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性的勝利到底如何發生

截至目前已至少贏得87席，遠超過成立多數政府所需的76席。​這是自1901年聯邦政府成立以來，工黨首次在連任選舉中擴大議席數目，並重整了全國的政治版圖。工黨不但成功在昆士蘭州從自由黨手上奪得多個席位，而且在塔斯馬尼亞州和西悉尼的關鍵邊緣選區取得顯著勝利。​相反，自由黨在達頓的領導下遭遇重大挫敗，不僅中幅度輸掉選舉，達頓本人也失去了自己在Dickson已連任24年的席位，成為澳洲政治史上首位在大選中失去議席的反對黨領袖。

有人認為，2025年聯邦大選的結果，標誌著澳洲政局演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澳洲自成立聯邦政府以來，其政治生態長期由兩大政黨，工黨和自由黨主導，形成穩定的兩黨輪替制度。在這個體制下，當其中一黨取得多數議席便會成為執政黨，而落敗的政黨則成為反對黨，不僅監督政府施政，也為爭取下次選舉勝利做準備。很多時, 兩個政黨取得議席數目相差不太多。今次工黨在爭取連任時, 取得超過60%的議席, 是歷史罕見。

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澳洲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政治重心因此較多傾向代表鄉村與保守利益的自由黨和國家黨聯盟，工黨則常處於反對黨位置。然而，自2007年陸克文領導工黨擊敗何華德政府，並令何華德在選區中敗北後，這種穩定的政局開始產生變動，政黨更替變得頻繁。在此次聯邦大選中，阿爾巴尼斯成為自何華德以來首位帶領政黨成功連任的總理，象徵著工黨重奪主導的地位，可說是工黨的一大里程碑。

強制投票制度成工黨致勝關鍵

儘管工黨在2025年大選中以大比數勝出，但這並不代表所有選民對其過去三年的執政表現感到滿意。實際上，許多澳洲民眾在選前仍對高昂的生活成本、住房負擔沉重及薪資增長緩慢等問題感到不滿，甚至對工黨政府在處理這些問題上的成效感到失望。

然而，在澳洲的強制投票制度下，所有合資格選民都必須參與投票，否則便要罰款，因此許多選民即便對執政黨心存不滿，也不得不作出選擇。而正正因為自由黨作為反對黨在此次選舉中表現更為混亂，許多選民最終只好選擇相對沒那麽差的工黨。說白了，他們向工黨投票僅僅是出於對自由黨的不信任及不接受，而非出自對工黨的熱烈支持。

就以維州為例，市民在兩黨偏好投票中傾向工黨的搖擺幅度僅為1.8%，而工黨的初選票也只是輕微上升約1%，可見維州選民對工黨的支持並非明顯增加，而更像是一種不得不選的結果。對於這些不滿工黨執政表現的選民來說，儘管心懷怨言，但在面對一個政策混亂、形象破損的反對黨時，仍只能無奈地將選票投向現任執政黨, 尋求一個看來較穩定的政府。這也正是強制投票制度下的另一個現實面，選票有時並非出於信任和希望，而是出於對另一選項的失望和排斥。

自由黨盛轉衰 因受「特朗普」人設拖累？

自2023年底起，澳洲在野聯盟黨領袖達頓在民調中保持領先，被視為來勢洶洶的挑戰者。年初民調顯示，工黨與自由黨的支持率勢均力敵，這令保守勢力士氣大振。被外界稱為「澳洲特朗普」的達頓也因此變得更為強硬保守，主張打擊移民、削減聯邦公務員，立場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高度相似。

達頓不僅多次公開讚揚特朗普，甚至仿效其政策。年初調查顯示，34%的澳洲民眾認為他是最適合與特朗普打交道的總理人選，但這樣的觀感多半來自兩人形象相似，而非出於信任。

2025年1月20日，在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國總統當日，澳洲聯盟黨的支持率也高達51.1%，領先執政工黨的48.9%。右翼思潮似乎正席捲整個西方世界。當時僅有40%的澳洲民眾認為特朗普的當選對澳洲不利。

然而，達頓畢竟不是特朗普。他雖態度強硬，卻缺乏執政實績。在本次大選期間，達頓多次失言、政策不清，甚至拋出大幅削減公務體系與核能等具爭議性的政策。這樣的領導風格，令不少選民感到缺乏穩定感，甚至激起對極端保守政治的警惕與反感。

同時，特朗普在全球的爭議性政策也開始引起更多反對聲音。到2025年3月，澳洲民眾對特朗普的不滿比例已升至60%，選前更攀升至68%。這股反特朗普情緒也迅速蔓延至其他國家。在澳洲選舉前四天，加拿大自由黨亦憑藉民眾對特朗普的反感，擊敗當地保守黨，成為執政黨。這似乎顯示全球多地的選舉已深受「特朗普效應」影響，民眾對保守勢力日益反感。

這股情緒也反映在澳洲此次大選傳統票倉的轉變之中。根據人口普查數據，在全國收入最高的50個選區中，自由黨僅保住了其中5席。這一次選舉中, 高收入選區選民普遍由支持自由黨轉向支持工黨或獨立候選人，約一半選區的搖擺幅度達到4%以上。這部分原因可歸因於中產階層受美國貿易戰波及，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進而轉而支持對他們更具保障力的工黨。

