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Nepean補選看一國黨再次冒起

儘管自由黨候選人 Anthony Marsh 保住了席位，但勝利陰影下自由黨的首選票（Primary Vote）大幅縮水近 10%，而一國黨卻在該選區強勢崛起，奪下了近 25% 的高支持率。

這不再是特定媒體製造的民調幻象，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政治現實。在工黨缺席的情況下，大批原本對主流政黨感到失望的選民轉向極端保守陣營。值得注意的是，一國黨在經濟脆弱、生活成本壓力沉重的社區，取得一定支持, 使「多元文化」與「移民貢獻」成為了經濟焦慮下的犧牲品。 

這揭露了一個與澳洲國立大學最新研究發現相關、令人不安的事實：究竟一國黨的再次冒起與移民福祉受損有何關聯？

令人擔憂的趨勢

這次補選的結果暴露出兩大政黨在面對極端主義時的投機本質。在競選期間，自由黨雖然試圖劃清界限，但其策略卻始終在「爭取中間選民」與「收割右翼憤怒」之間搖擺不定。這種為了防堵選票流失而部分採納一國黨式口號的行為，無異於飲鴆止渴。當自由黨在民調中僅能以不大的差距勝過一國黨時，他們在保護社會凝聚力的道德底線上已先退了一步。

回顧天空新聞（Sky News）先前對南澳州選中一國黨表現的報導，便能看見媒體操弄與現實危機之間的落差。當時報導大肆宣揚一國黨在首選票上的「顯著勝出」，暗示其即將支配政壇；不過，那時更多是利用特定右翼受眾民調所營造的幻象，忽略了澳洲優先投票制下，多數選民仍將極端政黨置於末位的現實。雖然如此，Nepean 補選的結果卻向我們證實由於主流政黨在核心議題上的軟弱與投機，加上多元文化制度存在的根本性缺陷，一國黨曾被視為邊緣的威脅正逐漸演變成啃食澳洲社會根基的真實恐懼。

同時，根據 2026 年 5 月澳洲國立大學（ANU）的最新民調顯示，澳洲人對政府的信任度正處於歷史低點。當政府無法解決基本的生存問題，如高漲的租金與不穩定的就業時，大黨的沉默往往被解讀為對一國黨謬論的默許。兩大黨皆因為過度考量選票得失而顯得膽怯，拒絕直截了當地用真實數據為移民正名，反而任由「移民推高物價」的虛假敘事在民間發酵。這種政治上的「噤聲」，讓一國黨在政壇站穩了腳跟，也讓移民群體在這次維州補選的浪潮中，成了政治博弈下的無辜祭品。

一國黨的歷史及影響

一國黨的誕生與創始人寶琳·韓珍（Pauline Hanson）密切相關。其核心動力源於她在1997年聯邦大選中的意外勝選。當時她因發表針對原住民的爭議性言論被自由黨撤銷提名，卻以獨立人士身份在奧克斯利席位贏得壓倒性勝利。該黨建黨之初便以強烈的排外主義和保護主義為標誌，公開反對亞裔移民、削減原住民福利，並質疑全球化對澳洲本土工業的衝擊。然而好景不長，黨內很快因權力鬥爭、財務混亂以及與創始顧問之間的矛盾而陷入分裂，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幾乎消失於主流政治舞台。

直到 2016 年全球右翼民粹主義浪潮興起，韓珍帶領一國黨藉由參議院比例代表制的優勢捲土重來。此時的一國黨調整了攻擊目標，將矛頭從早期的亞裔移民轉向伊斯蘭教、氣候變遷科學以及後來的疫苗強制令，頻繁將社會經濟問題 — 如住房短缺、工資增長停滯和基礎設施壓力 — 單一化地歸咎於移民湧入，在媒體的放大下煽動了社區間的偏見與不信任，也導致針對少數族裔的歧視行為與仇恨言論顯著增加。儘管該黨多次經歷席位流失或醜聞干擾，但其利用社會焦慮轉化為政治資本的能力，使其始終能以「守護傳統價值」為名，在澳洲政壇發揮著不容忽視且具破壞性的影響力。

澳洲地理政治的斷層線

一國黨的政治版圖與其支持者的地理分布密不可分。它長期將大本營紮根於昆士蘭州，尤其是遠離多元文化都市中心的偏遠鄉村地區。許多選民在這些地區的社交圈極度單一，甚至終其一生鮮少有機會與移民進行實質性的深入互動。這種地理隔離造成了「認知真空」； 移民在這些選民眼中並非活生生的個體，而是被簡化為導致房價上漲、薪資停滯或傳統價值崩解的符號。這種如同「化石」般停滯不前、拒絕更新的思維模式，讓一國黨的排外主義在鄉村地區得以像野火般蔓延，形成了基於無知與恐懼的集體偏見，嚴重阻礙了澳洲社會整體的包容進程。

