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新年文化的思考

不過四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 經濟發展迅速, 令全球震驚。華人移民佔澳洲人口6%, 是英語族裔以外最大的民族社群, 在澳洲多元文化社會, 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 只有不太大的影響。作為移民社區, 我們是否看見澳洲推動的多元文化融合政策, 能給我們機會, 貢獻這一個社會呢? 不過今天, 我們很可能只會被視為與澳洲社會價值(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普世價值)衝突的共產中國管治文化, 向澳洲輸出, 挑戰澳洲多元社會的凝聚力, 這明顯是我們要思考及面對的問題。

中國積極輸出文化

中國近年積極輸出中華文化, 從在Netflix等平台風靡全球的中國古裝劇與仙俠劇集，到成為全球商務人士與學生熱門選擇的漢語學習都應有盡有。中國甚至在2024年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農曆新年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彰顯中國將此節慶視為國寶。

同時，中國的文化自豪感也膨脹到左右國民的愛國觀，更將他人的文化據為己有；卻未曾反思自身中華文化被政府曲解。中國一邊傳播自己的文化，一邊欺騙及羞辱自己的人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中國與農曆新年之結

中國政府最近強調在世界各地慶祝的農曆新年(Lunar New Year),正名為「中國新年(Chinese New Year),引來了不少討論。若要揭示中國當前文化敘事中所浮現的霸權傾向，就不能只停留在情緒批評，而必須回到歷史本身，釐清中國與農曆新年的關係。

早在中國地區仍以農耕社會為主體的時期，歲首祭祀與迎歲儀式便已出現。到了唐朝與宋朝，節慶活動進一步世俗化與商業化，城市燈會、廟市與年俗表演蓬勃發展。明清以後，「春節」成為民間最重要的年度節慶，並透過移民與貿易流動向外傳播。所以從歷史源流看，農曆新年確實是中華文化體系的重要核心。

若進一步追溯「農曆」本身的編訂歷史，情況卻遠比單一文明敘事複雜。明末清初之際，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中文名湯若望）奉明朝與後來清廷之命，參與修訂曆法，結合西方天文學計算方法改良中國傳統曆制，最終形成更為精準的時憲曆體系，並被清朝正式採納。換言之，今日所謂「農曆」的定型，本身就是歐洲科學技術與跨文明知識交流的成果。若將其簡化為純粹「中華文化原生產物」，未免忽略了其本身便是一種文明交匯的產物。

是中國專屬的嗎?

這個節日的核心問題不在於它「是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而在於它「是不是中國專屬」。事實上，中國並不是唯一使用農曆計算時間的國家，凡使用陰陽曆的地區都有迎接新年的傳統。越南沒有兔年只有貓年慶祝，韓國稱為「설날」（Seollal）並保留自己的祭祖與服飾禮俗，都表明他們沒有把中國農曆完全照搬, 而是吸收並且與本土文化結合。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也把這個節日列為公眾假期，在多族群社會中形成跨文化慶祝, 並不會強調只屬華人節日。

農曆新年固然是中華文化的重要部分，但它同時也是區域文明共享的文化遺產。文化自信應建立在尊重差異，而不是壟斷解讀權。然而，中國政府在宣傳上將 Lunar New Year 硬生生等同於 Chinese New Year，否認其他文化版本，實質上是以國族話語收編共享文明，顛倒了文化本義。

運動員之「愛國」定型

當然，反對者會說：「這不過是國家維護傳統與習俗的方式，更能凝聚國民！」但是真相常常不是一句口號能概括的。現實中國族敘事如何侵入體育與個人身份認同，其實早已有鮮明例子。

以自由式滑雪名將谷愛凌為例：她出生並成長於美國，母親為中國人，自小在兩種文化環境中往返成長。她2019年宣布轉換代表資格，選擇代表中國參加國際賽事，並在2022年北京冬奧奪金後成為中國體壇焦點人物。她曾公開形容自己「在美國時是美國人，在中國時是中國人」，強調的是跨文化身份的流動性與並存性。然而，美國副總統萬斯（JD Vance）在2026年米蘭冬奧前後質疑受惠於美國教育與制度培養的運動員理應代表美國出賽。這種說法看似從國家利益出發，實則跟中國有樣學樣 — 將文化認同與忠誠掛鉤。

相對地，花式滑冰選手劉美賢（Alysa Liu）同樣出生於美國華裔家庭，但選擇代表美國出賽，並為美國贏得重要榮譽。她的父親表示不考慮讓女兒代表中國，原因是對中國政治與人權環境的顧慮。在部分輿論中，她因此被塑造成「價值立場清晰」甚至「更忠誠」的象徵。相比之下，谷愛凌的跨文化選擇卻常遭質疑其動機與立場。

