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原住民–比庫克船長更早的歷史

生活在澳大利亞六萬多年的原住民,並不只是現代的「活化石」。他們在歷史中,與來自南太平洋島民,或是日本及東亞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探險者,都曾有接觸, 並且在原住民文化中,也曾有著他們的一部份。生活在原住民中間的藝術家周小平先生, 編輯了《我們的故事》,把原住民華裔向澳洲人介紹。周小平先生的研究,現時正在坎培拉國立博物館進行展覽,也藉著《我們的故事》這一本書, 把一些原住民華裔的聲音, 向澳洲社會展現。

被遺忘的華裔

多年來，在澳洲這個多元文化社會中，華人社群的聲音逐漸被聽見。人們關注第一代移民華裔長者的福利，也討論子女的教育與生活成本。然而，卻有一群華裔長期被遺忘, 不單是華人或是主流社會, 甚至他們自己也與其他華人移民極少接觸, 他們就是華裔原住民, 直至最近, 他們的身份常被社會所遺忘。

直到近年，隨著學者、藝術家和社區工作者的努力，這段被掩蓋的歷史才漸漸浮現。其中的表表者就是華裔藝術家周小平。近日他與團隊透過展覽與書籍《我們的故事》，邀請這群由華人與原住民通婚後,生活在原住民社群中的混血後代,講述自己的身世與歷程，讓原住民華裔的存在重新進入公共視野。

對於近年定居在澳洲生活, 或是自淘金時代生活在澳洲主流社會的華裔移民, 我們可能根本從來沒有想過,有著六萬年歷史被視為現代「活化石」的原住民, 自淘金時代, 已有一些是具備中華文化血統。有原住民領袖更相信,中華文化與原住民的接觸, 更早於英國人宣稱澳洲為無人之地。要是更早前中華大地人民與原住民已建立接觸, 那麼原住民自不是英國人所宣稱的「活化石」。

誰是原住民華裔？

對許多新移民來說，對澳洲的第一印象常是白人主導、英語社會與殖民歷史。然而這片土地的文化根源，其實遠比表面複雜得多。數萬年前，原住民族群就已在此生活，這些原住民社群分布廣泛，有超過250個語言群體，各自擁有獨特的語言、文化習俗與生活方式。他們對土地有深厚的連結，原住民沒有私有財產觀念,也不像遠古民族依河流而定居。他們多是群居, 在同一區域內游走, 靠摘取天然植物或簡單種植為生。他們認為人並不擁有這片土地，而是屬於這片土地，更是「土地的管理人」（custodian of the land）, 更是代表這片土地, 歡迎其他的人共享其中的出產。這正是今天原住民常被邀請在澳洲大型活動中,主持各種歡迎儀式的原因。

淘金時代開始之先, 早在19世紀40年代起，來自中國廈門的契約勞工已抵達澳洲，從事牧羊工作，填補當時的勞力需求。他們並不是在大城巿中生活,當時連墨爾本仍未開發。這些牧羊華工, 散居在各地鄉郊牧場。後來淘金熱席捲澳洲, 更建立了維州創建的新金山，吸引更多中國移民漂洋過海，定居在巴拉瑞特等地參與金礦開採。

最初，原住民對亞洲移民的態度與對歐洲殖民者相同——都是外來者，都是進入傳統領域的陌生人。語言不通、文化差異，使雙方互動有限。然而，在殖民擴張與白澳政策下，原住民與華人都遭遇歧視與排斥，這樣的共同處境意外拉近了兩者的關係。

隨著原住民的封閉性婚姻制度被破壞，部分華人開始與原住民通婚，組成家庭，於是誕生了具有華裔血統的原住民後代。他們的故事，是跨越文化邊界、穿越歷史創傷的見證。

尋根的旅程：從混淆到認同

在周小平策劃出版的《我們的故事》中，訪談了多位原住民華裔後代。他們透過祖父母的記憶、家庭傳說與歷史檔案，拼湊出自身的根源。有些人在成長過程中，因外貌與其他原住民不同而產生疑惑，直到有一天他們主動追問：「為什麼我長得與其他人不一樣？」這才開始各人的尋根之旅。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自己的身份，因為我自己也不清楚。」一位受訪者這麼說。透過家族口述與自我學習，他才慢慢理解自己的文化脈絡與歷史來源。

遠在西澳北部只有14000人口的小鎮布魯姆（Broome）, 自19世紀開始, 就成為多元文化中心。在巿內中心區的唐人街正正是當時多元文化交融的象徵。它的歷史可追溯至19世紀末，當時布魯姆因盛產貝殼而迅速發展為珍珠產業的中心，吸引了來自中國、日本等地從事採珠業的移民。在今天布魯姆的墳場,有超過900個從日本來定居者的墓穴。不單是華人及日本人,布魯姆還是馬來人、太平洋島嶼居民、菲律賓人等滙集定居的地方。布魯姆不受當時「白澳政策」的影響，因為其採珠業嚴重依賴亞洲潛水員的技能。

這些亞洲移民主要聚居在後來被稱為「唐人街」的地區，與當地的原住民Yawuru族群共同生活。當時的唐人街的建築風格獨特，融合了亞洲建築特色與當地氣候條件，形成了堅固的波紋鐵皮建築，配以紅綠色的橫樑和柱子，展現出中西合璧的風貌。

