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多元文化的下一步：從移民管控走向「跨文化民主」

指出問題，並不等於已經正確分析問題；更不等於已經找到正確答案。

今天澳洲真正需要面對的，不是「移民是不是問題」這麼簡單，而是：澳洲過去幾十年究竟建立了一個甚麼樣的多元文化社會？這個社會是否已經建立足夠的共同價值、社會凝聚力及公民身份？當人口結構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之後，我們又應該如何重新定義「澳洲人」？

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然而，在維州及新州即將舉行選舉的政治環境下，主流政黨面對一國黨提出的「單一文化澳洲」主張，似乎都不願意正面進行一場深層次的辯論。原因不難理解：當工黨和自由黨都面對選民流失，而一國黨的支持者又可能成為兩大黨的「第二選擇」時，這批選民便可能成為少數政府能否組成的決定性因素。結果是，主流政黨更關心如何爭取一國黨支持者的選票，而不是如何回答一國黨提出的根本問題。

公共討論便很容易變成：「一國黨提出了甚麼，我們應該如何回應？」而不是：「澳洲今天真正面對的是甚麼問題？我們應該把國家帶到哪裏？」這兩者，有根本的不同。

澳洲人真的支持「單一文化」嗎？

一國黨支持度究竟有多大，最終仍然需要由選民的實際投票來回答,尤其值得觀察的是維多利亞州——澳洲人口及文化最多元的州之一。大量第一代、第二代及第三代移民，早已是維州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並沒有固定、長期、必然的政黨歸屬。當選民對主流政黨不滿時，他們究竟會選擇甚麼？這正是即將來臨的維州選舉，最值得觀察的地方。

一國黨把甚麼問題歸因於移民？

一國黨的重要政治訊息之一，是把房屋、人口增長、生活成本、治安及社會凝聚等問題，與移民數量及多元文化直接掛鈎。這種論述容易理解。當房租上升、房屋難以負擔、公共交通擁擠、醫療服務承受壓力，而人口又快速增加時，人們自然會問：「是不是因為來了太多人？」

這是一個合理的問題。但合理的問題，不代表答案只有一個。

以樓價為例：確實有研究顯示，一個地區的人口因移民增加1%，當地樓價會上升約0.9%。但同一份研究也指出，以澳洲平均每年約1.25%的移民增長率計算，即使完全沒有移民，樓價升幅每年也只會相應降低約1.1個百分點——相對於同期樓價平均每年上升約5%，移民帶來的影響其實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真正的主因，在於房屋供應長期追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這是規劃、建築審批及基建投資的問題，而不是單靠削減移民數字就能解決的問題。

生活成本上升，涉及全球能源價格、利率、供應鏈、工資與企業成本。治安問題涉及警政、司法、社區環境與社會服務等多重因素。人口增長當然會增加公共服務的需求，但人口增長本身，與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相應的房屋、交通、醫療與基建，是兩個不同的政策問題。

負責任的政府，不能只問：誰能來？誰能留下？誰要離開？更應該問：澳洲需要多少人口？需要甚麼樣的人口結構？房屋及基建如何同步增加？新移民如何成為社會的一部分？原有居民如何參與新的澳洲？我們如何建立共同的澳洲價值及公民身份？如果這些問題沒有答案，單純減少移民，並不能自動解決澳洲的結構性問題。

澳洲需要重新定義自己

作為第一代移民，在澳洲生活數十年，最深的感受之一是：澳洲已經不是幾十年前的澳洲。這不是好或壞的問題，而是一個歷史事實。

如果澳洲社會仍然以幾十年前的「英國式澳洲」作為唯一想像，便無法理解今天的澳洲。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認為「每一個族群只需要保留自己的文化，大家互不干涉」，同樣無法建立一個真正有凝聚力的國家。

要理解我們應該往哪裏走，首先必須理解我們從哪裏來。澳洲自1788年殖民定居至今，移民政策與國家身份大致經歷了七個階段——這不只是移民數量的變化，更反映澳洲人對「我們是誰」這個問題的不同答案。

