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圓桌會議：工黨的改革契機還僅是一時雄心？

會議圍繞提升國家生產力，並分三個主題進行：韌性、生產力，以及財政預算可持續性與稅制改革。

出席演講的嘉賓包括儲備銀行行長布洛克、生產力委員會主席伍德，以及智庫格拉頓研究所所長薩塔納帕利博士等。政府同時透露，已經收到來自專家、業界及公眾的 900 份建議書，作為會議的參考。

查默斯表示，這場圓桌會議的討論，將會成為「未來三份聯邦預算案，甚至更長遠政策的基礎」。會議聚焦的改革議題廣泛且具爭議，包括稅制重整、人工智慧監管鬆綁，以及推動「四日工作周」等。政府希望能提出「具體建議」，協助加速經濟增長、提高民眾生活水準，並逐步修復預算赤字。

這次的圓桌會議可謂是工黨一次突破性的會議，邀請了多個界別階層的人去討論，展現了新一屆政府改革的決心。

工黨與工會的歷史背景

澳洲工黨誕生於19世紀90年代，由工會創立，是全球少數允許工會直接隸屬的政黨之一。到了20世紀初，大多數工會——尤其是藍領工會——陸續加入工黨，使工會在黨內組織與決策機制中佔據關鍵地位。工黨的政策立場長期反映工會關注的議題，例如工資保障、職場安全、工時安排及集體談判權等。工會甚至能左右國會候選人的提名。隸屬工會透過黨內架構進行「低調而有效」的遊說，並與黨內菁英保持緊密合作，進一步影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工會在澳洲社會中具有獨特地位，是規模最大的公民代表機構，會員人數遠超過經常參加宗教儀式的人口。19世紀末，澳洲工人階級面臨惡劣的勞動環境，包括低工資、長工時及缺乏工傷保障。這些困境促使工人，特別是昆士蘭的剪羊毛工人，組織罷工與抗爭。這些運動直接催生了澳洲工會與工黨的成立，也奠定了兩者之間深厚的歷史淵源與制度性聯繫。

19世紀90年代是澳洲工會最為活躍的時期，各種工人運動風起雲湧，大型罷工與罷市屢見不鮮。其中一種常見方式是「連坐式罷工」：當某企業員工遭遇不公平待遇時，其他同業工人也會在自己工作場所同步罷工以示聲援。這種做法雖展現強大團結力，但也引發爭議，被外界視為激進。隨著時間推移，這種行為已被法律禁止。

儘管如此，工會至今仍是勞工維權的重要力量。調查顯示，約有20%的非工會成員表示若有機會願意加入工會；超過六成澳洲人認為工會對保障勞工權益至關重要，近一半人相信「若工人有更強大的工會力量，整體社會將會更好」。目前，工會透過企業協議與獎勵制度，集體代表了約60%的勞動力。

正因這種結構性結合，工會與工黨形成了一種「意識形態與人力資源」的雙重聯盟：工會能在政策方向上施加影響，而工黨則依靠工會提供的選舉資金與人力支持。歷史上，雙方的合作一向緊密，並呈現高度互惠的特徵。

成為不只是為工人的政黨

然而，隨著製造業逐漸式微，傳統藍領工會的力量也相對減弱。相反地，白領與專業人士的工會化比例快速上升。當今澳洲最大的工會已不再是礦工或製造業工會，而是 護士工會，而整個公共部門也成為工會會員的主要來源。不過，許多白領、專業及公共部門工會（例如護士、教師、學者與州政府公務員工會）並未隸屬於工黨。因此，如今典型的工會會員更可能是白領專業人士，且多屬「非隸屬工會」。

同時工黨在過去的聯邦大選取勝後，若要維持其作為「國家最大黨派」的角色，就必須超越僅僅是「工人政黨」的形象，納入更廣泛的階層與議題，成為「為澳洲人」的政府。

這次圓桌會議正是一個象徵。它不僅邀請工會，還囊括銀行、礦業、大學、退休基金等多元行業代表，甚至還有智庫與獨立議員參與。這反映出阿爾巴尼斯政府在第二任期內，正試圖推動一種跨界合作，展現「更可持續、更具包容性」的經濟治理願景。

澳洲的議會制度

除了改變形象外，工黨也需要透過此次圓桌會議納入更多不同社會上的持份者與討論，特別是其他政黨和資本家，以鞏固日後的管治，由於澳洲的議會制度。

澳洲國會由 眾議院與參議院組成，兩院在多數立法議題上享有同等權力。

眾議院，又稱下議院，共有 150 個議席，由各地選區直接選舉產生。每位眾議員必須在其選區獲得超過 50% 的選票才能當選。人口越多的州分配到的席位就越多。若某政黨在眾議院取得過半席次，即可組成政府，其領袖成為總理。比如在過去的大選中，工黨就成為了執政黨，其領袖阿爾巴尼斯就成為了總理。

因此，在議會決定政策時，就會導致人口大州總能做主導決定。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這個時候就需要參議院。

