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再武裝一年，澳洲該如何自處？

相反，在聚光燈之外，一場更深層的戰略重組正在悄悄展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歐盟去年提出的歐洲再武裝（ReArm Europe）計劃。

重整秩序

去年3月，美國宣布暫停對烏克蘭的部分軍事援助，震動整個歐洲安全體系。幾乎同一時間，歐盟正式啟動被稱為「備戰2030」（Readiness 2030）的防務計劃，提出總值高達八千億歐元的軍事與國防投資方案，重點包括聯合採購軍備、提升軍工產能、強化防空系統、無人機與火炮生產，同時持續支援烏克蘭。

這不只是一次軍費增加，更像是一場時代訊號。

過去數十年，歐洲一直建立在一個核心假設之上：安全由美國主導的跨大西洋體系提供保障，而歐洲則可以專注於經濟、福利與市場整合。然而，隨著美國戰略重心轉向印太、特朗普重新回歸白宮後對北約與烏克蘭援助的態度轉變，歐洲開始意識到，那套維持戰後秩序數十年的安全結構，可能已不再穩定。

問題已不再是歐洲是否需要防衛，而是那個曾經為歐洲提供安全的體系，是否仍然存在。而這場變化的影響，也不只停留在歐洲。

對長期依賴美國安全保護、並深度綁定英美戰略體系的澳洲而言，歐洲的再武裝，其實同樣提出了一個敏感而現實的問題：當世界開始重新軍備化、美國的安全承諾也變得愈來愈具條件性，澳洲還能像過去一樣，理所當然地相信既有秩序嗎？

和平紅利不再

自冷戰結束以來，歐洲長期處於一種被稱為「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的時代。隨著蘇聯解體與東西方對抗結束，大部分歐洲國家開始削減軍費、縮編軍隊，國防工業亦逐步邊緣化。安全被視為一種已經被確立的秩序，而經濟增長、自由市場與區域整合，則成為歐洲政治的核心目標。

這種安排在過去三十年間幾乎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一度讓人相信，大規模戰爭已經遠離歐洲大陸。但這一切，正在迅速逆轉。

從德國宣布設立一千億歐元特別國防基金，到北歐與東歐國家全面擴軍，再到歐盟層面推動聯合防務投資與軍工合作，歐洲的軍費支出正以冷戰結束後從未見過的速度增長。這數年間，多國重啟兵工產線、增加彈藥儲備、討論聯合防衛與快速部署機制，整個歐洲的戰略思維正在改變。

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2023年在聯合記者會上的發言，某程度上已經反映了這種氣氛。面對對歐洲自我防衛能力的質疑，她明言歐洲必須「採取更大膽的安全政策」，並建立能夠長期支撐戰爭與危機的防務能力。

這不僅是數字上的變化，更是一種政策邏輯的轉向。

當美國變得不確定

如果說俄烏戰爭是歐洲再武裝的導火線，那麼真正推動的或許是對美國的不確定性。

過去數十年，歐洲的安全架構一直建立在同一個核心假設之上：無論國際局勢如何變化，美國最終都會介入，並為歐洲提供安全保障。從北約體系到駐歐美軍，這種跨大西洋秩序幾乎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成為冷戰後歐洲能夠長期削減軍費、專注經濟發展的前提。然而，這個假設正在逐漸動搖。

從特朗普時期要求北約盟國大幅增加軍費，到美國對烏克蘭援助態度反覆，再到華府對歐洲安全承諾日益模糊，美國的角色開始變得難以預測。對歐洲而言，這種不確定性甚至比俄羅斯本身更具衝擊力。因為真正令歐洲不安的，未必只是外部威脅，而是當危機出現時，美國是否仍願意像過去一樣承擔成本。

如果冷戰時代的問題是「敵人會不會進攻」，那麼今天的問題則變成「盟友還會不會出現」。

當安全不再能被完全外包，歐洲只能重新建立自身的防衛能力。過去由法國主導、被部分歐洲國家視為過於理想化的「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如今已逐漸從政治口號轉變為現實政策。歐洲開始意識到，即使仍需要美國，也不能再完全依賴美國。然而，這種自主從來都不是免費的。

唱反調的本錢

在「歐洲再武裝」計劃之中，德國與西班牙是動作最積極、投入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德國軍費開支預計將由2025年的950億歐元，大幅增加至2029年的1620億歐元，並重新推動徵兵制度，目標擴充軍力至約46萬人。對於一個在二戰後長期壓抑軍事角色的國家而言，這種轉變本身已具有極強的象徵意義。

