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州財政：盈餘的表象與債務的現實

官方數據顯示，州政府預計錄得約10.48億澳元盈餘，並強調本年度未有新增稅項，以減輕生活成本壓力。

從政治宣傳的角度來看，這套說法相當正面：疫情後財政回穩、公共服務維持、同時不加稅，對選民而言自然具有吸引力。然而，當這個「盈餘」被放入更宏觀的財政結構中審視時，便會發現背後其實隱藏著更複雜的債務現實和長遠財政風險。

盈餘從何而來

從整體財政結構來看，這次所謂的「盈餘」，其實並不是來自政府長期財政狀況的改善，而主要依賴兩類一次性或非持續性的收入。

第一，是來自聯邦政府的額外撥款。預算顯示，維州今年收到的聯邦資金比原先預期多出約40億澳元。在澳洲制度下，州政府本來就相當依賴聯邦轉移支付，特別是在醫療、教育和基建方面。這筆錢雖然合理，但本質上是「外來支撐」，並不是維州自身經濟表現帶來的成果。

第二，是來自一次性的資產或牌照收入，例如博彩相關收益。以彩票牌照為例，營運Keno及The Lott的公司向政府支付約11.5億澳元，以換取延長40年的經營權。簡單來說，這種做法是把未來幾十年本來會慢慢收取的收入，一次過提前拿出來使用。

從財政角度看，這類收入並沒有真正改善政府的長期財政能力，只是把未來的錢提前用在現在，讓帳面看起來較好。

因此，這個所謂的「盈餘」，與其說是財政變健康，不如說是一種時間上的調整——把未來收入提前計入，從而形成現在的盈餘表象。

真正核心：債務與未來財政壓力

政府的預算其實未有完整反映整體財政狀況。大型基建開支並沒有直接體現在帳面上，而是透過舉債推動，令財政數字看起來相對穩健，但實際上整體債務仍在不斷累積。

根據預算數據，政府預計未來四年仍需額外借貸約400億澳元，意味著債務不但未見頂，反而會在現有基礎上繼續擴大。預計到2029至2030年，淨債務將達約1993億澳元，而每年的利息支出為118億澳元，平均每日利息開支高達3200萬澳元。換句話說，即使政府不再增加任何新開支，每天仍需為過去的借貸支付龐大的成本。

從數據可以看到，2014年維州淨債務約為218億澳元，但到2029至2030年將接近2000億澳元，幾乎增加十倍；同期利息支出亦由約21億澳元上升至118億澳元，增幅超過五倍。

為應對壓力，政府相當程度上依賴未來稅收的持續增長，例如薪資稅預計到2029至2030年將增加約15%，土地稅收入亦會同步上升。

然而，這裡存在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政府透過舉債推動大型基建，帶動就業與經濟活動，從而增加薪資稅等收入來源，但這些「增長」本身其實是建立在借貸之上，並非純粹來自經濟結構的改善。因此，即使收入上升，仍然難以追上債務與利息所帶來的複利壓力。

換言之，財政壓力並沒有真正減輕，只是被延後到未來。至於如何實際償還這些債務，目前政府並未提出清晰方案。財長 Jaclyn Symes 亦未正面回應是否已有償還本金的計劃，只表示當前重點是「穩定」債務，而非立即減債。

維州政府如何走到高債務局面

要理解維多利亞州今天的高債務水平，必須回到前州長 Daniel Andrews 執政時期。當時正值低利率環境，借貸成本相對便宜，政府逐漸形成一種思路：將債務視為「投資工具」，只要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並能在長遠帶來經濟回報，那麼短期舉債就是合理甚至必要的選擇。

在這種邏輯下，政府加快推動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包括地鐵隧道（Metro Tunnel）、平交道拆除計劃（Level Crossing Removal Project）、東北連線（North East Link），以及後期提出的郊區鐵路環線（Suburban Rail Loop）。這些項目確實有助改善交通瓶頸、創造就業，並在短期內帶動經濟活動。但關鍵在於，相關開支並非由當期財政收入支付，而是主要依賴長期舉債，將成本轉移至未來。

