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劍指哈佛 高等院校前途未卜

雖然美國國土安全部的這一決定已被法官暫時叫停，但根據提交給美國聯邦法院的一份通知，特朗普政府要求哈佛大學在30天內提交證據，說明為何校方不應終止招收國際學生：特朗普正對這所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施加前所未有的壓力。

大學是甚麼?

西方社會大學制度自1088年於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開始,起初是一群研究法律學者及學生組成強調自治、學術自由及獨立於宗教及王權管轄。這樣的組織, 迅速在各大城巿開展。英國牛津一群學者在1096年仿效在1167年正式成立大學,而在巴黎大學於1150年成立, 是研究神學與哲學為中心。與牛津大學齊名的劍橋大學,由於1209年巿政府與牛津大學的衝突, 令到一群學者帶領學生離開牛津另建新的大學而成。這些大學成為專門研究學問的組織,受到各國政府的尊重。

中國在春秋時代沒有能管轄一切的皇權, 因此百家爭嗚,不同學者各有跟隨學習的學生。不過秦始皇統一中國, 就開始了把研究知識國有化,控制知識的傳播。在漢朝開始,設立考試制度,選出全國有基本文化知識的, 集中在國家設立的太學, 培訓成為管理國家的官員。太學與大學剛好相反,並不鼓勵學術自由,而是要求學習目標為輔助皇帝作極權管治。

今天西方社會多認為大學是為國家培養人材及並要求畢業生為社會提供各種技能服務,因此與最初成立大學的目的, 已相距甚遠。

正因如此, 今天哈佛大學與特朗普的衝突, 根源正在於特朗普要求大學為管治者服務, 而哈佛大學要力保成立時的傳統所致。

非一日之寒

現時的衝突,得從今年年初說起。特朗普政府那時候剛上臺沒多久，就開始對美國的高校下手，尤其是像哈佛這種「精英學校」。他們覺得這些大學太「左」了，整天搞什麼「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還被指控「反猶太主義」。政府先是對60多所大學啟動審查，暫停了一部分聯邦撥款。到4月份，特朗普政府直接點名哈佛，要求學校整改：關掉DEI專案，打擊所謂的「反猶太」行為，還要交出過去幾年國際學生的各種記錄，希望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外國學生，並取消了哈佛大學與聯邦政府的合同，還削減了數十億美元的撥款，挑戰哈佛大學的免稅地位。而哈佛大學也很有「骨氣」，成為第一所直接拒絕遵守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政府要求的美國大學，這標誌著聯邦政府與美國最富有、最負盛名的大學之間發生了罕見的對抗。

哈佛大學於389年前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市成立，是新大陸上的第一所大學。自成立以來，它已成為一座重要的科學燈塔，成為學者、發現者和統治者的驕傲之源。過去幾十年來，大多數世界大學排名都將其排在首位。其傑出畢業生包括原子彈發明者羅伯特·奧本海默、Facebook創始人馬克·札克伯格、美國前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約翰·甘迺迪和巴拉克·奧巴馬，以及眾多世界領導人和國際組織和公司的負責人。根據哈佛大學的數據，截至2023年秋季學期，國際學生佔該校學生總數的27%以上。目前，哈佛大學招收了近6800名國際學生和學者，他們來自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大多數在攻讀研究生課程。日前針對哈佛的行動對美國約一百萬名國際學生產生重大影響，也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對高等教育機構日益加劇的打壓，特別是那些校園內爆發大規模支援巴勒斯坦示威活動的學校。

從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初就處處揮舞總統權力大棒，以名目繁多的行政令和公然與法院對抗的方式，重塑美國政治，就不難看出，以特朗普的野心和性情，他是很想當「獨裁者」的，他對世界上大權在握、說一不二的政治強人非常羡慕，可惜美國的「民主制度」、「三權分立」、「歷史傳統」給他的野心實現創造了不小的障礙。日前，法官已「無限期」叫停政府禁令，哈佛大學暫時贏回一局，只是未來這位不走尋常路的總統，一定不會「善罷甘休」。

文化戰爭的開啟

國際學生平均佔美國大學總人數不到6%。相比之下，作為國際學生第二大目的地的英國，這一比例為25%。而為何美國聯邦政府卻如此的大動干戈，除了新任美國總統的個人性格因素外，不可以忽視的是，近年來高等院校已經逐漸遠離曾經在民眾心目中的「象牙塔」形象。隨著近些年來大學商業化趨勢的增強，學校逐漸轉向以「社會影響力」「公關形象」「社會責任」為導向的治理邏輯。在這種模式下，大學更容易迎合媒體輿論與政治氣候，犧牲學術自治去維繫公眾形象。例如，哈佛大學在反猶主義指控初期的沉默與遲疑，正是出於對多方利益權衡的顧慮。哈佛大學的校徽和校訓，本昭示著該校以求是崇真為辦學宗旨；只是在日漸多元、甚至逐步割裂的社會大氣候下，卻忘記了自己成立的初衷。可喜的是，在日前的這場爭議中，哈佛大學還是守住了底線。

