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反猶襲擊下的希望

目前經歷過雪梨的邦迪海灘（Bondi Beach）光明節（Hanukkah）、導致多人死亡的槍擊案，澳洲人為逝者哀悼和譴責槍手是正常反應。不過，此次慘劇發生亦不能忽略澳洲政府的一大盲點 — 長期對接近兩年來日益嚴重的反猶太主義視而不見，導致是次血案。

兩年被忽略的警號

從2023至2025年期間，反猶太主義正逐步增加，從當初的抗議到縱火案在今次槍擊案發生前都有跡可尋。

最早的是2023年10月9日雪梨歌劇院前的反猶太人抗議。當時示威開始時約有 500 人在市政廳集合，然後遊行接近歌劇院，警方估計約有 1,000 人左右在場。抗議事後引起社會不滿，因為當中涉及不少仇恨口號，例如「操你⋯⋯猶太人」、「猶太人在哪裡？」。然而，警方及政府都選擇漠視，輕看了這條導火線。

隨後，2024年的仇恨犯罪繼續升級。2024年10月20日凌晨左右，雪梨東部的邦迪Curlewis Street的Lewis’ Continental Kitchen被放火焚燒，住在上方的大樓居民被疏散，顯示邦迪並非第一次受到反猶太主義影響。此餐廳是一家提供kosher （符合猶太教規）、經營已久的家族業務，遭遇當然衝擊了當地猶太社群。同年12月亦發生了墨爾本Adass Israel 猶太會堂被放火、導致會堂嚴重損害並有信徒受傷。警方雖然拘捕了縱火案的嫌疑人，並將兩宗案件定性為恐襲，但政府依然漠視嚴重性，總理仍只是口頭表示不接受任何種族仇恨而不了了之。

結果之後在2025年發生的仇視猶太人事件，包括2月Bankstown 兩名護士對以色列患者使用暴力言論並拒絕治療，以及之後11月新州約 60 名極右派團體成員的白澳新納粹遊行，政府都是口頭譴責、輕輕帶過算數。最後無可避免地，12月邦迪海灘的災難在仇猶情緒高漲的情況下造成 15 人喪生、數十人受傷，成為了澳洲史上對猶太社群最致命的襲擊。

致命的起源

其實這一連串的仇恨災難性事件並非無中生有，而是一個充滿特定因素的計時炸彈。

最明顯的原因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長期鬥爭被「道德簡化」。當然，以色列政府攻打巴勒斯坦國造成嚴重死傷，實在十分過分。但重點來了：以色列是一個國家，以色列政府是一個可被批評的政治實體，而猶太人是一個跨國、跨立場、跨政治光譜的族群。事實上，全世界大多數猶太人不是以色列公民、沒投票選內塔尼亞胡，而且對加沙戰爭立場分裂、甚至強烈反對以方對巴方的武力取向。

很多人 — 包括部分政治人物、學界、社運圈 — 卻把世界切成「被壓迫者 = 絕對正義」及「被視為強者的一方 = 原罪」的黑白雙面譜系。於是社會便出現了「猶太人 ≈ 以色列政府 ≈ 壓迫者」的危險邏輯； 在某些大學、左翼社運圈「反猶太」被重新包裝成「反殖民」，而不少猶太學生被要求「先表態反以色列，才有資格被保護」。結果不少非以色列居住的猶太人被視為統一的政治立場而非族群，也導致他們對可能會受到種族仇恨、有生命危險的恐懼被說成「矯情」或「轉移焦點」，不敢為自身安全發聲。

更糟是阿爾巴尼斯政府為了維持社會和諧假象，而被政治恐懼裹足不前。為了滿足代表選票和社會穩定穆斯林社群和反戰、反以色列情緒強烈的進步派選民，阿爾巴尼斯及黨員選擇犧牲人數少、但安全風險高的猶太人，講一堆「呼籲冷靜」和「雙方都要尊重」的空話。

問題是「覺得巴勒斯坦人和穆斯林有權憤怒，所以大家都應該被尊重」和「這些攻擊是反猶太主義，不能被任何政治理由合理化」是天遙地北的道理。無論我們來自任何文化背景，真正的自由是不用任何藉口合理化對他人的種族侮罵及襲擊。然而目前的官僚口吻來來去去都不外乎是：「我反對一切形式的仇恨」、「我理解社群的痛苦與憤怒」或「我們支持和平、尊重、對話」，而非直接表達「這些攻擊是反猶太主義，不能被任何政治理由合理化」。換言之，這令激進分子有機可乘、利用不同理由施行襲擊，也令無辜者得不到保護及身受其害。

由此至終，悲劇源點不是因為政府「支持反猶太」，而是因為政治一路縱容潛在仇恨、制度惰性、文化盲點，加上對「巴勒斯坦/穆斯林憤怒」的錯誤浪漫化，直到悲劇爆炸式發生。

可惜的是總理及整個政府事到如今仍未承擔責任 — 也就是說同時承認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和零容忍針對猶太人的暴力與恐嚇，阿爾巴尼斯顧此失彼到無地自容。因為在實際政治效果上，他從來沒正面拆解、反而放任了這種謬誤：「猶太人現在被攻擊，是因為以色列做錯事。」。但這邏輯如果成立，那是否等於在說：「俄羅斯開戰等同澳洲俄裔活該被打」或「中國侵權，所以海外華人可以被威脅？」聽聽就知道有多荒謬？

