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談分裂，澳洲會有下一個西澳嗎？

這個問題最近再次成為英國政治的焦點。9月14日，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的政治領導人舉行高峰會，並簽署聯合備忘錄，共同提出自決訴求，要求各地有更大權力決定自身的憲制未來。

這番言論或許帶有政治宣示意味，但反映的問題並不只屬於英國。當地方政府、議會和身份逐漸形成，地方與中央的權力界線應該走到哪裏？如果英國各地重新把自決與獨立帶回政治議程，澳洲的州份又有沒有可能有一天會離開聯邦？

不同歷史，形成不同身份

要理解為甚麼英國會出現這場關於獨立與自決的爭議，首先要明白，英國本身就不是一個由單一民族和單一政治中心逐步建立起來的國家。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各自擁有不同的歷史、文化和政治身份。

蘇格蘭原本是一個獨立王國，擁有自己的法律制度、教育傳統和政治歷史，1707年才與英格蘭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威爾斯則在13世紀末被英格蘭征服並納入統治，其語言和文化傳統亦曾受到壓力。而北愛爾蘭亦被英格蘭佔領，經歷長期的英國統治、人口遷移、宗教分歧及政治衝突。

對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而言，地方身份本身已經有很深的歷史和文化根基；政治上的自治或獨立訴求，某程度上亦建立在這些既有身份之上。地方認同並不是因為近年政治爭議才突然出現，而是早已存在於社會之中。

換句話說，今天的英國是不同歷史共同體經過長期政治整合後形成的國家，而這些歷史本身亦塑造了當地社會對身份、權力和中央統治的理解。當這些身份與中央政府的權力、文化政策或國家認同出現矛盾時，原有的地方認同便可能進一步轉化為對自治、自決，甚至獨立的政治訴求。

權力下放

這段歷史亦影響了英國後來的政治制度。1990年代開始，英國推行「權力下放」，先後在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成立地方議會及政府，將部分內政權力交回地方。教育、醫療、交通等政策，部分可以由當地政府自行決定，但外交、國防以及涉及英國整體憲制的事項，仍然主要由威斯敏斯特掌握。

權力下放原本是為了讓地方有更大的自治空間，但同時亦令地方政治身份更加明顯。當地方已經有自己的議會和政府，可以自行處理不少政策，要求進一步擴大權力，甚至討論獨立的政治空間亦隨之增加。蘇格蘭在2014年舉行獨立公投，當時有55%選民投票支持留在英國，45%支持獨立，但獨立議題並沒有因此消失。

近年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的民族主義政黨取得更大的政治影響力，亦令這場憲制爭論再次受到關注。三地的政治目標並不完全一樣，蘇格蘭和威爾斯主要討論獨立，北愛爾蘭則涉及愛爾蘭統一，但三者都有一個共同訴求，就是希望中央政府進一步承認地方對自身憲制未來的決定權。

英澳地方自治的不同

把目光放回澳洲，其實也可以看到類似的制度安排。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有自己的議會和政府，澳洲各州亦有自己的州政府和議會。

兩者真正值得比較的地方，是這些地方政府在整個國家制度中所處的位置不同。英國的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是在英國這個主權國家之內透過權力下放取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澳洲的六個州則本身就是聯邦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州政府的權力由澳洲憲法劃分和保障。換句話說，兩邊都有地方自治，但形成這種自治的歷史和憲政基礎並不一樣。

澳洲更特別的地方，是除了聯邦和州之外，還有地方政府，形成聯邦、州和地方三級政府。三個層級各自負責不同範圍的事務，讓政治權力可以分散在不同層級。對一般居民來說，教育、醫療、公共交通等問題可以由州政府處理，地方道路、規劃和社區服務等則由地方政府負責，而國防、外交、移民等全國性事務則由聯邦政府處理。