達頓曾對《澳洲人報》表示，特朗普「不是令人畏懼的人，而是我們可以密切合作的夥伴」，並認為兩人「更容易相處」。早前也有34%的受訪者認為達頓適合與特朗普打交道，而僅18%認為阿爾巴尼斯更合適。不過，隨著美國持續推動貿易保護主義，許多澳洲人逐漸明白，他們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位能與特朗普「和睦相處」的領袖，而是一位能夠堅定對抗其政策的總理。

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大選後接受訪問時竟表示：「阿爾巴尼斯是我非常友好的朋友……我不知道與他競選的另一個人」一句話，彷彿把達頓整個競選過程對特朗普的仰慕與效法都抹去了，最終似乎只是他一廂情願的自作多情——還是說他也只不過是棄棋一隻？

再再者，與美國選舉制度不同，澳洲實行強制投票，選民結構更能代表整體民意。在這樣的制度下，反移民立場在一個多元文化、受過高等教育移民比例高的國家中，反而成為選舉劣勢。

當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引發全球經濟動盪，更多澳洲人意識到其潛在威脅。如果達頓當初能採取更具距離感、立場鮮明的方式回應特朗普的當選，今日的局勢或許會對他更為有利。反之，達頓多次與特朗普拉上關係，進一步拖累選情，最終導致聯盟黨從領先走向潰敗。

比起高尚左翼理念，選民更愛貼地政策

雖説意識形態確實影響選票走向，但在現今這個經濟壓力沉重的社會環境下，理想畢竟不能當飯吃。這點，在綠黨的失利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作為國會中最大的少數黨，綠黨長期倡導左翼理念，重視環境保護、社會公義、民主與和平，並在參議院擁有11席、眾議院4席，支持率一度節節上升。

然而，在這次大選中，綠黨卻遭遇慘敗，甚至有可能完全失去眾議院的代表席次，就連黨魁班特自2010年起穩守的墨爾本選區也岌岌可危。

值得留意的是，澳洲聯邦眾議院採用全偏好排序投票制。與其他地區不同，選民必須為所有候選人按偏好順序排名。若第一選擇未能當選，選票將按排序依次轉移，直到某候選人獲得過半支持。傳統上，自由黨選民選票多偏向綠黨, 令綠黨候選人有可能超越工黨。不過, 這一次自由黨得票減少, 連帶撥票給綠黨也不多, 導致綠黨可能失去所有眾議院議席。

與此同時，工黨雖也強調人權與包容等議題，但在這次選舉中明顯收斂理想口號，轉而更聚焦於民生政策，塑造貼地親民的形象。

本次選戰最核心的議題無疑是生活成本危機所引發的民怨。理論上，這本應是一場自由黨有優勢的選舉，畢竟該黨長期標榜其經濟管理能力。然而，達頓多次嘗試表現親民卻適得其反。例如他以自己兒子為例說明年輕人住屋困難，卻被揭出自己擁有多處房產；在辯論中更將雞蛋價格說成4.2澳元，被質疑「離地」。相較之下，工黨大力推動民生政策，強調社會福利不減、更擴大醫療保健免費服務、又提出人人減稅, 讓選民覺得政府重視民生問題。再加上工黨候選人多為政治素人，沒有任何政治包袱, 成功打動選民，反而穩住了基本盤。

移民選票的考量

自由黨政策主調是把澳洲生活成本及經濟問題, 歸咎於移民, 因此削減移民成為他解決問題的焦點, 與特朗普相同。而針對華裔移民的批評, 包括把華裔移民看成為中國間諜更進一步令自由黨失去幾乎所有華人聚居的選區議席。

要記得大多數移民都不是在民主選舉的國家長大, 對澳洲社會發展亦不瞭解, 要他們明白政黨政策如何影響社會發展並不容易。對不少移民來說,他們只看那一個黨的政策對移民生活有利。自由黨一向強調人人平等, 極少提供政策及資源, 推動發展多元文化社會。因此已出現自由黨不關心移民的說法, 自由黨若無法改變這一個觀念, 爭取第一代移民認識、瞭解並支持政策, 是令到票源枯竭的主要原因。

2024年史坎倫社會凝聚力研究顯示, 澳洲人在生活壓力增加之餘, 普遍仍相信並支持移民為澳洲社會帶來貢獻。一個解釋是澳洲人中過往兩、三代為移民佔大多數, 因此國民普遍認定政府有責任設定政策, 協助移民融入社會。

兩黨何去何從 重中之重仍是民生議題

未來澳洲政壇的關鍵走向，無疑取決於政府能否有效回應民生訴求。正如前文所述，這次工黨即便勝選，也未必反映民心所向。選民投票的動機，或是出於對反對黨的不滿，亦可能是受制於強制投票制度，或小黨支持者的選票最終流向大黨。在這種情況下，要真正鞏固支持，工黨必須盡速解決如生活成本飆升等實質民生問題，才能獲得長期信任。

此外，澳洲作為貿易型經濟體，如何與美國重新協商經貿關係，也將是選民高度關注的議題之一。面對美國轉趨保護主義的趨勢，澳洲政府需在維護國內利益與維持外交穩定間取得平衡。

自由黨方面，雖然在此次選舉中於部分選區幾近全軍覆沒，形勢不明朗，但危機亦往往孕育轉機。關鍵在於：自由黨是否能真正理解選民的渴望——他們期待的是怎樣的領導？是對內強硬卻脫離現實、對外一味和善？還是對內貼地關懷、對外堅定果斷？

一旦工黨未能兌現其競選承諾，民意反彈，自由黨將有機會東山再起。但這前提是，他們必須徹底反思現時路線，重建與民眾之間的信任。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