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緣之外的華裔 移民身份的光影交錯

但細讀可見多處錯誤與過度概括，反映澳洲社會對華裔認識仍停留表面，未深刻理解其多樣性。

嚴重的誤解與過度概括

首先，文章將所有背景不同的亞裔政治人物統稱為「華裔澳洲人」（Chinese-Australian），即使當中有些人的文化根源並非來自中國，例如Sally Sitou其父母來自寮國；而Gabriel Ng則出生於馬來西亞。兩人因有華人血統，都被稱為「華裔澳洲人」，忽略了華人族群之間的文化差異與多元身份。例如一位馬來西亞華人在家中習慣講福建話或廣東話，平時也會使用馬來語，但可能不懂普通話。而且，他們的教育體系深受英國殖民地管治影響，學校課程和文化傳承與中國大陸有明顯不同。因此，若僅以「華裔」一詞籠統描述，忽略了這些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便無法準確反映他們的真實身份與生活經驗。

事實上，即使是同一位華裔個體，其身份認同也會隨著自身經歷和環境變化而改變。以前維州眾議員林美豐為例，他來自一個柬埔寨華人家庭，家族曾在紅色高棉政權下遭受迫害，這段歷史使他最初對中國政府心存戒備。然而，隨著他日後在事業上發展上與中國有了更多接觸，他開始嘗試與中國建立較密切的關係，身份認同也因此產生了轉變。這反映出「華裔」身份的自我認同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一種隨時間、經歷與社會互動而變化的複雜、多重身份。

當媒體或政界將他們統一標籤為「華裔澳洲人」，反而可能模糊了他們在國籍、文化和世代上的多重身份。這種簡化的敘述往往被當作政治操作的工具，尤其在有關中國影響力的討論中，進一步加劇對華人群體的刻板印象，將其視為一個同質、易被動員的政治集團。

文章將Julie-Ann Campbell列為六位「華裔澳洲人」聯邦議員之一。然而，從她的背景來看，其華人血統僅來自母親，且家族已在澳洲定居數代，她本人亦在澳洲土生土長，並無明確的文化實踐或與華人社群有密切連結。這分類方式更像是以血統為主、文化為輔的標準，忽視了文化參與、語言傳承與身份認同的差異與複雜性。若依此邏輯推論，「澳洲因歷史背景有大量英裔人口，所以那些澳洲人就是英裔」似乎也說得通。但若你詢問一位在澳洲落地生根三、四代的英裔澳洲人，他們是否仍自跟英國有文化連擊？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他們與英國人相同的, 是都說英語吧。

大眾對華裔文化的誤解

即便這篇文章存在上述錯誤，多數讀者可能仍視之為「正常」的報導。畢竟，其出發點是從多元文化角度出發，希望介紹非白人出身、卻在政壇上漸漸興起的代表人物。

然而，這些錯誤的累積，恰恰反映了澳洲社會對「華裔」一詞理解的貧乏，不僅無法喚起真正的文化共鳴，反而讓華人社區產生一種被錯誤代表的疏離感。

諷刺的是，這些誤解也常見於本地華人群體自身。許多華人讀者之所以對這些政治人物感興趣，更多是因為裡面的人物「有權有勢」，而非與自己文化背景相近。正如成語「攀龍附鳳」所說，在強調集體文化的華人社會中，很多人會傾向與高位者產生關聯，以抬升自己的地位。因此，像黃英賢這樣位高權重的政治人物受到部分華人仰慕，並非出於文化情感，而是因其「像鳳凰一樣尊貴」，讓人可以藉此沾光。以明明在當時被視為外族的蒙古皇帝成吉思汗為例，他當年入侵宋朝國土，在征戰四方的過程中自稱皇帝，沿途甚至屠殺無數平民。然而時至今日，這位暴君卻被當代人視為偉大的「中國人」領袖，突顯了這種根深蒂固的華人思維模式。

此外，澳洲主流媒體在強調多元文化的同時，往往忽略文化實踐與身份的細節。像這樣將文化背景模糊處理的報導，實則是一種文化抹除。許多在澳出生、已是第二或第三代的華裔青年，未必會說中文、理解傳統，甚至與華人社群關係疏離，但卻因媒體報導中出現熟悉面孔而感到驕傲。這種現象宛如成語「葉公好龍」：看似擁抱文化，實則流於表層、充滿距離。

