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戰爭陷入困境 各國何去何從

據多家媒體統計，衝突爆發後，美以聯軍已攻擊伊朗數千個軍事與基礎設施目標，而伊朗亦向區域內多個國家發射多輪導彈與無人機進行回擊。

這場衝突在短時間內迅速升級，並波及更廣泛的地區, 不過從媒體報導及雙方軍事設施受破壞程度, 伊朗明顯地在美以強大軍事力量包括空軍及導彈攻擊下, 大部份軍事裝備都已被摧毀, 不過, 由於美國沒有地面部隊參與直接攻擊, 伊朗政治局勢發展仍然充滿不確定性。能源供應鏈、地區安全格局與大國競爭同時交織，使這場戰爭的影響遠遠超出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三方之間的衝突。

在戰事持續擴大的背景下，一個核心問題逐漸浮現：這場戰爭究竟將如何收場？

為何衝突爆發？

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並非特朗普總統一時衝動，而是長期矛盾累積的結果。其背景主要來自三條相互交織的主線：伊朗核問題、中東代理人衝突，以及圍繞區域權力格局的長期戰略競逐。

多年來，以色列始終將伊朗核計畫視為對國家安全的根本威脅。對於一個面積與人口遠小於伊朗、又長期處於敵對環境中的國家而言，一旦對手具備核武能力，意味著整個戰略平衡將徹底改變。因此，以色列對伊朗核問題始終採取極為強硬的立場，甚至多次暗示不排除透過軍事手段阻止伊朗發展核武。

美國則長期嘗試透過制裁、外交談判與情報行動限制伊朗的核計畫。然而十多年來的外交努力收效有限。核談判屢次陷入僵局的同時，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卻持續擴張。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民兵以及也門胡塞武裝等組織，在不同程度上都與德黑蘭保持密切聯繫。對以色列與美國而言，這些力量構成了一張遍布中東的「代理人網絡」，威脅到該地區的安全和掌管。

最終的導火線是2月26日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三輪核談判破裂。對華盛頓與特拉維夫而言，。兩國逐漸認為透過談判去解決核問題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這場談判的失敗象徵著外交途徑幾乎走到盡頭。

在2月28日清晨，美國與以色列發動名為「史詩怒火 Operation Epic Fury」的大規模空襲，這場長期醞釀的衝突正式爆發。

然而，戰事展開後，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也逐漸浮現：這場戰爭究竟是否經過完整而清晰的戰略規畫？

華府戰略模糊

在衝突爆發初期，美國政府對外提出的理由一度相當混亂，也反映出華府內部對戰爭目標的界定並不一致。

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最初表示，美國出手主要是為了配合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並保護中東地區的美軍基地免於遭到報復攻擊。然而不久之後，特朗普在會見德國總理時卻表示，自己決定動武的原因更多出於直覺，因為他認為伊朗可能準備先發制人。

直到數日後，美國政府才逐漸將官方說法統一為「摧毀伊朗的核能力」。但即便如此，華府內部的訊號依然顯得矛盾。在衝突爆發的第一週，美國眾議院議長甚至公開表示：「我們並沒有在打仗，也不打算打仗。」

這些互相矛盾的說法，使外界不免懷疑，美國是否在缺乏完整戰略共識的情況下就踏入了一場高風險衝突。

當一場戰爭的政治目標尚未被清楚界定時，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也隨之浮現：這場戰爭究竟應該達到什麼目的，又將在何種情況下宣告結束？

伊朗內部困局

衝突爆發後，伊朗決策層內部出現分歧跡象。據報導，伊朗總統 裴澤斯基安曾就伊朗對波斯灣國家的空襲公開道歉，但在遭到國內強硬派批評後很快收回說法。同時，卡塔爾與阿聯酋等地出現空襲警報與防空攔截行動。這種前後矛盾的訊號，被不少觀察人士解讀為伊朗政府與軍事體系之間存在明顯分歧。

這與伊朗長期形成的軍事指揮結構密切相關。據多方報導，伊朗前最高領袖 哈梅內伊在生前已將部分作戰指揮權下放至各地軍區。部分地方指揮官甚至擁有自主選擇攻擊目標或發射導彈的權限。

這種去中心化結構本來是為了提高戰時生存能力，令中央領導層遭受打擊，軍事行動仍可繼續。然而，這種體系同樣帶來新的風險。當指揮權分散於多個層級時，地方指揮官在資訊不足或政治訊號不明確的情況下採取行動，可能導致誤判與衝突擴大，也造成政軍不一。