這場博弈背後，特朗普指控哈佛與中國關係過密，淪為國安破口；哈佛則反擊這是政治報復，意在扼殺學術獨立。可見，這場爭議從一開始就不只是哈佛與特朗普的對決，更暴露了美國學術自由與國家安全的緊張平衡。背後更大的目的，或許是特朗普對自由派大學發動的文化戰爭，哈佛只是他殺雞儆猴的第一步。頂尖高校中，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首當其衝，成了靶心。「常春藤盟校」的8所學校中，已有6所被暫停或取消部分聯邦撥款，全國更有60所高校正在被政府以「反猶調查」為由進行審查，政府試圖改革其認證程式，並重塑其運作方式。可是，國際化正是美國大學的命脈，此時卻讓它在地緣博弈中無處藏身。反觀澳洲，靠與印度、日本的多元合作，避開單一國家的影響，或許是條出路。但美國頂尖高校能否借鑒，還得看其有多大魄力。

特朗普提出的不僅僅是一紙教育行政令，而是一場赤裸裸的文化戰爭。它既是共和黨與民主黨政治鬥爭的延續，也是特朗普與整個「自由派精英體系」之間的正面對撞：在特朗普的政治敘事裏，民主黨早已不是一個普通的政黨，而是美國「舊秩序」的象徵。他們主導媒體、控制大學、掌握文化話語權，是自由派精英的堡壘。而想讓「美國再次偉大」，首先就得推翻這個體系，打破它的基礎——大學，就是這個體系最穩固、最深層的根基。

高校的未來不明朗

談論高等教育的傳統角色是非常複雜的，因為高等教育的傳統可以回溯達千年之久。然而不容置疑的是，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學在社會中扮演了多重的傳統角色，具備多樣的功能。同樣不容置疑的是，所有大學都處於變化過程之中。尤其是在過去30年間，全球化進程深刻地影響了高校，全球、國家和社會的轉型不斷重塑著大學的傳統角色和功能。當下，關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教育產生的影響有很多爭論，這些影響包括知識生產商品化、消費主義和全球性私有化趨勢。在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我們不能忽視這些爭論。

特朗普政府已對包括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在內的常春藤盟校發起攻擊，削減了數十億美元的科研預算。澳大利亞的研究專案也受到波及，尤其是那些被認為過於強調多元、公平、包容或氣候科學的專案。「八校聯盟」（Group of Eight）首席執行官維姬·湯姆森表示，根據初步估算，澳大利亞目前已損失三至四億澳元的資助。高校已經充分意識到，研究資金的現實可能變得更加嚴峻。畢竟美國政府的一個舉動，對於重大研究多為跨國跨高校的背景下，會掀起「蝴蝶效應」。這無疑為澳洲高校敲響警鐘——澳洲有關方面正在呼籲拓寬資金來源，減少對國際學生學費的依賴。目前，國際學生的學費支付了澳大利亞高校大部分的研究基礎設施——包括樓宇、電力、科研設備以及一整套支持科學研究的管理成本，而這些研究往往只得到了政府的部分資助。

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近些年來，英美澳等發達國家的大學學費連年上漲，學生貸款負擔持續加重，學生和納稅人對高校系統投入巨大，而校長卻拿著過高的薪酬。這種脫節引發社會輿論的密切關注。以澳洲NDIS部長比爾·肖頓為例，去年結束了十七年的政壇生涯，搖身一變在今年履新——成為坎培拉大學的下一任校長，年薪翻倍，引發廣泛熱議；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其本人並沒有管理高校的經驗。自20世紀80年代末澳洲政府取消對大學校長薪資的監管以來，該領域的薪酬體系逐漸失控，如今的薪資水準已遠超合理範圍。高校校長的職責本質上是管理公共教育資源，但他們既不接受企業CEO那樣的市場競爭檢驗，也無需面對同等嚴格的績效問責。大學不是上市公司，校長也不是企業高管。當「學術殿堂」變成「高薪俱樂部」，損害的不僅是公眾信任，更是澳洲高等教育的未來。高等教育領域的結構性矛盾，已然浮出水面。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