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等關稅震動全球 世界經濟秩序即將重塑

剛剛過去的一個週末，在若干年後的回顧中，必然會視為極不平常：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玫瑰園新聞發佈會上的長篇大論，可能很快就會被視為自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破產以來最重大的金融事件——大規模加徵關稅被宣佈後，全球市場劇烈動盪。中國率先反制，歐洲醞釀回應，亞非各國立場分化。新一輪全球貿易緊張局勢迅速升級，原有的國際貿易秩序儼然已經動搖。

關稅大棒的前世今生

自從有了不同的政府以來，貿易政策便一直是爭議焦點。在現代，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減少國際貿易壁壘–如關稅或出口限制–有助於各方獲益。然而，各國政府往往需要在擴大貿易和保護國內產業之間進行政治權衡。當這種衝突出現時，一國實施的貿易壁壘可能會引發貿易夥伴採取反制措施，從而形成你來我往的升級行動，這就是所謂的貿易戰。無論怎麼誇大強調上周發生的事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都不為過。只是這樣的事情對美國來說並非首次，那是近百年前，果真應了一句話——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沒有從歷史中汲取到任何教訓。

20世紀初，美國經濟取得了長足進步。然而，1929年股市崩盤後，由共和黨佔主導的國會試圖通過對進口商品徵收關稅來保護受重創的美國農場主，使其免受外國競爭的衝擊，以應對過剩的生產力和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美國政府試圖通過提高關稅保護國內產業，參議員斯姆特和眾議員霍利共同發起提升關稅的法案——也就是史上大名鼎鼎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他們認為外國低成本商品的進口威脅了美國本土企業的生存，因此提高關稅被視為提振就業和經濟的手段。法案最初旨在保護農產品，但後來擴展到工業產品。

雖然法案在制定過程中遭到強烈反對，當時的胡佛總統因為共和黨內部壓力及競選時保護農民的承諾，仍然簽署了法案。兩萬種進口商品的關稅大幅提升，平均稅率達48%-60%（現在關稅法案約為10-74%），成為美國歷史上僅次於1828年關稅法案的第二高關稅政策。這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美國的進出口貿易大幅萎縮，從1929年到1934年，美國進出口總額減少了約67%，全球貿易規模縮水超過60%。雖然進出口僅佔美國GDP的約5%，但失業率仍然從從1930年的7.8%激增至1931年的16%。

最終，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於1934年廢除了這一關稅，並以與各國直接談判的雙邊貿易協議取而代之。《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自此被視為有害的「以鄰為壑」貿易政策的典型案例，也為後來的二戰後的自由貿易體系奠定了基礎，包括1944年的佈雷頓森林協定和1947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即WTO的前身。如今，特朗普「故技重施」——公佈了一份大約包含100個國家在內的名單，列出了美國將對這些國家徵收的關稅稅率，甚至包括靠近南極洲的澳大利亞領地的赫德島和麥克唐納群島，只有企鵝居住也被列入徵稅名單之中——該關稅政策正在顛覆80年以來的世界經濟秩序，也許會帶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國際貿易秩序的最大變動。

全球秩序重塑的契機

很明顯，美國正在拋棄它創建的貿易體系，它對各國徵收「對等關稅」的做法已完全違背了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如果其他國家採取與美國相同的做法，只按自己喜歡的條件進行貿易，所有國家都會面對麻煩，只是未來會陷入如此簡單粗暴的報復迴圈嗎？在特朗普總統自稱的「解放日」，他宣佈對美國的貿易夥伴全面徵收關稅，這讓人想起另一個西方發達經濟體在自己周圍築起高牆的時刻。就像英國近九年前那場決定退出歐盟的重大公投——「脫歐」一樣，特朗普的關稅對既有秩序造成了沉重打擊。

美國退出全球經濟與英國退出歐洲範圍內的貿易集團並無二致，而且在英國的脫歐派看來，這也是一種類似的解放之舉。鑒於美國經濟的體量更大，以及它在全球商業的核心地位，特朗普此舉的衝擊正帶來更廣泛的反響。然而，與英國脫歐一樣，其最終影響尚不確定：特朗普有可能因市場暴跌而受挫，或因達成一次性協議而態度軟化，從而改變自己的立場。畢竟，自由貿易的崛起可能是不可逆轉的，它帶來的好處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即使沒有了核心參與者，世界其他地方也會找到保持這一體系運轉的方法，比如通過借道、轉口貿易。

