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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治療與NDIS

當音樂遇上母語 ~ 一位雙語音樂治療師的路

上期提到,文化與語言,如何影響音樂治療的臨床技巧與治療效果。其實在澳洲這個多元文化的國家,雙語音樂治療師一直在社區中擔當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今期,想分享一下我成為音樂治療師的故事。

讀音樂治療之前的準備

我從小學習鋼琴,也一直參與不同音樂活動,工餘時間會教琴、教音樂班。雖然我的主修樂器是鋼琴,但為了準備成為音樂治療師,我在正式入讀課程前,花了兩三年時間學習結他,因為墨爾本大學的音樂治療課程要求學生能夠自彈自唱。

除了音樂技巧,音樂治療師還需要心理學知識。音樂治療是一門利用音樂支援情緒、行為、心理、認知及社交需要的專業,因此我又用了兩年工餘時間,完成第二個學位——心理學。

最大的轉變,其實是溝通方式。

在香港,我曾是一位犯罪學的大學導師,習慣以批判性思考引導學生分析社會問題。但音樂治療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學習。治療師需要放下批判,以 active listening(積極聆聽)真正理解參與者的需要。有時面對沒有語言能力的參與者,更需要敏銳地觀察每一個眼神、呼吸與動作。

當然,還有金錢上的預備。

當年我用了一筆幾乎可以在香港付首期買樓的積蓄,來澳洲讀音樂治療。很多人問我值不值得,但對我而言,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我相信,音樂真的可以幫助人。

開始音樂治療工作的日子

從香港來到澳洲讀書,再在這裏落地生根、開始音樂治療工作,作為一個新移民,其實並不容易。

澳洲的法例、制度、工作文化與資助系統,一切都要重新學習。加上沒有本地人脈,剛開始找工作時,常常感到無助,也擔心被欺負。

我常常笑說,在澳洲考車牌,帶給我的壓力,比完成音樂治療碩士課程更大。

因為很多工作合約都會列明「必須持有車牌」,所以當年為了能夠找到工作,我逼自己一定要在畢業前考到車牌。而畢業後,因為完全不熟悉墨爾本的地理環境,開車也鬧出不少笑話。

我很記得,剛畢業時接了一份短期替工。收到客戶地址後,我便跟着GPS一路開車。開着開着,發現馬路慢慢由一般的路變成泥路。當導航顯示「距離目的地300米」時,我竟然看見兩旁有牛、有馬。

那一刻我才發現,原來自己開進了一個農場,而我的客戶真的住在農場裏。

現在回想起來,依然覺得很好笑。

我畢業那一年,剛好是 NDIS 推出初期。很幸運地,除了在特殊學校及老人院工作外,之後幾年,我也慢慢專注於社區中的私人執業,為 NDIS 參與者提供音樂治療服務。

一段最難忘的治療經歷

如果要說,作為一個華人的文化背景,如何真正影響我的音樂治療工作,有一段經歷令我特別深刻。

那是我畢業後第二、三年的一天,一位 NDIS 統籌員聯絡我,問我可否支援她的一位客戶,並希望安排翻譯。

我回答:「我可以講中文。」

電話另一邊,那位統籌員幾乎開心得大叫出來。

就這樣,我開始支援這個家庭。

這是一個因語言能力不足,而被社會極度邊緣化的家庭。單親媽媽因為需要全天候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孩子,長期無法工作,也承受很大的情緒壓力。由於英文有限,她難以理解本地治療師的解釋、治療目標與孩子的進度。

開始支援後,我除了幫助孩子,也慢慢協助媽媽理解孩子的需要,以及不同治療師的工作,讓她知道原來自己在家中也能參與孩子的治療。

慢慢地,我看見孩子一步一步進步和成長;而媽媽亦因為孩子的改變,多了一點空間重新走進社區。她開始學英文、建立自己的生活,最後甚至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直到今天,我依然覺得那段經歷非常感動。

因為我深深感受到,原來自己的文化與語言背景,真的能夠成為別人的橋樑。能夠因為「我懂中文」,而讓一個家庭重新被理解、被支持,這件事本身,已經非常有意義。

後記

下個學期,我將開始一個專為廣東話媽媽而設的社區合唱團——「媽媽聲合唱團」。

我希望繼續以自己的香港文化背景、廣東話母語,以及音樂治療的專業,支援社區中的需要,讓參與的媽媽們,可以透過音樂,以自己的母語表達自己,在歌聲中找到連結,也照顧自己的身心靈健康。

(作者: Josephine Sham (岑明恩) 澳洲註冊音樂治療師,Bilingual Music & Therapy墨爾本華人音樂及治療坊創辦人,致力以專業治療支援在墨爾本的華人家庭及有需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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