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州上議院選舉制度改革：選票回到選民手中，誰能得益？

取消沿用多年的「團體投票票券」（Group Voting Tickets，GVT）制度的法案，近日已在上議院未經修訂獲得通過，下一步只待州督給予御准，相關修訂便會正式納入《選舉法》。

這項改革表面上只是改變選民如何填寫選票，實際上卻可能重新塑造小黨、獨立候選人以及兩大主要政黨之間的權力分布。

下議院決定誰執政，上議院負責制衡

要了解今次改革會帶來甚麼影響，首先要分清楚維州議會下議院和上議院的角色。

下議院（Legislative Assembly），共有88名議員，主要決定哪個政黨或政治聯盟可以組成州政府。哪一個政黨能夠取得下議院足夠的支持，便有機會組成政府，負責制定和推行政策。

上議院（Legislative Council），則有40名議員，分布在全州八個選區，每個選區選出五名議員。上議院並不直接決定誰可以組成政府，而是負責審議下議院通過的法案，對政府的立法和政策形成另一層制衡。換句話說，下議院主要回答「誰來執政」，而上議院則需要回答「政府提出的政策是否應該通過」。

這種分工令上議院在民主制度中有一個特殊角色。即使一個政黨在下議院取得多數，並不代表社會上所有選民都支持它的每一項政策。如果上議院有不同政黨、小黨和其他政治力量代表不同社群，政府在推動法案時便需要面對更多審查和協商。

因此，上議院選舉制度如何設計，並不只是影響幾個小黨能否取得議席，而是會影響未來哪些聲音可以進入議會，以及政府推行政策時需要聽取多少不同意見。

從政黨改名，到0.6%選票也能入議會

GVT最受爭議的地方，在於選民投票後的偏好票排序，過去可以由政黨預先決定。選民只需要在選票上方選擇一個政黨，之後的偏好票便可以按照該政黨提交的安排分配。

這意味着，選民投下第一票之後，自己的選票最後可能會支持哪些其他政黨，未必完全由自己決定，而是受到政黨之間偏好票協議的影響。

近年的維州選舉，更出現一些被質疑利用制度吸引偏好票的做法。部分新成立的小黨被指並非真正以爭取議席為主要目的，而是透過容易吸引選民或令人混淆的政黨名稱取得選票，再將偏好票轉移至其他政黨。

例如，有政黨申請將原本的「Freedom Party」改名為「Safety Victoria – Violent Crime Prevention」，亦有政黨由去年的「Companion and Pets Party」改名為「Christian Alliance Party」。這些名稱本身帶有相當明顯的政治或價值取向，亦與原來的名稱有很大不同。這令人質疑，部分政黨改名是否只是為了在選票上建立更容易吸引特定選民的形象，甚至令選民誤以為自己正在支持另一個政治立場。

因此，在GVT制度下，政黨名稱所吸引到的第一票，可能透過偏好票安排，最終幫助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政黨取得議席。

而過去維州上議院亦的確出現了一些候選人首選票非常低，卻最終憑偏好票轉移當選的情況。2018年，Transport Matters候選人Rod Barton只取得約0.6%的首選票，最後仍然成功取得上議院議席。

這類結果引發的爭議，並不是小黨是否應該進入議會。相反，小型政黨可以代表一些大型政黨未能充分反映的社會聲音，本身是民主制度的重要一部分。真正受到批評的是，一個政黨在得到極少首選票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透過複雜的偏好票安排取得議席，而原本獲得更多選民支持的候選人反而落選。

因此，改革的核心並不是阻止小黨參政，而是希望減少政黨之間操控偏好票的空間，讓最終的議席分配更加直接地反映選民意願。

由政黨決定偏好票，變成選民自己決定

取消GVT後，最大的改變就是偏好票的控制權將由政黨交回選民。

新制度下，選民在選票上方投票時，需要自行排列至少五個政黨的偏好。換句話說，第一票由選民決定，第二、第三、第四及第五選擇亦由選民自己決定，而不是由政黨預先安排。

這個改變看似只是填選票的方法不同，實際上卻會大幅改變選舉的運作方式。過去，小型政黨可以透過互相交換偏好票，令一些原本支持度非常低的候選人有機會在計票後段超越其他候選人。取消GVT後，這種「由政黨安排偏好票」的操作空間將大幅減少。

未來，政黨首先需要真正爭取選民的第一選擇。即使一個政黨希望靠其他選民的偏好票取得最後一席，也需要依靠選民自己把它排在後面的選擇，而不是單靠政黨之間的協議。

因此，新制度會令首選票的重要性增加，而偏好票交易的重要性下降。對選民而言，最大的分別就是自己的選票將更加直接地反映自己的政治取向。

大型政黨可能重新取得優勢

今次改革很可能首先令大型政黨，以及一些本身已經擁有穩定支持基礎的政治力量受益。原因很簡單：當政黨不能再依靠偏好票協議，首選票的重要性便會提高。工黨、自由黨和綠黨等較為人熟悉的政黨，本身已經擁有較高知名度和相對穩定的支持者，當選民需要自行決定不同政黨之間的偏好排序時，這些政黨自然較容易獲得首選票及後續偏好。

