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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alth停止服務 維州政府不能忽視

10月16日,澳洲其中一個最大的社區健康組織、非牟利醫療機構 Cohealth 宣布將關閉旗下三間診所,消息一出即引發社會廣泛討論與批評。

受影響的診所包括 Collingwood、Fitzroy 和 Kensington。其中,Fitzroy 與 Kensington 的診所將於今年12月停止全科醫生(GP)及諮詢服務,但仍繼續提供酒精、藥物及家庭暴力等專門支援;而 Collingwood 中心則計劃於明年6月全面關閉。

這次關閉將直接影響 約12,500名患者,導致20名醫生失業,44名護士面臨調職或裁員。這些診所長期以來為低收入人士、無家可歸者、難民、家庭暴力倖存者以及慢性病患者提供關鍵的基層醫療服務,是社區中不可或缺的健康支援網絡。然而,因資金不足、成本上升與運營壓力,這些服務如今被迫終止。

Cohealth 行政總裁 Nicole Bartholomeusz 表示,停止診症服務反映了「多重且複雜的壓力,包括數十年的投資不足、老化的基礎設施,以及與實際需求或所需護理類型不匹配的融資模式」。她指出:「我們所獲得的資金僅足以提供標準護理,但我們實際服務的是高需求患者,通常需要長時間的預約和針對個別患者量身定制的全面病例管理。」

Cohealth目前的 Medicare 補助僅能支付醫生薪酬,無法涵蓋護士、接待人員及其他運營成本。但隨著工資和物資成本上升,每年診所營運成本與 Medicare 補助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Cohealth殘舊的設施
/拯救Cohealth

改革太遲,支援太少

事實上,Cohealth 的困境並非突然出現,而是長年累積的結果。儘管聯邦工黨政府近年推動 Medicare 改革,試圖提升全民醫療體系的可持續性,例如即將在 11月1日起推出的「Bulk Billing Practice Incentive Program(BBPIP)」,將擴大醫療補助的適用範圍,鼓勵診所持續實行全民免付費制度,並提供額外資金以協助診所升級設施與擴充團隊。該計劃旨在改善醫療服務的普及與可負擔性,預計約有4800間診所將受惠於此。

然而,對 Cohealth 而言,這項改革似乎來得太遲。根本問題並非僅在聯邦層面,而是維州政府長期忽視基層社區健康的實際需求。當地社區面臨的貧困、無家可歸、成癮及創傷問題,早已超出一般診所的服務能力,但維州政府未提供額外支援,也未建立穩定的補助機制以協助非營利醫療機構持續運營。

Cohealth 指出,目前的困境源自兩方面:一是聯邦政府針對複雜病患的 Medicare 補助不足;二是維州政府未能提供資金改善 Collingwood 診所老化設施。

Cohealth 多年來不斷呼籲政府支援,早在 2022年,Cohealth 就曾發表聲明指出,雖然他們支持政府以健康為導向的預算,但疫情期間發揮關鍵作用的社區健康模式再次被忽視。當時Cohealth已強調政府需要對全醫療領域進行全面投資,以強化整個健康系統。

診所設施早已老化,曾因屋頂漏水而迫使取消預約,多年來多次向當局申請撥款,但始終未得到實質回應。Infrastructure Victoria 的報告指出,政府對社區服務的資助零散且不足,聯邦政府迄今未設立專門資金支持社區健康基礎設施;即便澳洲政府在2024-25年間在醫療衛生領域投入1170億元,社區健康機構卻僅獲得維州每年約20億健康基礎設施支出中的0.3%。

在資金長期匱乏、政府改革緩慢的情況下,州政府對社區需求漠視、不作為,使得這些診所最終難逃關閉命運。這也凸顯了州政府在保障基層醫療服務持續性上的核心責任。

誰該為醫療品質與服務負責?

事實上,社區醫療體系最初並非由政府主導,而是源於慈善與信仰的傳統。早期的醫院多由教會或慈善團體創辦,出發點很單純——以同理心與仁愛之心,為貧困者與弱勢群體提供最基本的照護。那時的醫療,是一種社會良知的體現,而非政策或制度的產物。

隨著社會現代化與公共衛生概念的興起,政府逐漸接手,將健康納入「公共責任」的範疇。這一轉變的初衷是好的——讓每個人都能平等獲得醫療資源。然而,制度化與官僚化的過程,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原本「以人為本」的關懷,被層層行政程序與經濟邏輯所稀釋。醫療服務變得講求效率、講求產出,卻逐漸失去了對人的溫度。

像 Cohealth 這樣的非牟利醫療機構,正是這段歷史發展的延續。它們繼承了慈善醫療的初心 — 即為弱勢社群提供服務,堅信人人都應享有健康權與平等醫療機會。然而,在現實中,這些機構卻必須仰賴政府補助與不穩定的資金來源才能維持運作。

矛盾在於隨著社會愈加富裕,公共醫療體系理應更有能力保障弱勢者,但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醫療成本不斷上升,資源分配卻越發不均,醫療服務也日益商品化。在這樣的環境中,醫生被迫在「六分鐘問診」的時間內完成工作,護士與接待人員超負荷運轉,而患者則在制度的縫隙中被忽視。

但在反思責任歸屬時,問題或許不僅是「誰該負責?」,而是「醫療應該走向何方?」。

我們是否應該無止境地追求「治癒一切疾病」?抑或是應該回到最初的本質——確保每個人都能獲得基本的健康保障?

當有錢人願意支付更多以獲得更快、更好的醫療服務,而貧窮者只能排長隊等待時,平等的理想是否早已被市場邏輯吞噬?