有受訪者說：「Broome 是一個讓人知道, 來自不同國家的我們,可以一起生活的地方。」這句話，成為那段歷史真實存在的註腳。

華裔移民與「土地的守護者」

澳洲原住民不將自己視為「擁有土地的人」，而是土地的守護者。他們的文化與這片土地緊密相連，即便今日大多數人已生活在現代城市中，仍持續以不同方式延續傳統。

在各種公開場合中，「Welcome to Country」（歡迎儀式）或「Acknowledgement of Country」（致敬土地）已成常態。這些儀式提醒我們：這片土地首先屬於原住民族群，而這份承認不僅是禮儀，更是一種對歷史的修正與尊重。

然而，在今年的澳紐軍團日（ANZAC Day），當反對黨前領袖達頓公開反對舉行「歡迎儀式」時，也再次引發社會對於歷史記憶與尊重的討論。什麼才是對過去最起碼的尊重？誰有資格定義「澳洲人」的身份？

自1973年白澳政策終結後，澳洲重新接納來自不同國家的移民, 不過仍有不少澳洲人至今卻仍未擁抱多元文化。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與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快速增長。然而在實際生活中，許多移民家庭面臨文化認同的拉扯：第一代移民努力立足於異地，語言不通、文化隔閡，但仍想將文化傳承給下一代。而他們的子女則在西方教育體制下成長，常陷於兩種價值觀的夾縫：既被視為外人，又被期待成為「模範少數族群」。外來者怎樣能被原居者接受和融入呢？

這樣的背景下，原住民華裔的故事提供了另一面鏡子。他們的經歷更為複雜：既是華人，也是原住民，卻往往不被兩方完全接納。他們不只是歷史的缺席者，更是制度性遺忘的犧牲者。不過，在《我們的故事》中，他們卻提到身分的複雜性，又或說是多樣性，也無阻對土地的守護之心，或許這就是移民需要學習的一點。

可能比庫克船長更早的接觸

《我們的故事》新書發佈會的專題講者, 是墨爾本學人類學及地理學家Marcia Langton教授。現年74歲的Langton教授不單是傑出學者, 更是著名作家及原住民權益爭取者。Langton 是在昆士蘭出生 Yiman 及 Bidjara族的原住民後裔,小學時顛沛流離走遍澳洲各地, 靠著努力成為學者, 長期推動原住民權益運動。Langton 表示澳洲人一向認為原住民文化古老落後,跟不上現代社會, 卻沒有想過原住民在這數萬年之間,在白人來到澳洲之前,是與別的民族有接觸。

從太平洋諸島來的訪客, 也必然包括比西方文明更為發達的亞洲文明,原住民與華人的接觸必然早於西方人登陸澳洲或是淘金時代。Langton 認為對原住民文化更深入的研究, 可以找出澳洲更最的多元文化傳統。Langton 認為澳洲原住民文化是多元澳洲的起點。

多元文化不能只是表面

澳洲自詡為多元文化國家，，不管是自1970年代以來推行多元文化政策，以至在2023年7月底發表的《多元文化框架評估》報告書，都強調多元文化是國家社會結構的核心，要在法律上保障不同民族的語言、宗教與文化實踐的自由。但這種多元有時停留在表層。每年春節有舞龍舞獅、原住民藝術被拿來裝飾公家機構，這種種儀式感僅僅成為政治正確的象徵，卻無助於真正理解與尊重文化差異。原住民至今仍面對貧困、教育與健康資源不足，華人社群也經常在主流媒體中被歧視或誤解等結構性問題仍然深深烙印在這些非歐裔白人社群裡，造成所謂的「去政治化的多元文化」現象。

這樣的多元文化，維持了一種消費式的文化認同，卻未真正解構白人中心的社會結構。原住民華裔的存在正是對這種制度性遺忘的挑戰。他們被排除於華人主流敘事之外，也未被納入原住民或殖民歷史之中，是歷史的幽靈。如果我們不正視這段過去，當代的多元文化只能停留在表面，無法真正促進社會融合。

因此，真正的文化共融，不只是要少數族群放棄自我去迎合主流，而是讓每一種身份都能被看見、被理解、被尊重。正如周小平透過藝術，將原住民文化帶進中國以及澳洲華人社區，亦帶華人文化走入原住民世界。他的行動不只是一場藝術展覽，而是跨文化對話的起點。

多聽一個故事、多認識一段歷史，就是拆除偏見與鴻溝的第一步。

對許多華人而言，他們對原住民的認識仍很有限，甚至停留在旅遊介紹或媒體刻板印象。但當我們開始認識那些既是華人, 卻又與我們並不相同的人, 也是原住民的混合體後，進而了解一下他們怎樣在社區中與各民族的人共處時，我們才會明白：澳洲的多元文化不是政策的產物，而是早已存在於歷史深處的真實。

如同《我們的故事》中其中一位受訪者所說：「我的祖先百年前就來到這裡，雖然我們長久未被提起，但我們從未忘記自己是誰。」這樣的聲音提醒我們：身份不是單一血統或語言，而是歷史、記憶與經驗的交織。

這些故事，讓我們重新理解什麼是「澳洲人」，也為澳洲的未來帶來更多想像的可能。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