對澳洲州份來說，要從聯邦制度走到一個主權國家，不只是把州政府的權力再擴大一點，而是要跨越法律、人口、國防、外交、貨幣和邊境等一整套國家層面的制度。

西澳也曾經想過離開

與英國相比，澳洲的歷史較短。1901年聯邦成立前，六個州原本都是各自擁有政府和議會的英國殖民地，後來才透過聯邦制度組成澳洲。其中，西澳更曾經因為對聯邦制度的不滿，尋求脫離澳洲聯邦。

西澳是當時最後一個決定加入聯邦的殖民地。19世紀末的淘金熱帶動當地人口和經濟快速增長，但西澳與東岸州份相距遙遠，經濟結構和地方利益亦有所不同。當地擁有豐富的礦產和廣大的土地，隨着資源開發不斷發展，西澳後來更成為澳洲重要的資源和出口基地。鐵礦石、黃金、天然氣和鋰等資源，至今仍是西澳經濟的重要支柱。

不過，加入聯邦並沒有消除西澳與東部州份之間的分歧。1900年，西澳選民投票支持加入聯邦，但聯邦成立後，關於關稅、資源和經濟利益的爭議仍然持續。部分西澳人士認為，西澳為全國提供大量資源和出口收入，但聯邦政策未必能充分反映當地利益。隨着這些不滿累積，脫離聯邦的想法在1920年代重新受到關注，大蕭條更進一步加深了部分西澳人對聯邦制度的不滿。

到了1933年，這股分離情緒終於走到公投。西澳於4月8日舉行脫離澳洲聯邦公投，結果超過三分之二選民支持分離。西澳政府其後派代表團前往英國，希望尋求支持，但英國方面最終認為，在沒有澳洲議會批准的情況下，西澳不能合法脫離聯邦。西澳最終仍然留在澳洲聯邦。

西澳今天，有條件獨立嗎？

西澳今天能不能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看：法律、人口、經濟，以及身份認同。

（1）法律

要談西澳能不能離開澳洲，可以先回到澳洲聯邦成立之初。1901年以前，澳洲六個州還是英國殖民地，各自擁有政府、議會和法律制度，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隨着國防、移民和貿易等事務需要共同處理，各殖民地最終選擇組成聯邦，在同一個制度下建立澳洲這個共同的國家。

而這個聯邦制度一旦建立，州份能否自行退出，就不再只是州內可以決定的問題。澳洲憲法沒有列明現有州份可以如何脫離聯邦，反而在憲法的開首條文中將澳洲聯邦描述為「indissoluble」，即不可分割。換句話說，現行憲法並沒有提供一條讓州份自行退出聯邦的法律程序。

如果要讓一個州合法脫離澳洲，就必須先修改憲法，而修憲需要經過全國公投。除了全澳選民過半數支持之外，還需要大多數州份的選民取得過半數支持。這套安排其實與當年建立聯邦的方式相呼應：既然澳洲是由不同殖民地共同同意組成的聯邦，要改變這個聯邦本身的憲政安排，也不能只由其中一個州單方面決定。

因此，即使西澳自行舉行公投並取得多數支持，也不能單靠州內投票完成脫離。西澳如果真的要離開澳洲，除了需要西澳人的同意，還需要得到整個聯邦政治共同體對憲政安排改變的同意。所以，澳洲的州份要走向獨立，在現行制度下並不簡單。

（2）人口

但假設這個法律障礙有一天真的被解決，西澳是否具備成為一個國家的基本條件？

人口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西澳截至2026年3月的人口超過300萬，而澳洲全國人口約2,792萬。 這本身並不代表它沒有成為國家的可能，但人口規模會直接影響獨立後需要承擔的制度成本。

現時由聯邦政府負責的國防、外交、邊境、移民和部分金融及行政職能，一旦獨立，都需要由西澳自己建立和維持。因此，人口問題真正要看的，不只是「有多少人」，而是這個人口規模能否支撐一個完整主權國家所需要的制度和公共服務。

（3）經濟

另一方面，西澳確實擁有非常強大的經濟基礎。西澳政府最新資料顯示，2024至25年度西澳州內生產總值約4,617億澳元，佔全澳經濟約17%；截至2026年5月的一年，西澳商品出口達2,377億澳元，佔全澳商品出口44.5%。