問題在於，經濟環境並不會永遠停留在低利率時代。當利率開始回升，原本看似可控的借貸成本便迅速放大。疫情期間，這一模式更進一步承壓。面對長時間封鎖帶來的經濟衝擊，政府不得不擴大開支，以借貸方式支撐企業與就業，短期內穩住經濟，但同時也令債務急速膨脹，推高至全國較高水平。

此外，維州的財政結構本身亦存在限制。不同於西澳等資源型州份擁有穩定的礦產收益，維州主要依賴房地產相關稅收及薪資稅作為收入來源。這意味著，一旦樓市轉弱或經濟增長放緩，政府收入便容易受到影響，進一步削弱其承擔債務的能力。

從公共財政角度看，高債務未必本身就是問題，關鍵在於這些借來的錢是否真正轉化為長期回報，以及政府是否有清晰的償還路徑。問題不只是「欠多少」，而是「為何而借」以及「如何償還」。而在這一點上，維州目前仍缺乏一個具體而令人信服的答案。

紓困政策：轉移焦點的財政操作

面對不斷累積的債務壓力，政府並沒有直接處理財政結構上的核心問題，而是選擇把政策重心轉向民生層面，試圖從日常生活入手改善公眾觀感。例如推出免費和更便宜的公共交通、車牌費回贈，以及持續為學童提供視光服務等措施，這些政策更容易被市民實際感受到其影響，亦能在短期內紓緩生活成本壓力。同時，預算中預留約50億澳元的「儲備資金」，當中一部分預計用於與教師達成薪酬協議，某程度上也是為了降低在11月州選舉出現罷工等不穩定因素的風險。

與其說是單純回應民生需要，不如說是一種更具策略性的資源分配方式——在長期財政壓力尚未解決的情況下，優先推出能即時見效的措施，以便在選舉前穩住民意支持。

另一方面，政府強調「本年度沒有新增稅項」，這在表面上確實對選民具有吸引力。但若放回過去十多年的脈絡來看，情況就沒那麼簡單。自工黨於2014年上台以來，維州整體稅收水平已顯著上升。數據顯示，州及地方政府的人均稅收由約4066澳元增加至約6605澳元，升幅超過六成，使維州成為全澳稅負最高的地區。

過去數年，政府亦透過多項措施擴大稅基，包括上調大型企業薪資稅以支持心理健康服務、引入「暴利稅」（windfall gains tax）、針對企業加徵償還疫情債務的附加費，以及提高土地稅並擴展緊急服務徵費等。

因此，「沒有新增稅項」與其說是一項為市民減輕負擔的措施，不如說是政府其實已經沒有太多藉口或空間再進一步加重市民的負擔。

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做什麼

正如反對黨領袖 Jess Wilson 所批評，這份預算實際上顯示出約 77 億美元的現金赤字，同時債務、稅收以及利息支出都在持續上升。這種情況與工黨所強調的「盈餘」說法明顯不一致，也反映出預算本身缺乏清晰的解決方案來應對相關財政問題。

面對不斷擴大的債務規模，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首先應該做的不是包裝數字或轉移焦點，而是正面承認問題的存在，並清楚向公眾交代風險與代價。面對債務，如果政府對其來源、用途以及未來如何償還都缺乏清晰說法，問題就不再只是經濟層面，而是信任與治理能力的問題。

政府應該提出一套有時間表、有路徑的財政策略，例如：如何逐步控制債務增長、何時開始實質償還本金、以及如何在不過度依賴加稅的情況下改善收入結構。同時，也需要更透明地說明大型開支與借貸之間的關係，讓公眾理解哪些支出是真正具長遠回報的投資，哪些只是短期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