例如,香港作為一個低稅率社會市民能以極低成本享用公共醫療服務,只要持香港身份證即可終身享受補貼。然而,隨著人口老化與醫護人手短缺,公共醫療系統長期超負荷,導致急症室與專科輪候時間動輒數月。於是,有能力的中產與富裕階層轉向私營診所,以金錢換取效率。這是一種表面公平、實際分級的醫療制度:政府確保有服務,但不保證同等速度或品質。換句話說,人人有看病的權利,但能不能快點好、好在哪裡治,就看你有多少錢。

而加拿大的公營醫療體系則更為理想化。所有居民皆可憑健康卡享受免費公立醫療,無須擔心高昂費用。然而,長時間輪候與資源分配不均,也讓「免費」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代價」。當醫療需求遠超供給,公平性與可及性便出現矛盾。

而且,醫療服務應該追求「普及」還是「品質」?政府應該提供「基本照護」還是「全面覆蓋」?

與中港台的比較

若從國際角度來看,澳洲的公共醫療體系(Medicare)與中國大陸、台灣的制度各有不同,也各有優缺。中國大陸的公立醫院為主的制度,雖然基本醫療由社會醫療保險(城鎮職工/居民保險)補助,但因人口龐大、醫生資源集中於大城市,基層社區診所常難以承擔高需求患者,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和慢性病患者,與 Cohealth 現況有些相似– 即為「資源集中,需求溢出」。

台灣則走向全民健保(NHI)模式,強調「一張健保卡,醫療遍全國」,無論城鄉、貧富,基本醫療皆可覆蓋。NHI 強化基層診所角色,也提供一定補助與激勵,讓家庭醫師系統較為穩定。然而,即便如此,醫療資源分配仍存在都市與偏鄉差距,專科輪候時間有時仍過長。

對比之下,澳洲的 Medicare 制度在理念上追求公平與可及,但現實中非營利基層醫療機構長期受制於資金不足與設施老化,患者多為弱勢群體,診所卻承擔著超出補助範圍的服務量。這種結構性矛盾,使得制度理想與現實服務能力之間存在明顯落差,也凸顯了弱勢群體在不同制度下仍面臨的共通困境:即使「有制度保障」,仍可能因資源分配不足而被邊緣化。

澳洲醫療的核心矛盾

回到澳洲本身,醫療系統問題的核心並不是資金總量的不足,而是資源分配、制度設計以及政策優先順序所造成的結構性矛盾。Medicare 的設計主要針對「標準醫療服務」,如一般診症、基本檢查和藥物,但對於高需求或複雜病患所需的時間、人力成本,以及跨領域整合照護,卻沒有提供相應的補助。這導致弱勢群體在現有制度下無法獲得真正完整的醫療照護。

非營利社區診所如 Cohealth,正是為了填補這個空白而存在。它們提供長時間的諮詢、個案管理、心理輔導、成癮與家庭暴力支援,甚至涉及跨專業整合方案,這些都是標準 GP 診所難以提供的服務。然而,這種高強度的服務並不被 Medicare 全面補貼,再加上州政府對基層設施投資有限,使得診所長期面臨巨大的財務壓力,最終不得不縮減服務,甚至關閉部分中心。

Cohealth的局部關閉反映澳洲醫療體系的深層矛盾:公平與可及性並不等同於高需求群體的實質照護保障。任何人表面上都有權利看病,但真正需要長時間關注和個別化管理的人,往往只能在制度縫隙中求生存。制度設計本身因此對高需求患者存在「隱形的不公平」。

澳洲醫療還面臨普及與品質的兩難。一方面,制度需要確保每個人至少能獲得基本治療;另一方面,對於複雜病患,則應提供足夠的時間、專業支援與個案管理。然而現實中,政府資金不足、補助結構單一,使得兩者難以兼顧。醫生被迫在短時間內完成問診,護士與接待人員超負荷運作,而弱勢患者則在等待名單上徘徊。非營利診所如 Cohealth雖努力彌補這些缺口,但長期的財務壓力與政策限制,使得「人性化醫療」在現實中成為奢侈品。

換句話說,澳洲公共醫療的真正核心問題,不只是誰負責,而是制度是否能回到最初的理念:保障每個人都能獲得基本健康照護,並在必要時為高需求患者提供充足的資源和人性化支持。Cohealth 的困境正是一個警示,如果政府與社會不調整結構性資源分配,公平的理想將難以落地,而弱勢群體仍會被系統邊緣化。

維州政府不可推諉的責任

聯邦政府訂定政策, 但各州按實際情況具體落實執行州政府也有責任。內城區Cohealth服務範圍, 接受政府生活補貼者人口比例超過澳洲平均比例兩倍以上, 顯示不少居民無法負擔私人付費服務。維州政府拒絕向像Cohealth 這樣的機構提供經濟支持, 顯示了對弱勢群體的漠視。

同樣情況其實也出現在對多元文化社區的長者護理照顧之中。長者護理服務由聯邦政府撥款提供, 研究顯示不懂英語的長者應該生活在自己熟悉的文化及語言的設施之中, 而且會更有效率。不過, 像華人這些新的長者社區, 卻少有得到維州政府的幫助, 興建適合他們長者的護理設施。2014年開始, 工黨領袖安德魯斯曾多次提出政策, 買了四幅土地讓華裔及印裔社區興建長者設施。不過直到今天, 維州衛生部門仍是把土地丟空, 沒有交到社區組織籌組相關服務, 顯示政府官員的失職。這情況, 就如Cohealth社區醫療服務今天因為被忽視而終止服務, 極為相似, 維州政府是否要對衛生部門運作進行深入檢討呢?

文:李卓林 / 倫凱彤

圖: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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