再者，「華裔澳洲人」這一群體本就多元，除了本地出生者，最大的群體是從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移民來澳的人士。但該報導中所列出的政治人物卻幾乎沒有真正來自上述背景者。即使像Sam Lim這樣屬於第一代移民，其成長於馬來西亞的背景也容易使他與來自中國、香港或台灣的移民疏離。這些文化差異與斷層，在報導中完全沒有被理解或呈現。

華人移民面臨的最大障礙

為什麼真正來自中港台的移民，在強調「多元文化」的政治與媒體敘事中，卻經常被邊緣化？又為何鮮少看到他們在澳洲政壇嶄露頭角？背後的關鍵問題，不是文化參與意願的缺乏，而是源自長期被忽視的結構壓力與制度性排斥。

真正來自中港台的移民難以在澳洲政壇獲重視，主要因媒體偏見及制度性限制。即便具備專業技能和高學歷，因他們的英語並非母語，仍常被排除於政治與公眾領域之外。他們參與公共討論的機會有限，在選舉中亦難以與土生土長、英語流利的競爭者平起平坐。

此外，他們在原居地取得的專業資格和學歷往往無法被澳洲完全認可，這意味著即便是原本在中國擔任律師、醫師或教授的專才，在澳洲也可能只能從事與原專業無關的工作，更別提投入語言與文化要求極高的政治職涯。

更深層的障礙則來自政治疑慮的問題。由於澳中關係日益緊張，特別是在涉及外國干預、言論自由與人權議題時，許多出生中國的澳洲人即使個人立場清晰，依然會因國籍與出生地被過度審視甚至污名化。這種監視文化不僅來自政府，也來自輿論與媒體，使得許多中國出生的移民對參政抱持疑懼。

正因如此，即便是成功當選的政治人物也可能承受巨大壓力。以前聯邦議員廖嬋娥（Gladys Liu）為例，她是澳洲首位中國出生聯邦眾議員，象徵多元文化突破，但2022年競選連任時失去議席，凸顯了身份與政治立場間的矛盾。當時她對香港民主運動的表態被認為不夠清楚，亦未有明確批評中國政府在新疆與其他人權議題上的立場。這樣的模糊與迴避，使她在主流選民中被質疑是否受中國影響，同時也令一些華人選民，尤其是來自香港與台灣的群體，認為她未能展現應有的道德勇氣。不過對於來自中國大陸的選民, 因為她緊跟自由黨的立場, 她就被視為不夠「愛國」(祖國?)

廖嬋娥的政治滑落，不僅是一場個人選舉失利，更深層地說明了「華人身分」本身並不足以贏得選民支持。政治人物若無法在文化認同與價值立場上與選民建立真正連結，僅憑血統或族裔背景並不會自動換來認同。當政治人物對關鍵文化議題沉默時，不僅無法獲得主流澳洲人的信任，也可能被自己的族群質疑是否有資格「代表」他們。

此外，廖嬋娥能夠在2019年成功當選，某程度上仰賴於當時奇澤姆（Chisholm）選區對手同為華人來自台灣的楊千慧（Jennifer Yang），令族裔因素在選民判斷中被淡化，更容易將注意力轉移到政黨標籤和形象認同，使她得以更專注於政黨立場與個人形象的競爭。當在2022年她的對手變成白人女性卡琳娜·加蘭（Carina Garland）時，原本被淡化的族裔觀感與無形偏見重新浮現，選民在無意識中的選擇偏見與既定印象便導致她最終落敗。

真正的問題核心

事實上，澳洲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對族裔身份的認識過於表面，將多元文化簡化為血統標籤，忽略了文化實踐與群體經驗的深層差異，從而導致對華人社群的錯誤理解與象徵性挪用。

澳洲媒體與政治圈長期以「血統」作為代表性的標準，只要某位政治人物有部分華人血緣，不論是否會說中文、是否參與過華人社群、是否了解中華文化，便被輕率地標示為「華裔代表」。這種僅靠祖先姓氏或膚色外觀所構成的代表性，不但忽視了真正的文化參與，更錯置了多元文化應有的核心價值。

