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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治療與NDIS

從臨床經驗看中西文化差異對音樂治療的影響

近年來,治療界別愈來愈強調具備文化敏感度(culturally sensitive)的治療取向。文化的定義十分廣泛,而本文將集中探討我在音樂治療臨床工作中,親身經歷的中西文化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如何影響治療歷程與治療效果。

在墨爾本九年的臨床工作中,我有幸接觸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中西文化的差異,往往令華人家庭在面對治療時產生與西方家庭截然不同的經驗與期望。例如,在治療的期限、進展速度及成效評估方面,中西家庭常有不一樣的理解與期待。這些文化差異,同時亦會影響治療師在臨床上所採用的治療理論、介入方式及治療設計。

在情感表達層面,華人文化普遍較為克制及內歛,同時亦十分重視對權威的尊重,包括家長、老師及治療師。相對而言,西方文化則較強調個人主體性,亦包括孩子的選擇權,較習慣主動表達個人意願與決定。當治療的共同目標涉及情緒調節與情感表達時,這些文化差異便會為參與者帶來非常不同的治療體驗。

根據我的臨床觀察,許多華人參與者往往需要較多鼓勵,或較長時間建立治療關係,才能在治療中建立足夠的安全感,從而表達真實的情感與內在需要。相反,西方背景的參與者多數只需治療師略作引導或輕微鼓勵,便能較自然地在治療過程中流露情感。即使在治療師鼓勵之下,部分華人參與者在治療中仍較難主動帶領活動。尤其當家長在場時,我們經常觀察到,華人孩子在投入參與治療前,會先尋求家長的確認,才願意進一步參與。因此,在臨床考慮上,治療師有時會建議家長於治療室外等候,讓孩子能在較獨立、自由的空間中參與治療,並建立屬於個人的治療歷程與進展。

此外,我們亦觀察到,華人家庭普遍較重視具體、可見的成效及功能性的改善。亞洲家庭往往將音樂視為一項技能,著重訓練,甚至考級。因此,臨床上常會遇到家長詢問:「需要上幾多堂才會見到進步?」。在溝通治療目標與手法時,亦經常有家長詢問:「音樂治療師是否可以教我的孩子彈琴?」。在這些情況下,治療師需要清楚說明,彈奏樂器或音樂活動本身只是治療手法,而非最終目標;音樂治療的核心目標,往往是非音樂性的,包括溝通能力、社交互動、情緒調節及精神健康等層面。

雖然西方家庭同樣會鼓勵孩子學習音樂,甚至參與考級,但我們普遍觀察到,西方家庭更容易將音樂與藝術視為情緒表達及心理健康的工具。同時,他們亦較能接受治療進展需要建立在穩固的治療關係之上,而不一定是一個可以即時量化的過程。

在治療方法的接受度方面,華人家庭普遍較容易接受結構性較強、重複性較高、並能帶來清晰治療效果的介入方式。相對而言,對於自由度較高的治療結構,例如即興音樂治療,部分華人參與者可能會感到較難理解或掌握。反而,節奏重複、旋律熟悉的音樂形式,往往能為他們帶來較大的安全感,亦較容易投入參與。西方家庭則較強調及重視治療對自我覺察、情緒表達及內在感受的影響,亦較能接受共同探索及自由結構的治療方式,例如即興的治療手法。

然而,這並不代表即興音樂治療不適用於華人參與者。事實上,即興治療手法在治療成效上具有相當正面的影響,只是在應用於華人個案或群體時,治療師往往需要投入更多事前溝通、解說、鼓勵及引導,甚至在治療過程中提供較多的結構與帶領,以協助參與者逐步建立安全感。

墨爾本是一個中西文化交匯、極具多元性的城市。治療師在臨床工作中,必須敏銳地覺察參與者的文化背景,並在治療手法、目標溝通及進度安排等各方面作出適切調整,才能為不同文化背景的參與者提供真正有效而具意義的治療。

(作者: Josephine Sham (岑明恩) 澳洲註冊音樂治療師,Bilingual Music & Therapy墨爾本華人音樂及治療坊創辦人,致力以專業治療支援在墨爾本的華人家庭及有需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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