一、殖民移民（1788–1901）

澳洲最初是英國殖民地，19世紀中葉以前，社會主要由英國及其他歐洲移民組成。1850年代淘金熱改變了人口結構：大量中國人來澳尋金，昆士蘭等地亦大量使用太平洋島民的契約勞工。這些移民的出現，引起部分白人勞工及政治人物的強烈反應——工資、就業競爭與「白人社會」的概念逐漸結合，各殖民地開始制定限制非歐洲移民的措施。

1901年聯邦成立後，移民控制成為聯邦政府的重要權力，聯邦議會通過的第一條重要法律，正是《1901年限制移民法》。澳洲由此進入白澳政策時代。

二、白澳政策（1901–1940年代）

白澳政策的核心，是建立一個以歐洲白人為主體的澳洲。最著名的制度是「默書測試」：移民官可以要求入境人士以指定的歐洲語言默寫50個字，而語言由官員自行決定，因此極容易被用來排除特定人士。1901至1909年間，共1,359人被要求接受測試，僅52人獲准入境；1909年以後，被要求接受測試的人，沒有一個通過。

除此之外，政府亦透過《1901年太平洋島國勞工法案》限制非歐洲移民、對非白人居民施加種種限制，並優先鼓勵英國移民。白澳政策從來不只是禁止某個種族入境的政策，而是一整套人口、種族與國家身份政策，它回答的問題非常清楚：澳洲是一個白人的國家。

到1947年，澳洲人口中，出生於澳大利亞、愛爾蘭及英國以外的人口比例極低；亞洲人口比例更由1901年約1.25%，跌至1940年代末約0.21%。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快使這個答案受到根本挑戰。

三、增長或滅亡（1945–196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澳洲移民史的重要轉折點。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軍事威脅，讓澳洲深刻感受到人口太少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增長或滅亡」（Populate or Perish）於是成為著名的政策口號。

1901年，澳洲海外出生人口約857,000人（佔人口22.7%）；到1947年二戰結束後，海外出生人口卻只有744,000人（佔人口9.8%），可見這段時期沒有太多人從英國移居澳洲，人口增長主要仍由本土出生人口主導。

戰後，工黨移民部長Arthur Calwell開始積極推動移民政策，但當時白澳政策仍未完全放棄，因此最初招收的仍主要是英國及歐洲移民。「十鎊定居」（Ten Pound Poms）計劃是這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象徵——超過一百萬名主要來自英國的移民，只需付十鎊，即可獲政府補貼移居澳洲。這段時期，澳洲人口由700萬增至1,500萬。

這個時代的核心思想，已由「誰不可以來？」轉變為「澳洲需要更多人」；但「需要更多人」仍然與「主要需要歐洲人」同時存在——這正是這一階段的矛盾。

四、從白澳走向非種族移民（1950年代–1973）

白澳政策不是一天之內消失的，而是逐步被拆解的。1957年，政府放寬部分對非歐洲移民的限制；1958年，移民法例正式廢除默書測試，是重要的制度改革；1966年，自由黨郝特（Harold Holt）政府進一步改革，把移民篩選由種族及國籍，轉向技能與個人條件。

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轉變：從問「你是哪一個種族？」，轉向問「你可以為澳洲作出甚麼貢獻？」——這一步，為今天的技術移民制度奠定了基礎。1973年，白澳政策最後的制度性殘餘被正式取消，澳洲終於開始成為一個真正面向世界的移民國家。

五、多元文化澳洲的出現與制度化（1973–1990年代）

真正的思想轉折，出現在工黨惠特拉姆（Whitlam）政府時期。1973年，移民部長Al Grassby公開提出「多元文化」概念，澳洲人不需要擁有完全相同的文化背景，才可以成為同一個國家的人民。Grassby提出一個值得留意的概念——把澳洲看成一個共同的「國家家庭」：家庭成員可以不同，但仍然可以共同生活、互相尊重，並共享共同利益。