然而，這種僅靠血緣劃分代表性的做法，對真正努力維繫文化、語言與社群關係的第一代移民而言，無異於是一種羞辱。這些人歷經移民初期的孤立無援，在語言、就業、居留資格等方面遭遇層層挑戰，卻往往不被主流社會看見。相反，許多無實質文化參與的第二、三代或混血人士，僅憑其「看似有點華人背景」，便成為華人代表的象徵，這種現象不但錯置了文化重心，更加深了真正華人社群與政治的鴻溝。

文化參與，不是單靠姓氏或祖先就能構成的，而是一種持續性的實踐與承諾，包括是否在家庭中做為母語使用、是否參與社區活動、是否在公開場合維護文化價值觀、是否對來自中華文化圈的議題有真實理解與表態意願。這些才是真正能夠連結族群、建立代表性的根基，而不是用來包裝「多元文化」的表面操作。

ABC文章所列的人物皆缺乏實質的中華文化參與，卻被簡單歸為「華裔代表」，這恰恰暴露了主流媒體對文化的誤用，實際上只是以膚色和出身進行象徵性的族群分類。這種錯誤的代表性不僅誤導大眾對「華裔」的理解，更對剛抵澳的第一代移民產生實質傷害; 他們辛苦努力保留母語、重建文化網絡、適應生活環境，卻看見自己所屬文化的聲音被那些對該文化毫無深入連結的人佔據了空間與話語權。長遠而言，這會讓澳洲本地社會誤以為華人已經「被代表」，無需進一步提供資源、翻譯服務或社區支持，也會使真正活躍於文化實踐的第一代與新一代年輕人被邊緣化，削弱他們參政、發聲與建立社群連結的可能性。

澳洲與華人移民的前景

若澳洲社會真心想落實其宣稱的多元文化理念，就不應僅將政治代表性集中於少數幾位「成功華人」身上，特別是那些與主流文化無縫接軌、甚至與華人社群脫節的第二代或混血名人。與其不斷將「華裔代表」作為展示用的成功故事，澳洲更應思考如何系統性地幫助第一代移民突破現實困境，真正融入社會、發聲並參與政治及公共事務。

語言能力是移民融入政治社會的基礎，因此提供超越日常溝通的高階英語培訓尤為重要。這些課程不應僅限於簡單溝通，而要涵蓋公民教育、法律知識以及政策議題的理解，還需教授政治溝通技巧。透過系統性的訓練，移民才能夠在市議會、公聽會或媒體場合中自信發言，提升其參政能力與影響力。

同時，真正的融合不應該是單向的同化，而是雙向的尊重與包容。澳洲社會需要承認第一代移民在保有自身文化與語言認同的同時，也能積極參與本地政治與社會生活。政策設計應充分考慮到華人群體內部多元的語系、信仰和政治背景，避免強制推行「乾淨整齊、只講英文、盡量不提中國」的政治模式，給予移民群體在自己熟悉的文化語境中發聲的空間，這才是真正的多元包容。例如一些華人移民家庭仍使用福建話或廣東話交流，參與華人節慶活動，同時也積極參與澳洲的選舉和社區服務。政策上若能支持多語言選舉材料、設立文化諮詢委員會，並鼓勵政治人物了解不同華人群體的多元背景，就能讓移民在保留文化認同的同時，更自在地參與政治和社會，促進真正的多元融合。

最後，澳洲社會應積極檢討現有制度中的不公平，例如簡化外國學歷認證流程，讓移民專業人士能更快融入職場；加強多元媒體報導，呈現移民的真實故事與貢獻，減少刻板印象與偏見，才能讓移民獲得真正的社會接納和平等的參政發聲機會。

如果澳洲真如它所宣稱那樣推崇多元文化，就應該不只是將有華人血統的人放在政壇作為「展示品」，而是認真地消除對移民的制度性排斥與文化定型觀念。唯有如此，真正來自中國的移民才有可能在未來的政治領域發聲，獲得屬於他們的尊嚴與代表性。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