參議院又稱上議院，共有 76 個席位，每州固定 12 席，領地各 2 席。參議員任期最長 6 年，並透過「配額投票制」選出。由於各州無論人口多寡皆享有平等代表權，參議院在平衡大州與小州的利益上扮演關鍵角色。

參眾兩院也有互相制約的作用。眾議院的功能，主要是用以決定佔多數席位的黨派，佔多數就能入主政府。如果需要通過一份法律，則需由眾議院先行推動，並經過參議院的二次審查和辯論，才能決定是否通過，如果參議院駁回，則改該法律依舊無效。

因此，即便工黨在大選中大勝，若要確保更多法案順利通過，仍需爭取跨黨派、特別是參議院的更廣泛支持。

大選後的經濟壓力

在剛結束的聯邦大選中，經濟議題仍然是澳洲選民最關心的焦點之一。生活成本飆升、住房難題、減稅與就業機會，都是選民殷切期盼工黨政府解決的問題。

造成這些經濟壓力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澳洲人的工資增幅遠遠落後於物價上漲。尤其在疫情期間，實質工資曾出現下降，物價漲幅遠超工資成長。雖然到2024年，實質工資終於開始回升，但過去的跌幅過於陡峭，使復甦過程依然充滿不確定性。

這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也值得注意。1960年代，製造業與藍領部門佔據就業主體，工會力量強大，有助於推動薪資增長。然而，隨著製造業比重降至不足7%，藍領工作逐漸被自動化與外包取代。新興產業如教育與醫療雖一度帶動薪資提升，但自2012年以來受限於薪資上限政策，增幅受到壓制。

在這種情況下，民眾收入停滯，需要依賴更多政府補貼，導致公共支出增加；同時，稅收成長有限，財政壓力加劇。

所有跡象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澳洲如何才能創造更多財富？單靠外匯和稅收已難以應對當前的經濟挑戰。政府若要真正改善民生、提升國家競爭力，就必須審視並提升國家生產力，從根本上增加經濟產出和收入，才能有效化解這一輪經濟困境。

生產力的關鍵性

在圓桌會議前夕，澳洲儲備銀行（RBA）宣布降息，並同時將本國的 生產力增長率預測 從 1% 下調至 0.7%。央行警告，若勞動生產力持續走低，將對企業盈利、家庭收入與整體需求造成深遠影響。

RBA 行長布洛克指出，生產力增長放緩不僅壓抑工資成長，還可能削弱澳洲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她將在會議第二天發表演講，深入說明澳洲正面臨的挑戰。

查默斯也承認：「生產力是我們經濟中最嚴峻的挑戰。」

在經濟學中，生產力意指「在一定時間內，利用特定資源，如人力、資本、技術，所產出的效率」。簡單說，就是投入與產出的比率。因此，生產力增長不僅是經濟學上的指標，更是提升生活水準、維持國家競爭力的根本條件。

根據生產力委員會的數據，澳洲人在 1960 年代平均每週工作時數比現在多出 5 小時，而這一減少，正是因為生產力提升讓人們有更多休閒時間。若增長停滯，未來情況將反向發展。該委員會預估，若生產力持續疲軟，到 2035 年，全職工作者的年收入將比本可達到的水平少 1.4 萬澳元。

布洛克直言：「實際工資增長緩慢，正是因為生產力未能提升。如果我們能提高生產力，實際工資也將隨之改善，最終惠及所有澳洲人。」

可見，比起特定的措施政策，阿爾巴尼斯希望能提高國家生產力，解決當前國家經濟的根本性問題。

改革的決心與疑慮

然而，外界對這次會議是否真有決心推動改革仍抱懷疑態度。ABC 報導的一份財政部外洩文件指出，部分政策方向或已事先內定，使會議淪為形式化過程。反對黨議員奧布萊恩更批評，會議恐怕只是一場「為工黨政策背書的空談」，只會服務「特權階層」。

阿爾巴尼斯則回應，好的政策必須透過公開討論與制度化程序產生，並非預設結果。查默斯的發言人也強調，政府不是要「阻擋」各種新構想，而是「隨時準備好接受」。

不過，財長已經明確表示，工會推動的「四日工作周」並不在考慮範圍內；財政部長加拉格爾則釋出較開放訊號，表示支持彈性上班與遠距工作，以兼顧工作與生活。

同時，稅改仍是最具爭議的議題之一。雖然查默斯強調「若無深入的稅收改革，就難以在生產力與預算可持續性上取得突破」，但阿爾巴尼斯則一再強調政府僅會執行大選時承諾的稅制政策，避免背離民意。這讓外界懷疑，即便政府聲稱「準備好進行重大改革」，最終是否只會把改革推遲到 2028 年選舉承諾。

知名經濟學家 Richard Holden 便直言，問題在於「圓桌會議是否真能成為大膽思考的契機？還是又一次形式化的政治秀，三天過去只剩新聞稿，一切照舊？」

文 : 王天恩

圖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