1978年的《加爾拜利報告》（Galbally Report）把這種思想進一步轉化為政策，政府開始提供英語支援、定居服務、移民資訊及社區服務，讓移民能平等取得公共服務——換言之，移民並非在抵達那一刻就算完成，而只是一個開始。

不過，《加爾拜利報告》發表時，非白人移民僅佔人口5–6%，協助對象絕大部分是與澳洲文化相近的英國及歐洲移民，與今天的處境完全不同。問題不是多元文化本身失敗，而是澳洲沒有隨著人口結構的巨大變化，重新思考多元文化應該發展成甚麼——歷屆政府都沒有認真調整《加爾拜利報告》的建議，去配合90年代以後、文化背景與70年代移民截然不同的全球化移民。

政府所提倡的，往往只是「融入」（Assimilation）——移入者要變成與原居民相同的文化。對歐洲移民而言，這或許不算太難；但對來自非歐洲、非民主體制國家的移民而言，宗教、政治制度差異及語言文化因素，讓融入變得極其困難。更令人擔憂的是，政府從未提倡原有居民同樣需要接觸、接納新移民的文化，也從未真正提倡不同民族之間的互相認識與共同建設。

六、多元文化與澳洲價值（1990年代–2010年代）

進入1990年代，澳洲政府開始更強調「澳洲價值」：民主、法治、平等、自由與公民責任，逐漸成為移民及入籍政策的重要內容。這是重要的一步，因為真正的多元文化，不應該是「每個社群各自生活，互不相干」，而應該是「文化可以不同，但公民制度必須共同」。

問題在於，這種推動很多時候只停留在行政程序上——永久居民及入籍程序中的一份聲明、一場考試。但簽署一份文件，不等於一個人真正理解澳洲民主；通過一個考試，也不等於已經建立公民身份。價值觀不是簽出來的，也不是考出來的，它需要透過教育、參與、共同生活與公民實踐慢慢建立。

更重要的是，這不應該只是要求移民改變。如果政府只要求新移民「融入」，卻沒有鼓勵原有居民了解新移民，社會便容易變成「新來的人努力適應舊澳洲」，而不是「所有人一起建立新的澳洲」——這正是今天多元文化政策需要突破的地方，也是過去五十年，移民在經濟民生困難時被視為問題根源、成為歷屆政策失誤替罪羊的根本原因。

現實是，今天澳洲已是全球最多元文化的社會之一，回到單一的英式或歐洲文化，絕無可能。如何把澳洲的民族多元性，轉化為它走向全球化的最大資產，才是今天社會最重要的議程。

七、移民成為「經濟管理問題」（2010年代至今）

進入21世紀後，移民政策的焦點再次轉移——問題由「誰可以進入澳洲？」變成「澳洲需要甚麼樣的人？」。技術移民、職業需求、雇主擔保、臨時簽證、永久居民配額成為政策核心，醫生、護士、工程師、教師、資訊科技人員、建築工人及技工，都成為澳洲經濟需要的人才。

這套制度在經濟上有其合理性，卻也帶來新的問題：政府開始把移民主要看成經濟資源，而不是未來的澳洲公民。今天很多移民已不再是單純為了尋找生存機會而來的人，而是帶著高等教育、專業技能、資金、國際網絡與全球經驗而來——他們不只是「來澳洲工作的人」，而是未來澳洲社會的一部分。如果政策只問「他們可以為澳洲經濟做甚麼」，卻不問「我們如何讓他們成為澳洲社會的一部分」，便會錯失移民真正的長期價值。

這段時期也凸顯出，社會各階層對「如何管理移民」其實並沒有共識：長期缺乏勞動力的農民依賴工作假期簽證者或難民群體維持收成期生產；投資移民帶來短暫資金，卻無法真正推動工業發展與經濟多元化，最終在壓力下被取消。

