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擠獨木橋」，還是「分蛋糕」？ ——江蘇高考名額爭議所想到的

是「擠獨木橋」，還是「分蛋糕」？

——江蘇高考名額爭議所想到的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維基百科、新華社

隨著5月進入下旬，每年中國大陸高中畢業生最關鍵的戰役——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簡稱「高考」，便進入了最後倒計時。不過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日前，中國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了《2016年各地各部門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計劃和相關工作方案》，其中有關跨省生源計劃調控的方案引發了劇烈的反響。簡單來講，就是高等教育資源豐富、2016年升學壓力較小的省市，如上海、江蘇、浙江等，將向中西部一些省區調劑共16萬生源。這樣，僅湖北、江蘇兩省，今年便分別減少4萬和3.8萬招生計劃。

不夠公平的「獨木橋」

在中國，高考對於考生的意義不言而喻。高中畢業後的去向，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人——尤其是缺乏其他出路寒門子弟的人生軌跡。因此，這項根據高考分數錄取學生的權威制度成了許多人唯一的跳板。然而，在考生數量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它被形象地比喻為「擠獨木橋」，或者是「魚躍龍門」的機會。

不過，由於中國各地高考錄取標準不統一，這場性命攸關的戰爭並不是公平的。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在高考實際錄取中存在各省配額的差異，這令「全國統一」的名號形同虛設。現行高考制度是由1952年設立的，在此之前，中國各所大學採用自主招生的形式，考生甚至可以參加多個大學的考試。高考曾因文革而中斷11年，但從1977年一直到今天，大陸大部分地區都維持著每年固定舉行一次高考的政策。

而高考內容在全國來講則經歷了「統一——獨立——統一」的過程，即從採用全國試卷改為各省單獨命題，而自2014年又開始逐步回歸全國試卷。不過，很難講哪一項政策對考生更為有利。即便採用全國統一試題，各省市各錄取批次的分數也各不相同。舉例來講，像山東、河南等生源大省，招生名額尤其供不應求，同樣的分數如果在北京有機會讀一所相對優良的大學，但在這些省份便可能面臨落榜危機。搜狐報導資料顯示，2008年河南有100萬考生，佔全國考生比例的10%，但其一本錄取率只有4%，只是全國平均水準的1/3至1/4。而根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的研究表明，廣東考生能考入北京大學的比例為萬分之1.4，而北京本地考生則是萬分之52.2，兩者之差近37倍之巨。

回顧「高考移民」歷史

這樣，在成績相同的情況下，考生便會因其戶籍而受到相當明顯的區別對待。在資源豐富及政策傾斜的雙重優勢下，北京、上海、天津等教育資源豐富的大城市考生錄取率遠高於全國。此外，出於對特區及民族地區的特殊照顧，海南、新疆等偏遠地區的考生也得以享有較高的錄取率。然而，一部分人的特權也可以解讀為另一部分人的權益侵害。對於「兩不沾」的普通省市，尤其是人口數量較多的省市考生來說，這項政策的影響是巨大的。筆者來澳之前也曾是來自某人口大省的一名考生，寒窗數年，接受著來自師長「每提升一分便贏過上萬人」的血淚教誨。待到過關斬將，終得進入北京一所大學時，卻驚聞新同窗高考分數竟比自己低一二百分有餘，問之多是北京本地人或偏遠地區學生。回顧為了分數而苦苦努力的日日夜夜，若說不感到唏噓，實為謊言。

不過政策是死的，人卻是活的。在這種情況下，曾經催生過一個叫作「高考移民」的熱詞。甚至還未上初中，一些有條件的家長便為孩子操心起了「終身大事」，通過投奔親友或者在當地購買房屋落戶的形式，讓孩子駐紮到高考錄取比例相對較高的地區。以2005年為例，從9個「移民」人數最多的省份遷徙至海南省參加高考的考生便有9600多人。網易教育頻道稱，高考移民實質上反映了中國大陸各地經濟、教育水準的差距，同時也是對國家實行歧視性的地域差別待遇的一種適應性策略。該報導針鋒相對地指出，一方面，有機會辦理「高考移民」的家庭往往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這也變相為流入地學校增加了財政收入；另一方面，這令原本為了照顧經濟落後地區而設立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作用，而令中學教育的差異帶來的不平等進一步擴大。歸根結底，這仍是「高考分省政策」的弊端所導致的問題。

