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哈佛女生畢業發言感言

全世界都不討好的發言

哈佛女生蔣雨融在5月30日代表畢業生的發言, 引來了各方的不同回應。

支持特朗普者, 認為蔣雨融的發言, 突顯了哈佛大學與特朗普政策的不同取向, 而她的中國官二代身份, 更證明了中國對哈佛大學的滲透。這樣的觀點, 無視著蔣雨融的發言, 與美國多位前總統及民主黨領袖的信念, 基本一致。而她強調對普世人權及生命尊嚴的重視與及普世合作, 亦是數百年來美國社會所推崇。今天特朗普政府若用上這樣的邏輯,也意味著有多半不同意他們主張的美國人, 大概都不應該生活在美國吧。

中國的網民,同樣也沒有支持蔣雨融的發言。大部份網民人都不願意承認蔣雨融為中國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材。網民的焦點是她是權貴二代,反映出她必然是靠著父蔭及特權,進入了美國最高學府, 更成為中國大外宣工具。也有網民認為蔣雨融沒有在美國公開宣傳中國的成功, 也沒有宣示中國的政治立場, 因此她並不愛國而是媚外, 更不歡迎她回國。

香港的不少網紅, 由於他父親是中國NGO綠發局的高層, 在沒有證據下就認定她是靠著特殊關係成為哈佛學生, 又認為她沒有對中國現狀作出批評, 因此是中國的權二代,並不能信任。更有提出「證據」指她在去年中國駐美大使謝鋒訪問哈佛大學時, 「協助」驅趕西藏獨立份子的抗議, 指她的發言變得虛偽。

一下子之間,蔣雨融在哈佛畢業禮上出色感人的發言,在全球大部份人的眼中, 都變成了她的「不是」。

多元社會的考量

特朗普憑藉他的「普通常識」政治, 推翻了多年來美國民主黨所鼓吹的多元、平等及人權法治政策, 當選成為美國總統。他認為美國人的選票賦與他行政權力去改變美國的一切, 甚至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他鼓吹的「愛國政策沒有罪」的說法, 令他相信他有權力去實施任何政策, 卻不知這正是顯明他是一位徹頭徹尾的獨裁者。

早前聯邦大選自由黨領袖達頓大敗,事後檢討有不少自由黨人指出失敗與他欲模仿特朗普的強權管治姿態,打壓黨內不同意見不無關係。而工黨在國民生活壓力極大之下,仍相對地得到支持,顯示出阿爾巴尼斯總理願意聆聽不同聲音, 得到認可和信任, 是在困境中澳洲選民所重視的。

澳洲近三十年吸納來自亞洲的新移民極多, 社會變得比美國更多元化, 現時大家都擔心澳洲社會能否維持不同族群之間的凝聚力。面對中國強大對澳洲的經濟、軍事、 安全、及社會的影響,不少華裔澳洲人對在未來能否繼續為澳洲社會信任及接納, 顯得猶豫, 這確是華人社區要深入研究及探討的問題。

澳洲人對蔣雨融哈佛發言的反應, 將給我們一些啟廸, 就是澳洲社會對不同想法的包容性, 會否容易受政客的影響。從達頓被澳洲人所否定, 我對澳洲人能繼續持守現時的開放與包容, 還是樂觀的。

權富家庭的中國移民

中國網民及香港人對蔣雨融的評價, 倒是值得我們深思。

澳洲今天吸納了不少從中國來的移民, 年青一代的都是像蔣雨融一樣的留學生。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 這些留學生都不是中國的平民百姓子女, 他們大多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中得益者的子女, 官二代、富二代、權二代其中也有不少。在澳洲的中國移民中, 他們普遍是被接受的。

蔣雨融的父親當然不能算是中國高官,不過他在工作單位中有一定的影響力,相信也是事實。蔣雨融能在中學時有機會出國到英美名校讀書, 除了顯示她能力不錯及個人努力外, 也反映出她父母提供的機會, 很自然在哈佛大學的優異表現, 是合情合理的。中國網民單純因她的家庭背景而抹殺她的努力及成績, 明顯是一種酸葡萄心態。不過如《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所言, 也反映了中國內年青人對國家內資源分配不公平的一種反應。

中國年青人的「躺平」心態,根源於在國內他們缺乏上游路徑, 也因此他們同時也否定有更多機會的權富二代這一群的努力。不過, 在澳洲我們確實見到不少這些有更多機會的權富二代, 對澳洲社會帶來極大的貢獻。

更有意思的是這些年青人, 由於在中國成長,但又長期生活於自由平等的澳洲,  他們一方面覺得特權是實際及有用, 不太認同中國要改變, 卻又同時接受社會要公平及尊重法治。因此,很多時候他們的表現, 就會顯得互相矛盾。例如有人揭發蔣雨融提倡對受壓迫者要有憐憫, 卻又不願意西藏抗爭者在謝鋒到訪哈佛時爭取空間表達意見。又例如她會提及對缺乏者需要顯得敏銳, 卻又不願意在演詞中對中國現況提出批評的看法。

在澳洲我曾遇上過一些這樣的年青人, 在中國及西方文化的影響下, 他們正一步一步的去探索自己內心的價值觀及如何在生活中實踐信念。要是他們能在一個包容、尊重、能對話、公平的社會中實踐人生, 我相信這一代的年青人仍可以融入今天澳洲人的價值觀之中。

不會成為抗爭者

香港一些意見領袖, 會覺得像蔣雨融這樣的年青人, 表裏不一, 並不是真心相信自己所提倡的信念, 對他們存有保留, 我覺得這也是不必要的。

要記得, 這些年青人在成長時, 長期在中國接受洗腦愛國教育, 認為他們會在外國生活數年後就會改變, 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本刊曾經有過一位「小粉紅」任職, 把內容加工制作成視頻。她的工作表現出色,最後卻因為認為對本刊內容「不夠愛國」(中國)而離開。她明言在工作過程中, 思想受到挑戰, 最後她選擇回到中國生活。我一直想, 若然她一直留在澳洲生活, 她接觸的事物, 會慢慢讓她重新檢視自己年少時接受的觀念, 或許一天她能開放接受澳洲社會的價值觀。

不過, 大部份這些成功留在澳洲生活的一群, 他們多不會變成對中國制度的抗爭或批評者, 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些年輕人的父母既是在中國制度中得益的一群, 他們自身也因這制度而獲到益處, 就算他們不認同, 也是不會輕易去挑戰今天中國的制度。香港的意見領袖, 認為他們不願意去挑戰今天的中國,就表示他們不真心持守自己的信念, 看來是對人少了一份同理心。

六四36週年的反思

36年前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大學生, 見到中國的腐敗, 走上天安門廣場, 要求政府改革, 結果共產黨管治者選擇鎮壓, 導致中國走到今天。那一代的大學生是有勇氣提出訴求, 但中國並沒有因此改變。今天我們見到中國內的大學生, 在愛國主義者的洗腦下, 卻面對中國經濟下滑帶來的社會無力感, 對所有事物持「躺平」的態度。我也見到在海外的一些在成長時享有特殊待遇的年青人, 他們顯出卓越的能力及識見, 我相信只要他們在海外能對自由、平等、法治及人權有所體驗, 有一天他們回到中國, 仍是有可能為這一個國家, 帶來更新的力量。

與我一起在香港經歷六四的一群, 今天多已退休成為社會的旁觀者, 不過今天在中國以外地方, 還有人記念這歷史的轉折點。只要我們這些人或是下一代的人仍在繼續記得這一段歷史,我相信中國仍會在迂迴的歷史長河中, 向前走下去的。

周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