更重要的是，美國與以色列連日來對伊朗高層進行的「斬首式打擊」，正不斷加劇這種不確定性。多名革命衛隊高層接連被擊殺，甚至最高領袖在戰事初期的空襲中身亡。雖然伊朗軍事行動並未因此立即崩潰，但政治與軍事指揮體系之間的裂痕卻可能正在擴大。

伊朗的反擊

軍事實力上，美國與以色列在科技、情報能力以及先進武器系統方面無可置疑佔據壓倒性優勢。若伊朗試圖透過傳統軍事對抗在戰場上擊敗對手，幾乎沒有現實可能。德黑蘭顯然也清楚這一點，因此其軍事行動更多呈現為一種「不對稱回應」：並非追求戰場上的決定性勝利，而是透過多種方式提高對手持續作戰的成本。

例如，伊朗深知自身的地理與軍事侷限，美國本土遠在千里之外，難以直接觸及，但遍布中東的美軍基地——尤其是位於阿拉伯國家的設施——卻處於伊朗導彈與無人機的射程之內。因此對卡塔爾、阿聯酋、科威特、阿曼以及伊拉克等地的攻擊，不僅具有軍事層面的意義，也帶有明確的政治訊號。

除了軍事打擊外，伊朗另一項重要籌碼是霍爾木茲海峽。這條狹窄水道是全球最關鍵的能源運輸通道之一，約五分之一的全球海運石油需經此運往世界各地。一旦航運受到干擾，全球能源市場便會迅速出現震盪。對伊朗而言，其實並不需要完全封鎖海峽——只要形成足夠可信的威脅或零星干擾，就足以推高油價並加劇市場不安，從而迫使國際社會關注衝突並尋求降溫。

然而，這種以升高風險來換取政治壓力的策略同樣伴隨巨大代價。德黑蘭或許希望海灣國家在能源與安全壓力下向華盛頓施壓，但若攻擊持續擴大，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這些國家不但不會靠向伊朗，反而可能因安全威脅而更加依賴美國與以色列的軍事保護。長遠來看，這種局面可能進一步削弱伊朗在區域外交中的迴旋空間，使其在中東政治格局中愈發孤立。

中東地區連鎖反應

中東衝突向來具有強烈的外溢效應。一旦戰事持續升級，周邊國家與非國家武裝力量很容易被捲入，使原本的雙邊衝突逐漸演變為區域性危機。波斯灣地區同時聚集了大量能源運輸航道與軍事基地，使整個地區在戰時格外敏感。

目前衝突已開始波及多個與伊朗關係複雜的國家。伊朗曾向卡塔爾、阿聯酋及阿曼方向發射導彈與無人機。這些國家與伊朗之間既存在合作關係，也維持微妙的政治距離：卡塔爾與伊朗共享全球最大的海上天然氣田之一；阿聯酋長期是伊朗重要的貿易通道；而阿曼則在過去多次美伊談判中扮演關鍵調解角色。

正因如此，這些國家原本傾向在美國與伊朗之間保持某種平衡。然而，一旦戰事持續升級，它們可能難以維持這種中立姿態。當能源安全與國家安全同時受到威脅時，海灣國家很可能被迫在安全保護與地緣政治壓力之間作出選擇。屆時，一場原本局限於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衝突，便可能逐漸演變為更廣泛的區域對抗。

中國的兩難

儘管伊朗長期被視為「反西方陣營」的一員，但當戰爭真正爆發時，德黑蘭卻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支援。包括俄羅斯、中國與朝鮮等國在內的夥伴國家，大多只停留在外交聲明層面，並未採取直接軍事行動。

在與伊朗保持關係的國家之中，中國的態度尤其引人關注。

北京長期是伊朗最大的石油買家之一。在西方制裁之下，中國往往能以較低價格購買伊朗石油，這使兩國形成一定程度的經濟依賴。而且中國能源結構高度依賴中東地區。整體而言，中國過半石油與大量天然氣都來自該地區。伊朗與委內瑞拉石油分別占中國進口量約13%與4%。一旦戰爭導致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阻，中國能源安全將直接受到衝擊。

但同一時間，特朗普在這種情況下訪華，公開批評美國的軍事行動恐怕會有影響。而且北京今年趨向以更緩和、積極的態度處理中美關係。因此，北京即使在外交上對伊朗表示同情，但在實際政策上卻不得不保持克制，避免直接批評美以，更不用說提供實際援助。

