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形遊樂場，終變隱形紅線

然而，這樣一位已在香港樂壇建立穩固地位的歌手，近日卻出現明顯轉向。他不僅公開為過去言論「認錯」，更宣布加入香港政府針對反送中青年設立的「更生特別項目」，擔任導師，帶領年輕人前往中國交流。這一連串來得突然，引起外界疑問一名已無需依賴內地市場、亦非初出茅廬的藝人，為何在此時選擇如此明確的立場轉變？

曾經的立場

現年45歲的張敬軒，雖然出生於廣州，但其事業重心長期在香港，並成功建立起穩固的樂壇地位。回顧其過往公開言行，可見他並非對政治議題保持距離的藝人。

2014年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張敬軒曾於社交媒體發布黑白牽手照片，並寫下「對岸的同學，加油！」，被解讀為對運動的支持。同年9月，香港爆發雨傘革命，他更與黃秋生等藝人合唱聲援歌曲〈問誰未發聲〉，亦曾參與上街與絕食等行動。

這些表態令張敬軒過往多次因立場問題在中國內地市場受阻，包括在2017年原定參與節目《我是歌手》，最終因輿論壓力遭抵制，被迫退出並刪除已錄製內容。

「鬼轉」認錯？

直至上星期，親建制媒體文匯報以全版篇幅刊登張敬軒專訪，高調宣布他將加入保安局的「正向引導項目」，擔任導師角色。根據其說法，他是「被計劃深深感動」，因而主動聯繫當局並最終獲邀參與。

在專訪中，他表示將於短期內擔任分享嘉賓，並計劃於上半年親自帶領參加者前往中國交流，讓年輕人「親眼看到國家的真實發展」。他形容中國的高速發展對青年具有正面影響，並呼籲年輕人應主動了解國情、增強民族認同。

更引人關注的是他在訪問中主動為過去言論致歉，將當年的表態歸因於「年輕衝動」與「被社會氣氛影響」。他表示，過往某些言論與作品演繹方式「不當」，導致外界質疑其對國家與香港的情感與立場，並為此「真誠致歉」。他也強調，隨著年齡與經驗增長，已對「大局」有更深理解，對過去行為感到後悔，並承諾「不會再犯同類錯誤」。

外界猜測

對於張敬軒這次的鬼轉，外界自然出現各種猜測。有人認為這是典型的「為事業低頭」，在市場壓力之下選擇重新站隊；亦有說法指，背後或涉及其所屬公司英皇娛樂近年的財務壓力，在債務與市場收縮的雙重夾擊下，需要整體重塑企業與藝人的政治形象，以修補與內地市場的關係，重回北上吸金。

這些說法或許各有立場，但歸根究底真正原因為何，只有當時人知道。但若單純以「利益計算」來解釋，似乎又顯得過於簡單。

畢竟，以張敬軒的年紀、地位與經濟基礎，他並非一位急需市場機會來維持生計的藝人。一個人在過去二十年所表達的立場，理應不是一時衝動，而是經過思考後的選擇。那麼，這樣的信念，真的會因為事業起伏而徹底放棄嗎？還是說，背後存在著更強的推動力？

又一波政治操作？

值得注意的是，事件發酵之後，部分輿論的回應方式同樣耐人尋味。

在香港01刊登的一篇評論文章中，作者將張敬軒的「認錯」解讀為一場「社會修復的試驗」，認為這不僅是藝人的個人選擇，更是香港社會嘗試修補撕裂、引導青年「回歸正途」的一個象徵性案例。

表面上，這類論述似乎提供了一種較宏觀的解讀框架，但其背後的發聲者，同樣值得留意。張敬軒除了是歌手，亦曾涉足餐飲業，投資經營高級法式餐廳；而該文作者陳嘉華則身兼香港餐飲行業協會會長、香港內地餐飲業聯合會會長及全國工商聯客座教授等多重身份。作為一名餐飲業界人士，卻迅速為一位立場轉變的藝人撰寫長篇評論，加上其與內地官方及商界的關係，這樣的發聲難以讓人相信這只是單純的個人觀點。這篇文章，與其說是一般的分析社論，不如說更接近一種解畫，為張敬軒的轉變提供一套可被理解、甚至被接受的論述框架。