在增強軍事勢力的同時，這些國家在外交姿態上也開始展現出過去較少見的自主性。

從加薩戰爭、對華關稅，到伊朗問題與北約軍事部署，德國方面亦未有完全追隨美國路線。2026年初，德國更進一步牽頭推動由法國、波蘭、西班牙、義大利與荷蘭組成的「六國聯盟」（E6），被視為建立新一輪歐洲核心集團的嘗試。該聯盟主張在稀土資源、國防工業、能源與戰略供應鏈等議題上提高決策效率，減少受歐盟內部小國否決權掣肘。某程度上，這也被外界視為「雙速歐洲」的延伸版本，由少數大國率先整合，建立更具行動力的歐洲戰略核心。

而西班牙近年也多次公開與美國唱反調。面對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西班牙不但明確表態反戰，更拒絕美軍使用境內部分軍事基地作支援用途。華府其後甚至傳出考慮以貿易手段向西班牙施壓，顯示歐美之間的摩擦已不再只是外交層面的分歧，而開始涉及更深層的戰略矛盾。

這種變化背後，其實透露出一個愈來愈明顯的訊號：歐洲正在開始為「沒有美國的世界」作準備。不過這並不代表歐洲要與美國決裂。至少在可見未來，北約仍然是歐洲安全的核心框架，美國亦依然是最重要的軍事力量。但是，歐洲已經開始意識到，舊有那種由美國單方面主導、歐洲負責跟隨的秩序，正在慢慢失效。而一個新的軸心，也正在形成之中。

在變動世界中的位置

這種轉變，對澳洲而言尤其值得注意。

長期以來，澳洲的安全觀其實建立在地理優勢之上。作為一個被海洋包圍的大陸型國家，澳洲缺乏直接陸地威脅，周邊國家亦長期缺乏足以對澳洲構成全面軍事挑戰的能力。無論是印尼還是其他東南亞國家，在傳統海空軍力量上都難以真正威脅澳洲本土。這也是為何，澳洲過去的國防思維一直較偏向「遠距離防衛」與依賴盟友。

然而，這種安全環境正在改變。

隨著中國在太平洋島國的影響力增加，從港口合作、安全協議到基礎建設投資，北京開始逐步進入澳洲過去視為「戰略後院」的區域。雖然這未必代表中國準備直接對澳洲發動軍事行動，但卻意味著澳洲周邊的戰略空間正被重新塑造。真正的問題未必是「中國會否攻打澳洲」，而是澳洲是否仍能像過去一樣，理所當然地掌控周邊環境。

事實上，從純軍事角度而言，直接進攻澳洲的成本極高。澳洲國土廣大、人口分散，而且缺乏明確的戰略價值目標。對中國而言，若只是希望獲得礦產、能源或經濟利益，透過貿易、投資與外交影響力，往往遠比戰爭更有效率。

但這亦反映出一個新的現實：未來的大國競爭，未必一定以全面戰爭形式出現。更多時候，它可能表現為供應鏈控制、科技滲透、港口與基建影響力、能源依賴，甚至資訊與網絡系統的競爭。換句話說，安全威脅的定義本身，也正在改變。

重新定位

如果說歐洲的再武裝揭示了戰後秩序的裂縫，那麼對澳洲而言，更大的問題則是：在這場全球重組之中，澳洲應該如何重新定位自身？

長期以來，澳洲的安全政策建立在兩個核心支柱之上：對美國的軍事依賴，以及與英國的歷史與情報聯繫。從 ANZUS 到 AUKUS，這種模式在過去數十年間不斷被深化。澳洲的戰略思維，很大程度上都是圍繞英美主導的安全架構展開。然而，當美國對歐洲的承諾都開始出現不確定性時，澳洲是否仍能假設自己永遠處於優先位置？

這並非否定美澳同盟的重要性，而是指出其潛在風險。在一個愈來愈多極化、愈來愈碎片化的世界裡，過度依賴單一安全提供者，本身便是一種脆弱。一旦美國內部政治出現轉向，或戰略重心進一步集中於自身利益，像澳洲這類中型盟友，很可能需要面對更高程度的自主壓力。

這也是為何，澳洲開始需要思考另一個過去較少被認真討論的方向：除了美國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安全合作可能？

歐洲作為盟友？

過去，澳洲與歐洲的防務合作相對有限，原因之一是歐洲本身長期同樣依賴美國。在冷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裡，歐洲並未真正建立獨立軍事能力，澳洲自然亦較少將歐洲視為實際安全夥伴。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

隨著歐洲重新進入軍備競賽、國防工業快速擴張，加上法國、德國等國開始推動更自主的戰略框架，歐洲未來未必只是一個經濟伙伴，而可能逐漸成為另一個重要安全節點。尤其在太平洋地區，法國本身便擁有大量海外屬地與駐軍，從新喀里多尼亞到法屬玻里尼西亞，歐洲其實一直存在於澳洲周邊，只是過去較少被視為戰略核心。