而今天的跨省招生計劃調控方案引起廣泛關注一事，本質上與「高考移民」如出一轍，都是由於高考錄取標準不同引起。尤其是其公佈的時間僅離高考不到一個月，對於在此方案中權益受到損害的考生來講，自然引起恐慌，甚至在一些地區引發數千家長抗議。家長目前所擔心的是「面臨人生關鍵一考，孩子是不是突然少了幾萬個機會」，而若我們從全域考慮，則會將著眼點放在公平二字上——這一方案旨在促進教育公平，但結果是否有可能帶來新的不公平？

實際上，這一方案並不是首次實行，而僅僅是向社會首次公開具體人數。但公開的資料確實暴露了此前人們不知曉的問題。根據2015年中國各省市一本錄取率顯示，排名前三位的京津滬三地當中，北京和天津未有外調計劃，上海僅外調5000名額。比這些地區升學壓力大的湖北和江蘇，本就不多的名額資源則進一步外流，這實際上進一步凸顯了中國高考招生由來已久的地域歧視。

剝奪「紅利」是否正當？

但一些評論提到，由於計劃生育等原因導致適齡人口減少，從2009年開始，高考報考人數逐年減少，部分省市減幅達10%。因此，本次調控最多只是移除了這幾省意外從計劃生育中獲得的「紅利」，卻不對原本的招生計劃造成影響。但有人認為，由於江蘇落實計劃生育政策到位，才令如今的考生享有更多教育權利。而如今卻要將獨生子女換來的良好教育權利讓給西部地區的二胎、三胎家庭，這是對中產階級打擊極大的「劫富濟貧」式行為。爭論焦點在於憑藉自己的犧牲換得的紅利是否可以被剝奪，雖然雙方各執一詞，但客觀來講，如今江蘇考生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較之前有所減少是既定的事實。

因此，問題的關鍵仍在高考制度本身。「設立各省配額原則上違反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權利。」復旦大學教授施郁撰文稱。他同時提到，由於許多從落後地區走出來的考生畢業後不願再回到原籍，這種調控方式不僅很難達到均衡各地發展的目的，反倒加劇失衡。況且這一政策反映了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重點培養特殊標本」的歷史思路，在今天的眼光看來已然過時，早就應當被徹底淘汰。

然而，高校招生是否可能嘗試取消各省定額，而不論考生籍貫，統一考試、統一錄取呢？筆者認為，至少在現階段來說，這還不是一個合適的選擇。如今，升學不平等的狀況並不單單是高考造成的。拋開發達地區的特權不講，各地中小學教育資源差異巨大，若粗暴地「一刀切」，則偏遠、落後地區的考生將幾乎完全失去升學機會。殘酷一點來講，一個人的命運有可能在出生時便註定了。雖然從短期成效來看，升入大學的優質生源比例將極大地增加，但長期則更不利於偏遠地區發展，並將造成更多社會穩定性問題。若不將各地教育資源配置不均，以及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徹底解決，則程式公平與結果公平只能二選一，無論如何，都存在數量龐大的犧牲者。

這個問題相當棘手。本次調控政策一經宣佈，便被不少人批為「缺乏考慮」，若要改善現狀，必將從多方面入手，甚至整個社會結構都將重新調整，而非一朝一夕之功。「朱元璋時期就搞過『南北榜』，今天的高考制度也是以史為鑒，」一名知乎網友指出。平心而論，「公平」是中國歷史上多屆政府都未曾達成的夙願。甚至放眼世界範圍，我們也經常聽到因亞洲高分考生多而造成針對亞裔的錄取名額削減。如何在龐大的基數管控下平衡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之間的衝突，這可能是一個永恆的論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