必須強調的是，維州與一國黨傳統上活躍的南澳或昆州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維州長期以來作為工黨的堅實堡壘，其核心力量源於深厚的多元文化社區基礎。相比之下，南澳或昆州的部分地區因地理或產業結構原因，較少接觸外界或多元文化主義的實際運作，選民因此較容易被極端主義那種「簡單、粗暴」的口號所吸引，而忽略了多元化正是增強澳洲經濟韌性的關鍵因素。在墨爾本及其周邊選區，這種真實的人際連結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使得一國黨將移民妖魔化的政治語言難以在主流社會找到立足點。

雖然 Sky News 有誇大之嫌，但我們絕不能因此掉以輕心，產生盲目的安全感。儘管維州的文化土壤具備抵抗力，但 Nepean 補選的結果卻是一記悶棍，提醒我們這道屏障並非堅不可摧。當經濟壓力大到足以掩蓋鄰里情誼，當主流政黨（自由黨與工黨）為了選票而開始在移民議題上閃爍其詞、甚至默許排外言論蔓延時，一國黨的極端主義便會像腐蝕劑一樣，從邊緣選區開始滲透，慢慢蠶食這座城市的包容底線。

從媒體幻象到現實危機

天空新聞觀眾大多為保守派人士的誇大報導，固然存在樣本偏差，但我們不能因此掉以輕心。Nepean 補選的結果證明，即便媒體有誇大之嫌，一國黨在基層—尤其是經濟壓力沉重的地區—確實正在侵蝕傳統大黨的根基。當媒體的「政治宣傳」與選民的「真實憤怒」合流時，這種威脅就從螢幕上的幻象轉變成了投票箱裡的實體危機。

然而，目前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澳洲兩大主流政黨自由黨與工黨在面對一國黨時所表現出的軟弱與投機。

自由黨為了防止右翼選民流向一國黨，往往選擇在邊境管控和身份認同議題上採納與一國黨高度雷同的強硬政策，如強化「主權邊界行動」（Operation Sovereign Borders），並在對待離岸拘留中心的問題表現出異常強硬的姿態。或在涉及原住民議會代表權（The Voice）或移除殖民時期紀念碑的辯論中，自由黨的論調往往與一國黨強調的「歐洲傳統不可侵犯」產生重合，以此吸引對多元文化進程感到焦慮的鄉村選民。這種「一國黨化」的策略雖然保住了部分選票，卻在無形中為極端言論提供了合法性的溫床。事實上自由黨口頭譴責韓森，但在多次選舉中為了確保在邊緣選區（Marginal seats）擊敗工黨，仍會私下或公開與一國黨達成偏好票交換協議。這種行為在道義上自相矛盾，卻在實務上將一國黨送入議會。

另一方面，工黨雖然在修辭上標榜多元文化，但為了爭取搖擺地區的藍領選票，往往對一國黨的排外言論保持沉默，甚至在政策制定時刻意推遲或削減對移民有利的措施，以避免被貼上「親移民」的標籤。在面對 2026 年的高住房壓力和生活成本危機時，當一國黨大肆宣揚「移民推高房價」的言論時，工黨政府往往不選擇用數據說明住房供應不足的深層結構問題（如利率或建築法規），而是迅速承諾縮減數萬名技術移民名額。同時在 2025 年聯邦大選及後來的各州選舉辯論中，工黨極力將政策重心放在「減稅」和「能源補貼」。當一國黨指責移民竊取了澳洲人的福利資源時，工黨為了不觸怒那些西雪梨或昆士蘭偏鄉、對經濟感到焦慮的「搖擺選民」，往往避免在公開場合強調移民對澳洲稅收和服務業勞動力的巨大貢獻，使得移民在公眾心中逐漸從「建設者」變成了「資源爭奪者」。儘管工黨標榜保護少數族裔，但在推動更嚴厲的聯邦「反仇恨言論法案」時，一旦一國黨及其支持者發起「言論自由受威脅」的攻擊，它會選擇放慢立法腳步，或者在條文中加入大量例外條款。這種猶豫不決是為了避免被貼上「極左」或「覺醒文化（Woke）」的標籤，但卻讓移民社群在面對歧視時，缺乏強有力的法律後盾。

兩大黨皆因為過度考量選票得失而顯得膽怯，拒絕直截了當地譴責一國黨的謬論，讓一國黨在政壇站穩腳跟，更讓移民群體成為了政治博弈下、持續被邊緣化的犧牲品。

多元文化機制的結構性失效

澳洲多元文化主義的危機源於其長期以來僅為「管理手段」，而非權力平衡的轉型。社會學家 Andrew Jakubowicz 教授認為，現行政策邏輯過度依賴「社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on）的概念，要求少數族裔在維持表面和諧的前提下積極「融入」，卻未曾要求主流社會挑戰其內部根深蒂固的權力結構。這種模式將多元文化簡化為裝飾性的文化慶典，導致公共論述聚焦於膚淺的共存，而忽略了非歐洲背景群體在就業、媒體及政治決策層中依然面臨嚴重的結構性排斥。當國家面臨經濟緊縮或住房危機等壓力時，這種缺乏實質權力支撐的「表面包容」便會迅速瓦解，使移民群體輕易成為社會焦慮的替罪羔羊。