反猶意味着甚麼

有人可能會認為反猶太主義只會影響到猶太人，不會牽涉到其他少數族裔。但是這種「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想法實在大錯特錯 — 因為反猶從來不只是對某一個族群的敵意，而是一個社會是否開始接受仇恨本身的警號。

仇恨一旦被容忍，就代表試水溫奏效。當一個社會開始容忍對猶太人的仇恨，意味著它已經默許：某些人可以因為身分、信仰或血統而被合理化地攻擊、羞辱，甚至被剝奪基本尊嚴。這時候，界線就已經被推倒了。

下一個目標永遠不會只有猶太人。今天是猶太人被描繪成「有問題的一群」、被指責「太敏感」、「自找麻煩」；明天同樣的語言就可以用在穆斯林身上；後天，矛頭就會轉向亞裔、非洲裔、原住民、LGBTQ+。仇恨從不需要新的理由，它只需要一個被社會默許的先例。

正所謂仇恨是傳染病，它會不斷變異、擴散。當它被允許「有例外」，當人們開始計算「哪些少數族裔值得同情、哪些可以被犧牲」，整個社會其實已經在學習如何忽視他人的人性。而這套學會忽視的能力，遲早會用在更多無辜人身上。

希望在那裏？

既然最近兩年的反猶襲擊都實在令人絕望和害怕，希望存在嗎？當然是。只是它不在政治口號裏，也不在空泛的聲明中，而是在那些拒絕讓仇恨變成常態的人身上。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阿拉伯敘利亞裔的Ahmed Al-Ahmed。他身為穆斯林，卻在邦迪海灘槍擊期間願意挺身而出阻止槍手、保護無辜的猶太人。雖然過程中他身中數槍、重傷住院，但他成功奪下槍手武器，阻止更多無辜者被殺，全球媒體稱讚他的勇氣是拯救生命的行為。他的行動本身就戳破了一個被反覆煽動的謊言：這不是「猶太人對穆斯林」的問題，而是人對暴力、對仇恨的立場選擇。

在邦迪海灘槍擊案之後，不少來自雪梨與墨爾本的民眾舉行了跨信仰的守夜與悼念活動。不僅有猶太社群參加，也有來自穆斯林、基督徒及其他社群的代表一同出席，並一起照亮燭台、致詞祈福。代表人如澳大利亞全國伊瑪目協會的Bilal Rauf就公開表達了哀悼與支持，並擁抱猶太社群領袖，以象徵性的跨文化團結動作回應仇恨。數千名民眾也在其他地點舉行悼念活動，用沉默、燭光與花束抗拒恐懼與仇恨。

同時，跨信仰支持也在其他事件中出現。去年墨爾本猶太會堂遭縱火後，來自穆斯林、印度教、基督教與巴哈伊等不同宗教背景的領袖一同到場聲援猶太社群，舉行守夜與祈禱，並公開呼籲尊重與憐憫所有族群，彰顯社會多元價值。這種跨宗教的集體行動，不僅安撫了受害者與社群的恐懼，也向社會傳遞一個強烈訊息：仇恨行為不會被孤立容忍，每一次聲援都是對反猶太仇恨的實際制衡。

雖然有些好人好事較少出現在主流媒體，但在網路社群中流傳的目擊和視頻顯示一位重傷但仍保護一名3歲猶太小女孩的準母親Jessica（Jess）在槍聲中用自己的身體將孩子覆蓋，擋住來自現場的危險，直到救援人員到來。孩子的父母後來稱她救了自己孩子的生命，可見平民的出手相助十分重要。

在襲擊發生的混亂中，邦迪與北邦迪的海灘救生俱樂部志願救生員在沒有警方與急救人員抵達前就投入救援，他們在槍火下跑向傷患、用衝浪板當擔架救人、將約250名避難者帶進安全的倉庫；其中一名孕婦在躲避和救援過程中甚至進入分娩階段，救生員們都沒有鬆懈，她也在志願者的幫助下得以安全，可以證明他們的行動幫助穩定多名傷者並挽救了生命。

回顧歷史，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各自都承受過長期迫害與不公：猶太人在世界各地曾遭受屠殺、歧視與驅逐，而巴勒斯坦人在失去家園、流離失所與武裝衝突中，也承受持久的苦難。雖然這場中東衝突中各方都有錯，但兩個群體的痛苦都在提醒我們：當政治、權力與仇恨主導社會，普通人便成為承受暴力與不公的受害者。然而，痛苦的共同經驗也提供了一個契機：如果雙方能在互相理解與尊重的基礎上對話，不讓仇恨蒙蔽判斷，便有可能突破歷史傷痛，尋找共存與和解的途徑。正是在這種理性與同理心的空間中，社會才能真正學會尊重每一個群體的權利，而不被憤怒與偏見支配。

由此可見，反猶太主義不是一個族群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對「誰值得被保護」的考驗。當任何一個少數族裔的安全被相對化，所有人其實都已站在更危險的邊緣。但正因如此，同理心和勇氣才如此重要。只有當社會劃出清晰且一致的底線 — 承認不同群體的痛苦，對任何形式的仇恨與暴力零容忍 — 希望才不再只是口號，而會化為守護每個人的行動。

本刊編輯部

圖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