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為本–澳洲安老改革

長者權利成為議程

這次改革的規模可謂龐大，政府在 5 年內額外投入高達 56 億澳元。澳洲以往的長照制度，本質上是由政府與機構分配資源，長者被動接受；服務品質良莠不齊，且一度爆發安老院「疏忽照護、虐待、食物質素惡劣」等醜聞。這次則重寫安老制度的基本理念，從過去以服務提供者為中心，轉向以 老年人為權利主體的模式，讓長者不再只是施捨的接受者。

新法首次列出長者的法定權利，包括自主決策、尊嚴、安全保障、文化敏感照顧，以及資訊透明度等。換言之，長者不再只是接受服務的人，而是擁有權利、能提出要求、且能對服務提出挑戰的制度參與者。

不少退休前後才移民澳洲的華人, 他們可能是通過已移民的子女申請他們來到澳洲, 或是四、五十歲後通過專才或是投資創業, 來到澳洲定居。對比於香港或其它地區, 澳洲的長者護理服務, 已經算是很不錯。不管你有沒有很多財產, 澳洲政府承擔了長者的生活上的開支、醫療費用、家居照顧以及各類長者社區活動,對比於原居地, 很多長者已經認為是活在最理想的地方。當然文化不同或是語言不通, 會令到這些長者沮喪及不便, 但這可以說是移民的代價吧。

不過, 這一次的改革,要求澳洲政府在執行長者照顧服務時, 要考慮到長者的文化需要, 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法案中, 訂立了《長者權利聲明》(Statement of Rights), 清楚說明長者有權獲取適切於他們文化的護理服務, 並且可以他們喜歡的語言溝通。對華裔移民長者, 這是一個突破。

因此, 向華人長者提供適切他們語言及文化的護理照顧,例如提供中餐服務, 已由一個合情合理的要求, 變成長者們的權利。又例如, 給護理院生活的華人長者, 提供打麻將也是合宜的活動。

若然護理設施員工不能以中文提供服務, 至少政府有責任訂出標準, 設定有一定比例的護理員能使用中文與這些不懂英語的長者們溝通, 或是在照顧服務上, 提供支援。因不懂英語而導致生活在護理設施中的長者, 無法有正常的社交生活及與別人的交流, 是對長者權利的一種限制, 亦明顯地會導致這些長者的身體及精神健康, 受到影響。

新的財政模型: 財力測試與共同支付

改革的另一核心是面對未來沉重的財政與人口老化壓力。澳洲 85 歲以上人口預計在未來 20 年 翻倍，長照需求將持續飆升。為此，政府推動 Support at Home 計畫，整併舊有的居家養老，試圖讓長者能更早、更久地在家生活。所有長照機構亦被重新納入更嚴格的註冊與監管體系，包括強制品質基準、透明度報告與更強的問責機制。

伴隨整套改革而來、最受關注的就是 共同支付制度（co-payment）與財力測試（means testing）。隨著老年人口急速增加，過去高度依賴政府負擔成本的模式已不具財務可持續性，新制度因此明確要求：有支付能力的長者需按收入與資產比例，承擔部分照顧費用。

在居家照護與住宅式長期照顧中，非臨床照顧如清潔、備餐、日常生活支持等項目，將依使用者的經濟能力收取不同水平的「共同付費」。例如，低收入或完全領養老金的長者，依然以政府支援為主；而中產階級與資產較高者，將需要按比例共同支付，以「政府與使用者共同分擔」的模式運作。為避免造成過度壓力，政府亦設立 終身支出上限，確保個人一生在長照上的自付費不會無限增加。

不過，共同支付制度也帶來不小的社會討論。首先，多數長者的資產集中於自住物業，超過 76% 的澳洲長者擁有自住房。（不計入，但有影響）雖然名義上屬於高資產，但現金流有限，可能會感受到經濟壓力。亦有聲音擔心，共同付費制度可能會讓部分家庭傾向「延後使用服務」，從而削弱改革希望提升照顧品質的初衷。

另外，部分行業領導者擔憂，富有長者支付高額一次性住宿押金 (RAD) 的能力，使得養老機構更願意接納高付費者；相對地，財力較弱、依賴補貼的長者，可能被排在後面。

澳洲安老服務的理念與轉變

澳洲的安老政策並非一直以長者為核心。早年澳洲人口結構年輕，移民比例高，社會對老人服務的需求並不突出，政府提供的照護更多屬於補充性質。然而，隨著戰後嬰兒潮世代步入老年，加上醫療進步延長壽命，長者成為澳洲增長最快的人口群體。這場變化迫使政府重新思考：安老制度究竟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長期以來，澳洲政策的基本理念是避免「有資源的人越來越好、沒有資源的人越來越差」。因此，安老制度的本質是縮小差距、確保基本生活品質。不論是透過養老金、公共醫療、還是政府補助的長期照顧服務，重點都是讓弱勢長者不因經濟能力受限而陷入照護困境。這個理念至今仍然存在，只是隨著財務壓力上升，政府愈來愈強調「公私分擔」與制度可持續性。