但問題是，這個經濟實力有多少可以直接轉化成一個獨立國家的能力。

西澳目前的出口、企業、勞動市場和金融體系，都不是在一個獨立國家的框架下運作。大量資源出口需要國際貿易安排，企業需要面對新的稅制和監管制度，居民亦需要處理貨幣、銀行、護照、邊境和移民等原本由聯邦制度統一處理的問題。即使西澳保留澳元、與澳洲維持開放邊境，又或者與澳洲簽署國防合作協議，這些都需要重新談判，而不是獨立之後自然延續。

（4）身份認同

人口和經濟之外，還有一個比較難量化的因素，就是身份認同。

與蘇格蘭、威爾斯等地不同，西澳雖然有自己的歷史、地理環境和地方身份，但這並不等於西澳人普遍把自己視為一個與澳洲分開的民族。地方身份和澳洲身份可以同時存在。因此，西澳過去出現的分離主張，未必主要是建立在文化或民族身份之上，亦可以理解為對聯邦制度、中央政府政策，以及州份利益分配的不滿。

換句話說，認為「離開澳洲」可以讓西澳有更大的自主權，與認為「西澳是一個與澳洲不同的民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對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而言，除了有自己的政府、經濟和土地，還需要有足夠的政治意願，讓居民接受一套新的國家身份。

西澳今天並不是一個缺乏獨立條件的地方，但同樣也不是只要舉行一次公投，就可以從澳洲聯邦中走出去。真正的關鍵，還需要整個澳洲的憲政制度，以及西澳自身的政治選擇，同時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三層政府提供獨立以外的空間

澳洲的聯邦制度其實提供了一個相當重要的緩衝空間。

三級政府制度當然沒有消除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但它讓地方不一定要在「完全服從中央」和「離開國家」之間二選一。州政府本身已經擁有一定的立法和政策權力，可以按照地方需要制定州級政策、管理公共服務，也可以代表州份與聯邦政府協商財政和政策安排。

對西澳或其他州而言，這意味着即使州政府認為聯邦制度的資源分配不公平，仍然可以在聯邦框架內要求改革；即使認為州份應該擁有更大的自主權，也可以提出增加州權的要求。地方利益不需要先轉化成獨立訴求，才有政治上的表達空間。

這正是聯邦制度其中一個重要功能：它不要求所有地方完全一樣，而是在同一個國家之內，容許不同地方保留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澳洲憲法透過劃分聯邦與州的權力，建立了這套制度的基本框架；三級政府再把不同層面的公共責任分散開來。這種安排未必能夠避免所有中央與地方的衝突，但至少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回應方式。

因此，如果未來澳洲某個州的地方意識進一步增強，問題就會回到聯邦制度本身：澳洲現有的聯邦制度能否繼續容納不同地方的利益和訴求，讓地方有空間在聯邦框架內尋求更大的自主性？

國家不會一成不變，制度也要回應社會

從更大的角度看，英國的經驗不只是關於蘇格蘭、威爾斯或北愛爾蘭，也反映出一個更普遍的問題：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從來不是固定不變。人口流動、經濟發展、世代更替、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地方身份逐漸形成，都可能改變社會對權力、身份和自治的理解。這些變化未必會直接導向獨立，但可能令一些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政治安排，逐漸受到重新檢視。

這種變化並不只存在於英國或聯邦國家。對其他國家，甚至中央權力集中的國家如中國而言，中央與地方、國家與社會之間如何調整關係，同樣是一個需要面對的問題。中央權力可以很強，但要維持一個長期穩定的共同體，除了依靠法律和政治制度，也取決於制度能否回應不同地方和社會群體不斷變化的需要。

回到澳洲，今天西澳面對的問題，仍然主要是聯邦內的權力和利益分配，而不是國家分裂。但一百年前西澳已經舉行過分離公投，而今天英國又重新出現自決爭議，兩段歷史放在一起看，都說明地方與中央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國家的完整可以由法律和制度確立，但要讓一個共同體長期維持下去，最終仍然需要制度有能力回應社會的變化。

本刊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