目前的種族投訴處理體系過於依賴「個人化」的舉證，而非處理「制度化」的種族主義；當一個族裔群體在職場或公共服務中遭受集體性忽視時，現行法律很難從根本上糾正這種不公。澳洲過去三十多年對於多元文化的政策檢討流於形式，缺乏像皇家調查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那樣具備強大傳票權與調查深度的機制來揭露真相。當政客與媒體利用經濟壓力挑起排外情緒時，現有的社會凝聚力監測指標無法及時反映受害者真實的恐懼感，因為這些指標更多是站在主流社會的角度去衡量「社會是否穩定」，而非站在少數族裔的角度去衡量「生活是否安全」。這種監管真空使針對少數族裔的隱性歧視在制度裂縫滋生，導致社會對多元文化的信心腐蝕，轉化為族群對立。

主流政黨的應盡之責

面對民粹主義的挑戰，兩大政黨不應再躲在「民意」的背後進行政治精算，而必須展現出真正的領導力來修補被撕裂的社會。自由黨與工黨首要的任務是重塑關於移民的正面敘事，停止將複雜的結構性經濟問題 — 如住房供應不足或基礎設施落後 — 單一地簡化為移民配額問題，並勇於用真實數據向選民解釋多元文化對國家經濟成長與社會活力的長遠貢獻。

政黨領袖在立法層面應摒棄黨派私利，推動更完善且具備實質約束力的反仇恨言論法，確保所有澳洲人無論出生地為何都能免於恐懼生活。同時主流政黨必須停止與極端政黨進行偏好票的暗箱交易，因為這種以價值觀為代價換取席位的做法，本質上是在蠶食民主的根基，並鼓勵一國黨持續公然宣傳其極端政治主張。真正的進步來自於特別是針對鄉村與偏遠地區、與社區建立透明的對話渠道，政黨應投入資源消除地理隔閡帶來的認知偏差，而非利用這種無知來收割選票。

兩大政黨亦必須改變目前「放任自流」的多元文化管理模式。主流政黨長期以來對文化多樣性的支持仍停留在慶典表面，如在農曆新年時出現在廟會或剪綵儀式，卻鮮少投入實質資源促進不同語言與文化背景（CALD）社群之間的深層互動，讓移民社群及本地人處於孤立，缺乏跨社群的對話與教育機制。當兩大黨只滿足於在特定族裔選區進行選舉動員，而非主動創造平台讓新移民與鄉村地區的保守選民、甚至是不同族裔之間進行交流時，「並行而不相交」的社會結構便成為了偏見的溫床。政府應推動跨區域的社群交換計畫，或是在教育體系中加入更多關於當代移民貢獻的深度課程，而不是僅將多元文化簡化為食物節或民族舞蹈。如果政黨繼續將移民社群視為互不往來的選票庫，而非需要積極整合的社會有機體，那麼澳洲社會的裂痕只會隨著一國黨的挑唆而愈發深重。

唯有當兩大黨能挺直脊梁，將社會凝聚力置於選舉利益之上，澳洲的多元文化主義才能從口頭上的修辭，轉化為堅實的國家防禦機制。反過來說，如果兩黨仍繼續推卸責任，並試圖討好一國黨，那麼建立在移民基礎上的澳洲社會，無論對本地人還是移民都將面臨嚴重的動盪。

選民的抉擇

隨著維多利亞州選舉以及即將到來的 Farrar 選區補選，澳洲正處於政治取向的十字路口。面對一國黨的崛起及對社會凝聚力的蠶食，身為移民背景的選民絕對不應將選票投給一個以歧視與排外為核心教條的政黨，也必須清醒地看穿主流政黨的政治算計 。自由黨為了選票不惜在政策上「一國黨化」向右翼傾斜 ，而工黨則在沈默中默許了排外情緒的蔓延 ；兩大黨的膽怯與投機，讓他們在保護多元文化價值上雙雙失職 。

作為移民及選民，我們的選票不應僅僅是為了在兩個「不完美」的大黨中做選擇，更應成為一種發聲的工具 — 要求兩大黨停止玩弄移民議題，並挺身直面一國黨的謬論。我們必須呼籲正視多元文化的深層困境，要求政黨停止將移民當作經濟危機的替罪羊。只有當我們拒絕被當作政治籌碼，並在投票時要求政黨展現真正的道德勇氣與政策透明度，才能守護這片土地長久以來的包容與尊嚴，不讓澳洲的未來被埋沒在過時的仇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