人口老化導至需求暴增與供應停滯

然而，在理念之外，澳洲長者照顧體系多年來面臨一個難以忽視的現實：需求快速增加，但供應的擴張速度遠遠跟不上。目前有超過 87,000 名經審核後獲批準長者正在排隊等待居家照顧配額，有些人等待時間高達 15 個月。而現時仍有超過100,000名長者的申請正在等待批核。明顯地, 政府沒有足夠人手, 面對因制度改革而帶來的工作量, 而不少長者在等待期間只能依靠家人支撐，或被迫提前進入他們並不真正準備好的住宅型照護機構。改革雖然縮短了部分人的等待時間，但整體供需不平衡仍未完全解決。

同時，澳洲長者的平均壽命延長，使得住進安老院後的居住時間也變長。這意味著床位的「流動率」逐年下降，即使政府增加補助、興建新設施，空出的床位仍然少，難以容納持續上升的長照需求。這也使得家庭照顧壓力增加，居家服務的需求同步飆升。

華人與澳洲養老觀念的差異

在澳洲談養老，往往繞不開文化的差異。尤其對來自華人社會的長者與家庭而言，澳洲的養老制度不僅陌生，甚至與自身成長背景相當背離。這些差異在新一輪安老改革中更被放大，影響著移民家庭理解制度、應對財力測試以及安排晚年的方式。

在傳統華人觀念裡，養老首先是「自己的事」，其次是「家庭的責任」。以香港為例，過去長者普遍相信要靠自己的積蓄過活，因為稅制輕、政府角色有限，支援主要集中在基礎津貼，如生果金，更像是鼓勵消費的小額補助，而非照護制度的一部分。至於真正生活有困難的人，通常由子女承擔照顧責任；若子女無力，才會轉向綜援或選擇到生活成本較低的地區安度晚年。簡單而言，華人社會的邏輯是：政府補位，但不是主力；家庭自理，才是基本。

澳洲則是另一套思維。作為高稅社會，澳洲人對福利制度的信任感源於一種「社會契約」。人們繳納高額稅款，換來在失能、年老或遭遇困境時能獲得支持。這不僅體現在長者身上，也反映在殘障人士津貼（NDIS）、照顧者津貼、托育補助等制度裡。照顧弱勢不被視為家庭單獨的義務，而是整個社會的共同責任。因此，澳洲人面對養老議題時，較少將其理解為「子女是否盡孝」，而是更關心有哪些機構選擇、哪種服務最符合需要，以及政府與個人如何共同分擔成本。

移民缺乏對制度的認識

兩種文化的差異，在移民家庭身上尤其明顯。許多來澳的長者，其人生資產安排與澳洲本地人截然不同。華人父母往往在年輕時把資源投入孩子身上，期待晚年有子女支持。然而，抵達澳洲時，這些長者通常已年邁、沒有退休金積累，也缺乏對制度的了解，只能倚靠政府的基本養老金與申請長者照顧。相對地，本地澳洲人則在職涯中持續累積退休金，退休後住進退休村、服務式公寓，將資源投入提升生活品質，而非完全仰賴子女。

文化差異有時也讓部分移民家庭誤判制度。例如，有些人會提前把資產轉給子女，誤以為可降低資產，增加政府補貼。然而在澳洲，資產轉移有回溯期，即使錢已轉走，deeming rules 也會計算潛在收益，這些早期安排未必帶來好處，反而可能減少長者自身的保障，導致申請更複雜。原本以為是「精明」的安排，最後卻成為制度上的劣勢。

結論

面對新的長者護理制度, 政府有責任要向移民社群廣泛宣傳。現時只有主流媒體有較多有關護理制度轉變的報導, 而移民長者卻極少使用主流媒體, 因此, 不少人對這些轉變, 只停留在表面認知, 卻缺乏深入理解。在沒有足夠的社區教育下, 不懂英語的移民長者根本不可能明白現時法例給予他們甚麼權益?若然大家都不認識到自己的權益, 自然不懂得爭取。在資源限制之下, 不去爭取的結果, 就是被忽略, 只會造成更多的不公平。是時候, 我們要多作努力, 更深入地明白這時代的改變, 為我們長者帶來的影響。

本刊編輯部

圖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