一國黨真正帶來的挑戰

一國黨的崛起值得澳洲社會認真面對，但需要面對的，不只是「一國黨是否正確」，而是：為甚麼會有這麼多澳洲人，對人口增長、移民、房屋與社會變化感到不安？如果主流政黨只是告訴這些人「你們不應該這樣想」，問題不會消失；如果主流政黨反過來把所有問題歸咎於移民，同樣不是答案。

這些失誤，源於90年代之後，自由黨與工黨的領袖們，逐漸漠視了此前一群高瞻遠矚的領袖，為澳洲多元文化社會所奠定的基礎。被視為工黨最偉大總理之一的科廷（Curtin），雖然曾表示澳洲要永遠是英國人後代的家園，卻主動把退休金福利擴展至亞裔、太平洋島民及原住民。奇夫利（Chifley）政府的移民部長Calwell，讓David Wang定居澳洲，推動了墨爾本唐人街的發展。孟席斯（Menzies）雖無多元文化構想，卻廢除了帶有歧視性的默書測試，並透過可倫坡計劃讓亞洲學生來澳留學定居。正式提出多元文化政策的Grassby，雖未能親眼見證理念開花結果，卻徹底改變了澳洲移民政策的方向。其後的霍克（Hawke）總理，把多元文化列為國家議程——尤其令華人社群難忘的是，他在六四事件後，讓五萬名華裔人士獲得居留機會，開啟了華人成為澳洲最大移民族群之一的篇章。

這些政策並不完美，這些領袖也未必對未來有完全相同的理解。但他們共同做了一件事：沒有停留在過去的澳洲，而是嘗試建立下一個澳洲。今天，我們同樣需要這種勇氣。

從多元文化走向跨文化民主

真正需要的是第三條路。不是單一文化，也不是彼此隔離的多元文化，而是：跨文化民主（Intercultural Democracy）。

多元文化解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不同文化的人可以在同一個國家生活，而不必放棄自己的文化身份。但今天澳洲需要回答另一個問題：不同文化的人，如何真正成為同一個民主社會的共同建設者？

這不是要求任何族群放棄自己的文化，也不是讓每個族群只為自己的社群利益而存在。它要求的是：文化身份可以多元，公民身份必須共同；語言可以不同，民主制度必須共同；飲食可以不同，法治必須共同；宗教可以不同，人權與平等必須共同；歷史可以不同，未來必須共同建立。

具體而言，這至少需要三個方向的政策配合：第一，把移民融入從一份入籍聲明與一場考試，變成持續、有實質內容的公民教育與社區參與計劃，讓新移民與本地居民有真正互相認識、共同工作的渠道。第二，把移民政策的規劃，與房屋供應、基建投資、地方政府規劃真正掛鈎，而不是只管移民數字的增減，卻不同步處理隨之而來的城市規劃需要。第三，讓第一代及第二代移民真正參與政策制定，而不只是政策的接受者——他們對教育、就業、社區服務及跨文化溝通的第一手經驗，是澳洲今天最被低估的公共資源。

過去數十年，澳洲經濟與社會發展持續穩健，說明在永久移民策略上，澳洲其實做得相當不錯。但政府在移民抵達之後，卻始終沒有積極協助他們真正擁抱澳洲價值、提升社會凝聚力——這，才是今天澳洲社會陷入困境的最主要原因。

在上議院墨爾本市區東北選區，《同路人》雜誌社長將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並把「跨文化民主」作為競選政綱的核心，正是希望把這個方向，帶進維多利亞州議會。澳洲不能只把移民當作勞動力，不能只把多元文化當作節慶、食物及語言，更不能把社會困難全部歸咎於移民。我們需要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從「被管理的移民」，轉變為「共同建立澳洲的公民」——這就是跨文化民主，也是我們盼望澳洲社會，在這個重要時刻能作出的明智選擇。

本刊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