，他便大方自嘲「我嘴比較笨，不太會說」，並且配上一個時下流行的尷尬笑臉表情。霎時間，我想我大概明白他受到歡迎與接納的道理，這或許正是因為他毫無修飾的率性——與萬千校園中歡笑忙碌的身影無異，他是他們當中任何一個敢想敢說、不拘小節的年輕人最真實的模樣。

隨遇而安，在每一段迥異人生中全力以赴

中學時期的張子揚與現在幾乎可以用「判若兩人」來形容。談到自己的家鄉山東時，他笑了。「從早晨7點半的早自習開始，一直到晚上10點半結束晚自習」，他這樣形容這個被外界稱為「過獨木橋」的高考大省，但又話鋒一轉，「但那是一段充實且忙碌的時光。」

張子揚是個相當隨遇而安的人。對他來說，中學期間揮灑汗水全身心投入至學習中的經歷談不上遺憾，反倒是快樂的；但當踏上澳大利亞這片風格迥異的土地上時，即便如同多數留學生一般，他立即感受到了學業、生活、語言這三座「大山」的壓力，但陌生感反倒令他感受到了一種別樣的樂趣。對於此前課餘生活幾乎是一張白紙的他，將逗留在這片國度的時間最大化利用，尋找自己感興趣的點，比起畏手畏腳地呆在「安全區」要「值」得多。「無論政治競選、還是學生工作都是我從沒接觸過的領域，我想多看看。」

這句話有點像之前網絡上流行的那句「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瀟灑地寫出這句辭職理由的中學教師火了，想在墨爾本闖出一片天的張子揚很快在本地華人圈變得炙手可熱。如果說前者勝在打了一手引發普遍共鳴的情懷牌，張子揚這個「行動派」的火爆理由則剛好相反，因為他或許是個留學生圈子裏不折不扣的「異類」。在留學生考試前於圖書館裏啃着課程相關的大部頭計算GPA、微信朋友圈被留學移民新動態刷屏，一遍遍刷着雅思成績為未來鋪路的時候，本是銀行與金融專業的他卻花大把時間與本地政黨、學校管理機構、學生社團等形形色色的組織接觸，去本地志願者網站上申請五花八門的志願工作，做着被很多人認為是「無用功」的事情。

事實上，雙方或許並無對錯之分，只是出發點不甚相同。在大多情況下，初來乍到的留學生傾向於選擇一條熟悉且安全的路——學習、考試、實習、工作、移民，直達重點，不節外生枝。相比之下，張子揚看重的是路上的風景，以及因這一過程而獲得的機會。「在學生階段的機會成本較低，」他這樣解釋，「為失敗付出的代價比走上社會要小得多。」2012年底，來到澳大利亞的他於語言課程階段借住在寄宿家庭，二者是他僅有的與社會接觸的途徑，他認為這遠遠不夠。最初闖進主流社會不熟悉的領域，難免會偶爾碰釘子，這種情況在華人與主流社會接觸的過程中可謂是司空見慣。前些日子，華人社區舉辦的「打破竹天花板現象」會議正是討論華人融入主流社會中的無形障礙這一熱門議題，張子揚也有關注；但具體到還處在學生時代的他自己身上時，他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我把它定義為一種文化交流障礙」，他輕描淡寫地說。「在兩種文化碰撞的時候，衝突難免會發生。我的解決辦法就是多看，儘量提升自己。」

如上文所述，張子揚不僅「多看」，還「多做」。他認為，華人或許在本地社會還是少數民族，但在現今的校園裏已經不是了。「Monash Caulfield校區中國際留學生佔40%，其中又以中國學生人數為首。」對張子揚而言，無論從自身利益還是客觀事實出發，「主人翁心態」都是必要的。「至少在學校裏是這樣，」他停頓了一下又改口說，「不，是從校園開始。」這也能解釋他為何劍走偏鋒，去觸碰許多留學生心中最冒險的雷區——參加學生會競選。「很多人問我，你為什麼要做？我反問，為什麼我不能做？大家都是平等的學生——而且作為留學生，我付的學費還多得多。」他笑起來。

這便是張子揚比起深思熟慮，更適合用坐言起行來形容的競選初衷，或許能代表當下一些「Y世代」年輕人的行為特徵。「我無法站在很高的立場去看待很多東西。」張子揚這樣坦承他自身的侷限性。甚至當他最初選擇工黨時，與許多人細細研究黨派差別才做出決定相比，他剛好相反——由於最初從工黨處得到的機會令他作為留學生也有展現自我的契機，他對工黨開始產生好感；而在接觸過程中發覺其理念與自己的世界觀相契合，又堅定了他與工黨一同繼續走下去的決心。他大方承認自己比較幸運，「如果事與願違，我想象不到今天會是怎樣。」說完，他坦然地笑了。

行動起來，做出最胸有成竹的回答

然而，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是，即便初衷單純直接，但坐到這把交椅上的他不再單單代表自己的利益，甚至也不再單單代表留學生的利益——他所需要的是將全部學生作為一個整體，為他們的權益而奔走發聲。張子揚的回覆則是二者間利益並沒有根本衝突，而簡單直接的開端更不意味着一段粗糙敷衍的執政歷程。與此同時，對於外界「留學生執政會令學生會職能從政治訴求向服務功能傾斜」這一猜測，他給予了斬釘截鐵的否認。「我與團隊都認為，學生會應擔任為學生更多爭取福利及利益的角色，這與社團有本質區別。」

雖然還未上任，張子揚對於未來的「三把火」已經胸有成竹。他不僅不想增強學生會的服務功能，甚至決定未來諸多娛樂性派對都與社團合作，令學生會能更專注於爭取學生福利的目標。他想要令學校分數判定標準透明化，改善Caulfield校區車位緊張及高費用問題……為此從明年開始，他將遊說市政廳、與學校反覆溝通，以他的方式「改變」這所學校。他坦承自己的當選也借了身份的東風，在華人留學生更多地將目光投向他的同時，不滿原學生會執政成果的本地學生也願意給他這個新人一次機會。這份預支的信任在為他帶來更多壓力的同時，也令他因期待被點燃而熱血沸騰起來。「人們都在翹首以待一羣留學生如何能把澳大利亞本土的學生會撐起來，我會以行動解釋他們的疑問。」

時光回到競選成功的那一天，酒吧中，年輕的Stand Up團隊狂喜地迎來了夢寐以求的結果。「雖然明白情況並不樂觀，但我們最初便對結果很有信心，畢竟大家都全力以赴了。」他笑了——或者不如說經歷過一段毫無遺憾的拼搏過程後，無論何種結果都是命運的獎賞。曾有人詬病說，中國的「90後」是不懂生活壓力、做事不計後果的一羣「愣頭青」；但於張子揚來說，說做就做不是認真負責的對立面，敢於在失敗中摸爬滾打的學生年代也絕不是負面生活的代表——隨着這羣橫衝直闖的年輕人已經開始逐漸蛻去稚嫩，接過社會責任的大旗，有誰知道未來不會在他們手中呈現出活力滿滿的迥異模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