西方社會也變得糊塗

兩位運動員的差異只是個人選擇與家庭背景的不同，但在輿論場中卻被放大為意識形態對照，正說明了當國家敘事高度政治化，體育便不再只是競技，而成為國族身份的展演舞台。運動員的國籍選擇被賦予超越體育本身的象徵意義，他們的成就與歸屬被套入愛國與背叛的二元框架。

「你身在美國就不是中國人」或「受惠於某國制度就必須為其效忠」的言外之意,其實與農曆新年的命名爭議共享同一種思維模式：身份必須被固定、文化必須被劃界、忠誠必須被單向化。這種將流動身份強行凝固的敘事，看似強化國家主體性，實則削弱了文化本身的彈性與包容。中國在國際話語場上熱衷於以文化巨輪碾過一切的敘述 — 包括農曆新年的共享性、個人的認同自由、乃至運動員的歸屬感 — 在表面看似強勢，但實際上也是單一的文化認同壟斷。更糟糕的是，從萬斯為中國指責谷愛凌的例子就已經看到這種敘述已經滲入了民主國家，實在令人擔憂。

中國的自相矛盾文化

中國常試圖把農曆新年和文化象徵「獨佔」，以此凸顯其對文化的理解高於外界。但現實更荒謬：當代中國在文化敘事上不僅霸權傾向明顯，連基本典故也常被誤讀或政治化。

比如那句在香港廟會期間被反覆引用、卻被一再曲解的成語「刻木之夫」。這個典故原本出自古人對誠意守信的比喻，本意是說一個人對承諾的堅持如同在木頭上刻字一般永久不變。但在最近的文化場景裡，包括某些中港台的名嘴、政界人士以至官方輿論，都對它做了完全不同甚至荒謬的解釋。

「刻木之夫」傳統上更接近古代關於「刻木事親」的典故。《二十四孝》中講述丁蘭為了追念已故父母，不惜刻木為像、視如親人，是一種極端的孝行象徵。有些版本的故事甚至描述丁蘭因妻子不慎破壞木像而大怒，加深「形式大於人性」的意味。因此這種故事原本是在指出「孝道如果失去人性，就變成無意義的行為」。

然而，現代的港澳解籤、網路解讀甚至政治評論都把這句話簡化為「表面像人、內裡空洞的木頭」，暗指某些政客或說法是空洞虛假之象。鄉議局劉業強的講法把它硬套成「對傳統價值的拼命捍衛」；歷史學者趙善軒卻把它解釋為「絕不妥協的文化立場」。更離譜的是，有些網路意見甚至把這句話講成一種狹隘的排外宣言，完全丟失了原始語境的倫理核心。

類似的文化符號誤讀最近也出現在在臺灣除夕夜的法鼓山撞鐘祈福活動中，臺灣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敲鐘時手中紅繩發生突然劇烈晃動的畫面引發網路熱議。這件原本屬於民俗與信仰層面的新年習俗，在華人世界尤其是大陸社交媒體上被解讀成各種「超自然意義」或政治訊號。

事實上，法鼓山撞鐘這一活動本身有其民俗與象徵意義：它源自佛教傳統，每年除夕敲響108下鐘聲象徵驅除108種煩惱，祈願來年平安與清淨。大陸部分媒體與網絡評論卻傾向用一種「靈異」甚至政治性的語言去包裹這件事，彷彿這樣的象徵必須蘊含更大的國族訊號或心理暗號，瞬間將民俗信仰事件政治化，恰恰暴露出對文化意義本身的粗糙理解。

國家能以文化劃界嗎？

討論到這裡，其實已經不只是農曆新年的命名之爭，也不只是運動員該代表誰出賽的問題，而是更根本的一件事：國家究竟能否以文化來劃界與定義？

美國政治學者 Samuel P. Huntington 在其著作《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明衝突論》）中提出，冷戰之後的世界衝突不再以意識形態為主，而是以文明與文化為主要分界。他將世界劃分為數個主要文明圈：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以及所謂的「中華文明」等。這種理論可見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可塑、不停變化的載體。

Huntington 強調文明差異的歷史性與集體性，但從未主張國家能壟斷文明詮釋。文明是長時段演變的產物，不是政權喊話的專利。然而，中國當前將「中華文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綁在一起，把文化歸屬與政治忠誠混為一談，使農曆新年、運動員國籍與海外華人身份都被政治化，人們因此錯誤解讀自身文化，並以扭曲的愛國主義評判個人選擇。

如果文化真的可以被某一個國家完整定義，那麼身在海外的華人算什麼？如果文化等於政權，那麼歷史上政權更迭時，文化是否也必須重寫？如果愛國等於認同官方版本的文化，那麼不同詮釋是否就等於背叛？

也許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誰代表文化」，而是當文化被高度政治化之後，它還剩下多少文化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