其中，綠黨可能是取消GVT後一個較明顯的受惠者。原因並不是綠黨會突然增加支持者，而是過去GVT制度下，部分首選票明顯低於綠黨的小黨，可以透過偏好票協議反超綠黨候選人。取消GVT後，政黨不能再直接控制偏好票流向，這類由極低首選票小黨靠政黨協議反超綠黨的情況將變得困難。按照選舉分析員Antony Green對過去選舉的估算，如果2014、2018及2022年當時沒有GVT，綠黨合計可能由實際取得的10席增加至19席。

對工黨和自由黨—國家黨聯盟而言，改革的好處則可能不完全在於「取得更多席位」，而是令上議院的政治版圖變得更加容易預測和協商。過去，大量小黨可以透過GVT互相交換偏好票，甚至令只有極少數選票的小黨取得議席，最終形成較為分散的上議院。當小黨數量增加，政府要推動法案時，就可能需要同時與多個不同立場的政黨協商。

取消GVT後，能夠直接取得較多首選票的政黨會更有優勢，議會內的席位分布亦可能更集中於工黨、自由黨—國家黨聯盟、綠黨，以及其他具有較大支持基礎的政黨。對兩大主要政黨而言，一個由少數幾個主要政治力量組成的上議院，可能比由大量小黨及獨立力量分散組成的議會更容易協商。尤其當綠黨已經擁有相對穩定的選民基礎，工黨或自由黨在需要爭取上議院支持時，至少可以清楚知道自己需要與哪些主要力量談判，而不是面對一大批立場各異的小黨。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數月民調顯示，反對多元文化的一國黨在南澳取得一定支持，並計劃全面參與維州選舉。在缺乏主流政黨主動批判的情況下,可能會取得上議院的多個議席, 對任何一黨以後執政, 將帶來極大影響。在維州這一個移民佔比例極高的州, 11月選舉的結果, 將見到多元文化社區對一國黨冒升的取向。

獨立人士會不會有更多機會？

近年，傳統兩大黨——工黨和自由黨——的支持度都有所下跌，而一國黨等非傳統政黨的支持度有所上升，反映部分選民對傳統政黨的支持正在減弱，開始尋求其他政治選擇。

隨著政治格局日益分化，第三勢力，尤其是獨立候選人，近年亦逐漸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文章剛才也提到，下議院主要負責提出和通過預算，而上議院的功能更多在於審議、修訂法案和制衡政府。因此，沒有黨派背景的獨立候選人在上議院尤其具有重要意義。他們可以代表特定地區或社群的選民，監督兩大黨的政策和法案，避免權力過度集中。

過去的 GVT 制度高度依賴政黨之間的協調。沒有大型政黨組織或偏好票協議的獨立候選人，較難利用這套機制增加當選機會。取消 GVT 後，選民可以直接根據自己對候選人的看法決定偏好，而不需要跟隨任何政黨安排。

對於真正具有地區代表性或社群代表性的獨立人士而言，這可能是一個機會。如果一名候選人能夠在自己的選區建立足夠支持，即使沒有大型政黨的偏好票安排，也有機會憑自己的選票進入上議院。

當然，這並不代表獨立人士一定會大量增加。八個選區的制度本身仍然存在，一名獨立候選人仍然需要在特定選區取得足夠支持。改革能夠消除的是政黨操控偏好票的部分影響，而不是所有選舉上的門檻。

讓移民聲音走進議會

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維州有31.5%人口在海外出生，移民已經成為維州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過，在政治代表性方面，不同移民社群的聲音未必能夠充分反映在議會之中。

未來如果有更多具移民背景的獨立候選人參選，他們或許能夠從自身經歷出發，將移民社群所關注的議題帶入政治討論，例如移民政策、住房、教育、語言服務，以及新移民融入社會等。

當兩大黨的支持度下降，選民開始尋求更多元的政治選擇，上議院改革會否為獨立人士、社群代表，以及不同背景的候選人帶來更多機會？這些聲音能否真正進入議會，最終仍然取決於選民的選擇。

對選民而言，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候選人來自哪個政黨，或擁有甚麼背景，而是他們提出甚麼政策、持有甚麼立場，以及能否真正回應社區的需要。隨著政治制度提供更多元的選擇，選民手上的一票也變得更加重要。在投票之前，我們應該花時間了解不同候選人的政綱和理念，思考誰最能代表自己的聲音，以及自己希望由誰為社區發聲。一票看似只是一個選擇，但背後其實代表的是我們對未來的期望，也是每一位選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