這當然只是推論，但至少顯示張敬軒表態一事不只是一般娛樂圈八卦新聞，背後是有一定的政治操作。

為什麼是張敬軒？

那麼，為何偏偏是張敬軒？

除了他在香港樂壇的影響力之外，他另一個特點就是其家庭背景。據公開資料顯示，他祖籍北京，祖父為清華大學畢業生，外公曾任軍職高層，父親亦曾擔任黨委書記。這種背景，在中國語境中，往往被形容為「根正苗紅」。

當然，家庭背景並不等於個人立場，也不能簡單推論任何因果關係。外界亦有猜測，是否存在來自家庭層面的壓力，甚至更直接的影響，但這些說法目前都缺乏具體證據，難以證實。

不過，比起各種未經證實的猜測，這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透過文化與娛樂人物的公開表態來塑造某種政治氛圍，從來不是新鮮事。

聽黨的話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體系中，表態從來不只是個人意見的表達，尤其是演藝界與文化界等具高度影響力、面向公眾的領域，其從業者往往被視為需要承擔某種示範作用。

說得更直接一點，愈有影響力的人，就愈難擁有純粹個人的立場。

這種邏輯並非始於今天。從歷史上看，無論是過去強調政治忠誠的年代，還是當代更隱性的輿論管理，對公眾人物立場的關注與規範，一直存在。不同之處在於，形式已由過去較為直接的壓力，轉變為更難以察覺的運作方式，例如透過市場機制、輿論壓力、政策環境，層層疊加，最後形成一種「不說也要懂」的默契。

在這樣的環境下，藝人的影響力本身，既是資本，也是風險。當影響力愈大，其立場便愈難被視為純粹個人取向。某種程度上，他們已被納入更大敘事中。因此只要向他們施加壓力， 讓他被政治控制、讓他們順服、只能「聽黨的話」，那他原本的聲音不再重要。因為能被保留下來的，只會是被允許的那一種聲音。

藝術人的悲哀

每逢農曆新年，幾乎所有華人都會聽到《恭喜恭喜》。這首歌聽起來輕快、喜氣，但它的誕生背景遠比旋律本身沉重。它寫於抗戰結束之後，原意並非單純慶祝新年，而是寄託戰後「苦盡甘來」的情緒。而歌曲的創作者陳歌辛，也就是一個被時代反覆擠壓的人。

陳歌辛曾參與抗日文化運動，並曾與中共地下黨員楊帆合作創作抗日歌曲。後來上海淪陷，為求生存，他便在汪精衛政權下工作。戰後，他因此被以漢奸罪名逮捕，無罪釋放後他逃往香港。直到中共建國後，因他有共產背景所以選擇回去發展，但最終仍在反右運動被批鬥，死於勞改農場。

從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再到中共初期的政治運動，陳歌辛幾乎橫跨了整個動盪年代。他試圖在不同時代中生存與創作，卻始終無法逃離政治環境的影響。換句話說，不論他怎樣調整，最終都無法避開被清算的命運。

某種程度上，這正是藝術人的悲哀。創作本應是個人的表達，但在特定體制下，卻往往無法脫離政治框架。

這類故事之所以值得一再被提起，不是因為它特殊，而正正是因為它太普遍。對於身處權力結構之下的創作者而言，無論選擇靠近、遠離，連不表態都可能變成一種立場。

意見領袖沒有意見

這種對立場的要求，並不只停留在文化界。宗教界同樣如此。中國基督教自立教會的代表人物王明道，在20世紀中葉因長期拒絕配合官方宗教政策，堅持信仰自主，最終被監禁多年。即使一度在壓力下作出讓步，之後仍選擇公開收回立場，結果再次遭到打壓，在監獄渡過數十年。

這些案例之間，或許背景不同，但背後的邏輯卻相當一致。無論是藝人、作家，還是宗教領袖，只要具備影響公眾的能力，就難以完全脫離對其立場的規範與期待。

放回當下來看，張敬軒正正屬於這一類人。他不只是歌手，而是一個具備廣泛影響力的公眾人物。用現在的說法就是KOL（Key Opinion Leader），亦即意見領袖。而意見領袖的言行本身就具有示範與擴散效應，他的意見從來不只是他的意見，而是影響著社會上的一群人。