盟友缺席

這種情況反映出一個現實：伊朗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更多是一種基於利益與地緣政治的合作，而非真正的軍事同盟。許多國家與伊朗保持關係，主要是出於能源、地緣政治或制衡西方的需要，但當衝突升級到可能與美國和以色列直接對抗時，願意承擔風險的國家卻寥寥無幾。

又例如俄羅斯。莫斯科公開譴責美國與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並呼籲透過外交途徑解決衝突，但並未顯示出任何直接軍事介入的意願。對俄羅斯而言，在中東與美國或以色列發生直接衝突的成本極高，而能夠帶來的戰略收益卻相當有限。

其他與伊朗關係密切的國家亦採取類似態度。朝鮮雖然在政治上強烈譴責美以行動，但並未提供任何實質軍事支持；而拉丁美洲的盟友則自身局勢動盪，難以在地緣政治上提供有效援助。

整體而言，這些國家的回應大多停留在外交層面，顯示出伊朗在真正的安全同盟上其實相當孤立。而這種克制並非偶然，而是一種冷靜的戰略計算。對這些「反西方陣營」盟友而言，直接介入伊朗與美國—以色列的戰爭，不僅風險巨大，也可能引發難以控制的全球衝突，其代價遠遠超過潛在收益。

在這樣的格局下，伊朗雖然擁有不少外交伙伴，但當戰爭真正爆發時，卻幾乎只能獨自承受軍事與政治壓力。

美以的戰略算盤

隨著戰事持續升級，外界最關心的問題逐漸集中在兩點：美國是否會進一步派出地面部隊？伊朗政權是否可能因此倒台？

目前跡象顯示，美國與以色列的策略更像是一場高強度的「壓力戰」，而非立即推翻政權的全面入侵。

在能源戰線上，伊朗試圖以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作為籌碼，但美國已表示將為油輪提供護航並為原油運輸提供保險安排，以減少能源供應風險。換言之，華府試圖削弱伊朗最重要的經濟武器。

在政治層面，特朗普多次公開表示，希望伊朗內部出現政權變化，而不是由外部力量直接推翻政府。他甚至呼籲伊朗民眾在戰後「接管自己的政府」，並形容這可能是「幾代人唯一的機會」。

不過，這樣的戰略同樣代價高昂。廉價無人機可以迫使對手不斷發射昂貴的攔截導彈，一旦防空體系的彈藥庫存被大量消耗，真正的打擊力量才可能登場。據華府智庫 CSIS 估算，美軍在目前戰事中的每日軍事成本接近9億美元。以昂貴導彈攔截低成本無人機，在短期內或許有效，但長期而言難以持續。

伊朗政權能否被擊垮？

從歷史經驗來看，單靠空中打擊推翻一個武裝完善的政權，幾乎沒有成功先例。

2003年，美國出動大規模地面部隊入侵伊拉克，才推翻 Saddam Hussein 政權；2011年利比亞領導人 Muammar Gaddafi 的倒台，也是在北約空襲與反政府武裝地面攻勢共同作用下才發生。

因此，目前華府似乎更希望伊朗內部自行完成政權變化。但這一設想同樣存在巨大不確定性。不過從開戰時, 美以兩國成功實施的精準集體斬殺伊朗領袖, 開啟了戰爭史上首次以針對政府領袖群體及破壞軍事設施為主體的戰爭, 這種戰爭方法能否帶來佔領以外的政治改變, 專家還未有定見。

不過, 對伊朗而言，這場戰爭的目標或許並不是「戰勝」對手，而是讓領袖們「存活」下來繼續管治。只要政權沒有完全崩潰，德黑蘭仍盼望可在未來重新恢復軍事與政治影響力。到底這是否一廂情願, 相信在不久就有端倪。

如果衝突最終沒有出現決定性的結果，中東局勢很可能重新回到另一種熟悉的格局：核問題、經濟制裁與地區影響力競逐交織在一起，美伊之間則轉向長期的代理人衝突、制裁對抗與網絡攻防，形成一種「不戰不和、邊談邊擾」的冷對抗局面。

回顧歷史，從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科索沃，美國多次在中東與周邊地區陷入漫長而複雜的戰爭。現實一再證明，開戰往往比收場容易得多。如果衝突持續延長，真正的考驗或許才剛剛開始——不僅對伊朗如此，對華盛頓而言同樣如此。但願受戰爭影響的人民能安好。

文 : 本刊編輯部

圖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