樂觀得看，英國脫歐後，歐盟並沒有解體。如今，倫敦的政治話題是英國如何拉近與歐洲鄰國的關係。不過，這種可能性也是在經歷了數年動盪之後才出現的。經濟學家預計，特朗普戲劇性的退出會給全球貿易體系帶來類似的混亂。這不會是自由貿易的終結，但確實標誌著世界似乎曾經追求的那種不受限制的自由貿易正在收縮。自由貿易確實帶來了許多好處，只是當它不受限制時也必然產生一些負面影響，比如通過外包造成工作崗位流失，比如鼓勵盜竊知識產權，還有發展中國家政府少有法律來規範和確保安全和公平的工作條件，等等。

有觀點稱，特朗普的關稅並非一種談判策略，而是一項深思熟慮的計劃，旨在摧毀美國自己建立的自由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美國經濟孤立主義進一步加劇的趨勢已經明朗，隨之而來的全球貿易衝突令人擔憂。不過這也可能為全球經濟秩序重塑創造了一個意外的機遇：長期來看，全球化雖不會完全逆轉，但既有可能會進入「有限全球化」的新階段，規則與產業鏈的「區域模組」將成為主流。很明顯，全球化下的國際分工嚴重阻礙了美國重振製造業，此時特朗普採取強硬的貿易保護則成為了必然選擇。而美國新關稅也會產生更加長期的影響，由於美國未來市場准入的不確定性，外國賣家可能同樣會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另尋出路。

在憂慮和憤怒中尋求對策

特朗普將對所有進入美國的進口產品加徵「基準關稅」，稅率定為10%，於4月5日生效。這與他去年競選時提出的方案一致。被徵收基準關稅的國家很少，而澳大利亞位列其中，不過這也意味著會給金額或超過230億澳元的澳洲出口產品造成影響。總理阿爾巴尼斯稱美國宣佈對澳大利亞商品徵收10%的關稅是一個「糟糕的決定」，「不是朋友所為」，不過亦表示澳大利亞不會以對等徵稅來回應，也不會在現階段通過世界貿易組織採取行動，並發誓澳大利亞不會加入導致價格上漲和增長放緩的競相壓價。阿爾巴尼斯同時宣佈了一系列措施以為回應，包括對受影響行業的5,000萬澳元扶助措施，以應對美國新一輪關稅所造成的影響。總理阿爾巴尼斯表示不會以報復性關稅作為回應。

反對黨領袖達頓對阿爾巴尼斯提出的反傾銷法案表示支持，但對總理在關稅問題上的回應提出了批評，表示澳洲被徵收的關稅水準最低，而其他國家受到的衝擊更大，這並不是什麼勝利；指出澳大利亞需要立即與美方談判，達成更好的協議，以減少對澳洲人、對我們的產業和出口能力的影響。達頓擔心，雖然澳洲沒有被徵收更高的關稅，但加稅會導致就業機會的流失，並會給澳洲帶來經濟損害。此外，一個關鍵的談判籌碼應該是國防製造業，比如對該行業的關鍵礦產貿易，畢竟打開世界地圖並看看這些礦藏的所在地時，美國人的選擇確實非常少。

關稅如同如何一種稅，會推高商品和服務的成本，在貿易戰期間這種成本上升可能更加顯著。最終，這些成本將由消費者、工人和農民承擔。貿易戰中沒有贏家，所有人都是輸家，世界經濟也同樣受損。美國關稅的負面影響將首先波及中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等主要貿易夥伴，然後通過二次效應波及澳大利亞等國家。如果美中貿易戰削弱了中國經濟，中國可能會減少從澳大利亞的進口，從而進一步加劇經濟干擾。

不過, 澳大利亞的經濟結構, 以輸出原材料及服務為主。面對全球經濟發展受挫, 澳洲的出路自然是要拓展更多的巿場。澳洲的多元文化特質讓她可以更有能力與全球任何一個國家建立經濟合作空間, 因此是時候澳大利亞政府要協助更多移民扮演著建立經濟橋樑者的角色。要是把握這一契機, 也可以是澳洲社會發展的動力。澳洲輸出的服務, 如教育及旅遊, 在短時間內可能會萎縮, 特別在這次大選中, 工黨及自由黨都提出削減留學生及移民人數。而過去, 澳洲只著重發展中國及印度這兩個人口大國的巿場, 因此現在是時候,我們政府要更全面向全球推展澳洲的服務出口吧。

澳大利亞前國庫部秘書長馬丁·帕金森認為，特朗普的政策無異於美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此一來，美國的首要地位或美國的霸權，將無法生存。現在已經不是探討什麼自由國際秩序受到壓力的時刻了，而是全球貿易體系已然崩潰了：一旦這一切被摧毀，它就結束了，所有幾十年來將其建立起來的努力再也無法複製。美國進口稅率已升至一個多世紀以來最高水準，有些國家威脅進行報復，另一些公開要求談判，還有的通過秘密管道尋求讓步。面對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澳大利亞必須在其中找到方向前行。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