繼而，他的轉態不只是展露個人動機，而是背後那一套熟悉的的運作邏輯：影響力愈大，就愈需要被納入體制之中；而一旦被納入，原本的自主性便會逐步被削弱。

或許更值得思考的是，這類情況過去多發生在中國大陸，但如今類似的邏輯開始在香港出現。當表態慢慢變成一種常態時，真正改變的，不只是某一個藝人的立場，而是整個社會對「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什麼」的想像，一些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空間，也可能正在悄然收窄。

他們畏懼的軟對抗

每當社會進入動盪時期，流行文化往往成為最後一個未能完全被收編的空間，人們總會在音樂、電影、文學甚至體育之中，尋找一種可以安放情緒的出口。那不只是娛樂和慰藉，更是一種身份認同與集體連結。

正因如此，文化從來不是無關政治的領域。相反，它往往是政治最難完全控制、卻又最具滲透力的部分。

也正是基於這一點，近年香港社會出現的各種本地流行文化現象，由港產男團Mirror帶動的熱潮，到支持港產片、支持港足等，都不只是單純的娛樂事件，而是一種社會情緒的出口。

這些情感投放，本身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一旦過度依附於某些公眾人物，便容易將個人的精神寄託，建立在一個本身極不穩定的載體之上。換句話說，當我們把過多期望放在某些文化象徵或藝人身上時，其實也同時將這些人推向了一個更容易被政治力量利用的位置。

這也解釋了，為何近年中港官方不斷強調所謂「軟對抗」。因為他們很清楚，真正有影響力的，不只是政治活動或政策，而是文化本身。相比直接對抗，這些潛移默化的情感連結，以及所牽動到的意識形態，才是最難被控制的力量。

而正因為難以控制，所以才更需要被收編。

於是，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審查與限制，而是一整套更細膩的操作。首先讓藝人主動表態、讓作品「自然」對齊、讓舞台劇、電影與文學逐步收窄表達空間。當「跪低」不再需要明說，而變成一種行內共識時，溫水煮蛙，文化也就失去了原有的鋒利。

一小枚棋子

這次事件，焦點除了放在張敬軒的取態轉變外，或許也不能忽略掉他所參與的保安局計畫。

保安局提出的「正向引導項目」，聲稱是為2019年反修例事件中「曾經走錯路的年輕人」提供更生機會。回顧2019年反送中運動，超過7000人被捕，其中相當一部分最終並未被檢控。如今，這批人卻有可能被納入某種再教育或引導機制之中，當中包括被安排前往中國交流，認識「國家發展」與「國家安全」。

這種安排，與其說是提供機會，不如說更像是一種有方向的重塑。透過集體活動、參訪、分享與榜樣示範，逐步建構一套可被接受的敘事。

而在這個過程中，像張敬軒這樣具影響力的藝人，正好成為最合適的中介角色，既有知名度，又曾有不同立場，本身也受年輕人歡迎。某程度上，張敬軒只是這個政治改造計畫的一小枚棋子，為香港政府工作，將年輕人洗底。而背後更宏大的藍圖，才更讓人在意。

隱形紅線

近年香港媒體愈來愈多所謂的更生故事，就像先前國安法首名入罪人士唐英傑、到現在張敬軒的懺悔式訪問，表面上是在講述個人改過自新的經歷，但實際上這些故事同時也在傳遞一套價值判準，甚麼是對與錯，甚麼才算回到正軌。

值得留意的是，張敬軒的表述並不激進。他沒有高調表忠，也沒有使用強烈政治語言，而是不斷強調「顧全大局」、「為年輕人好」、「重新出發」。正是這種溫和語氣，讓整個轉變看起來合理、甚至帶點道德高度。但也正因如此，它更具說服力，也更難被質疑。這可謂「一啖砂糖一啖屎」，除了傳統的嚴刑律法外，也希望透過砂糖去軟化大眾，利用個人故事去包裝，讓人更容易去接受一套新的政治論調。

再，當紅線不需要被清楚劃出，而是透過無數案例被內化，人們自然會學會如何自我調整。久而久之，真正被消失的，不只是某些言論，而是對「可以有不同想法」這個自由的想像。

最後，引用由黃偉文填詞、張敬軒主唱的〈隱形遊樂場〉，歌詞中說：「即使你降生的時世沒選擇，人間再蒼白，容得下想法。」

在今天的香港，想法還被容得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