當美國變得愈來愈難以預測，澳洲或許也不得不重新考慮與歐洲建立更深層的軍事與科技合作。

因為某程度上，澳洲本身其實是一個相當「孤獨」的國家。相比歐洲與亞洲那些長期處於地緣政治前線的國家，澳洲較少直接面對戰爭威脅，因此社會對軍事與安全問題的討論亦相對有限。長久以來，地理距離提供了一種天然安全感。

然而，在無人機、網絡戰、衛星監測與供應鏈競爭時代，地理隔離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澳洲再難單靠距離維持安全。這也意味著，澳洲需要比過去更重視國際合作、科技能力與區域外交，而不只是單純依靠傳統軍事同盟。

發展軍事產業

歐洲的再武裝，同時提供了另一個值得澳洲關注的啟示：國防從來不只是軍事問題，更是產業問題。

長期以來，澳洲的防務模式高度依賴海外供應，大部分核心軍備都來自美國或其他盟友。這種模式在全球化穩定時期或許有效，因為澳洲可以透過盟友體系，以相對較低成本取得先進裝備。但問題是，一旦進入地緣政治緊張、供應鏈斷裂甚至區域衝突時，這種依賴便可能迅速變成風險。

戰爭時期，所有國家都會優先滿足自身需求。當導彈、晶片、稀土、能源與關鍵零件開始短缺，澳洲未必仍能像和平時期般順利取得裝備與支援。烏克蘭戰爭其實已經顯示，即使是歐洲國家本身，也曾經因彈藥生產能力不足而陷入被動。

近年澳洲最具象徵性的國防計劃，無疑是 AUKUS 核潛艇合作。這項計劃某程度上反映了澳洲的戰略焦慮——希望透過長程潛艇能力，在印太地區建立更強威懾力，向中國展示澳洲具備遠距離作戰與介入能力。但核潛艇本身，更多只是一種遠洋戰略工具，效果有限。

相比之下，歐洲近年的方向則是重新建立本土軍工能力，嘗試將龐大的軍費支出轉化為產業投資。從軍工生產線重啟，到發展無人機、防空系統與AI軍事技術，歐洲正試圖將安全需求與產業政策結合，並從「重型軍備思維」，轉向更靈活、更科技化、更分散式的防衛模式。這種模式不僅提升戰略自主，同時亦能帶動科技研發、供應鏈整合與高端製造能力。這也是澳洲目前相對缺乏的一環。

多元文化帶來的危與機

另一方面，澳洲本身的多元文化結構，也令這場全球秩序轉變變得更加複雜。

作為一個高度移民化社會，澳洲與世界各地本身便存在大量文化、經濟與人口連結。無論是華人、中東、印度還是歐洲移民社群，澳洲內部其實某程度上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縮影。這種多元性一直被視為澳洲的重要優勢，因為它讓澳洲更容易與不同地區建立經濟與外交聯繫，同時亦帶來語言、人才與國際網絡上的優勢。

在全球化時代，這種多元文化曾經是澳洲的重要資產。但當世界開始重新走向地緣政治對抗時，多元化亦可能成為一種新的壓力來源。海外政治矛盾往往會迅速投射到澳洲本地社會。示威、族群對立、仇恨言論、資訊戰，甚至外國政治勢力的影響，都開始變得更加明顯。

這並不代表多元文化本身是問題，而是代表在一個日益碎片化的世界裡，澳洲已很難像過去般維持與全球衝突的距離，令世界各地的衝突能夠迅速進入澳洲內部。國際局勢不再只是外交新聞，而會直接影響本地政治、社會情緒，甚至國家安全。

這亦意味著，未來澳洲需要處理的，未必只是傳統軍事威脅，而是如何在維持社會開放、多元與自由的同時，應對全球政治碎片化所帶來的內部壓力。全球局勢愈不穩定，澳洲便愈難真正置身事外。

一個正在碎片化的世界

從單極世界走向多極競爭，從安全外包轉向自主防衛，從傳統軍工轉向科技化戰爭，全球正在進入另一個時代。過去那種由美國主導、全球化擴張、低衝突與低軍備化的世界，正逐漸退場；取而代之的，則是一個更不穩定、更講求供應鏈、安全與地緣政治的時代。

對澳洲而言，這不只是一個需要觀察的變化，更是一個必須回應的現實。

當舊有安全結構不再穩固，澳洲真正需要思考的，已不只是「站在哪一邊」，而是如何在不確定之中建立自身的能力與彈性。這包括重新思考與美國、英國及歐洲的關係，也包括重新理解國防、科技、能源與產業之間的連結。因為未來的安全競爭，很可能不再只是軍事問題，而是整體國家能力的競爭。

世界正在改變，而改變的速度，遠比政策調整來得更快。問題從來不是變化會不會發生，而是當舊秩序真正結束時，有多少國家已經準備好面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