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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活壓力到身份焦慮:反移民遊行背後的社會裂痕

八月三十一日,雪梨、墨爾本、布里斯本、坎培拉、阿德萊德、荷巴特與伯斯等主要城市同時爆發「為澳洲而行」(The March For Australia)的反移民示威。

主辦方打出「反對大規模移民」的口號,聲稱移民擠佔住房與經濟資源。在墨爾本,約有一千人參加;雪梨的規模更大,吸引五千至八千人走上街頭。遊行隊伍揮舞著澳洲國旗,高喊「Australia」,也有人喊出「滾回去」與「停止入侵」等排外口號。

對剛抵澳的移民,甚至已經在此落地生根的居民而言,這樣的場面不僅困惑,更可能令人感到被排斥。總理阿爾巴尼斯在訪問中指出:除了原住民,澳洲人都是移民或其後代。澳洲的歷史由原住民文化延續數萬年,而歐洲殖民時期的大規模移民,則深深塑造了現代澳洲的社會結構。換言之,今日走上街頭的許多示威者,本身其實也可能是移民後裔,為何他們會有這麼強烈的排斥移民心態?

/ NSN 領袖Sewell

被極右思想挾持的反移民遊行

這次名為「為澳洲而行」的集會某程度上是受到八月三日「為人道而行」(March for Humanity)親巴勒斯坦示威的刺激。當日雪梨約有二、三十萬人上街,其他城市也有響應。遊行中不僅出現滿街的巴勒斯坦旗幟,也有人揮舞哈馬斯旗幟,甚至高舉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畫像。這些場景引發部分民眾對「外來移民」的不安,進而促成了「為澳洲而行」的誕生。

這次的發起人自稱是「愛國人士」或「普通澳洲人」,訴求包括反對「大規模移民」、保護國家文化與身份。他們透過 TikTok、X 和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大力宣傳,主打「只揮澳洲國旗、不准外國旗幟」,並以「捍衛澳洲價值觀」作為口號。

然而,這場示威很快被政府和輿論批評為「散播仇恨、分裂社會」。原因之一是主辦方與極右勢力的聯繫。據《澳洲廣播公司》報導,相關網站曾引用極右白人提出的「重置移民」(remigration)概念,即主張大規模遣返非歐洲移民,又曾刊載親納粹與希特勒的梗圖。雖然事後刪除,但已顯示背後潛藏的極右傾向。

當中再引起爭議的是,新納粹組織「國家社會主義網絡」(NSN)的公開參與。這個團體不僅反對移民,更鼓吹白人至上與反猶太思想,甚至公開崇拜希特勒。雖然主辦方澄清只是鼓勵不同團體參與,並非極端主義者辦,但其言論與平台很容易被新納粹與種族主義者挪用。例如於集會當天部分NSN成員高喊「澳洲是白人的」,並闖入墨爾本具有原住民抵抗象徵的「主權營地」(Camp Sovereignty),踐踏原住民旗幟、熄滅紀念祖先的聖火,伴隨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口號。這使得「為澳洲而行」被主流媒體貼上「極右」乃至「法西斯」的標籤。

當中也有矛盾位的是,如果集會的核心真的是「移民數量過多」所帶來的社會壓力,為何部分參與者的矛頭卻指向原住民和少數族裔?這讓原本可能是一場移民政策的辯論,變成新納粹藉社會焦慮推廣白人至上主義的舞台。

而這些遊行在「反移民」與「愛國」的名義下,也讓部分民眾在不自覺中成了新納粹的宣傳工具。對極右組織而言,移民議題只是最容易挑動情緒的切入點,真正目的是煽動種族仇恨、進一步撕裂社會。

事實上,遊行隊伍中的人群並非單一。除了高舉民族主義口號的激進分子外,也有一些關心生活成本的民眾,甚至包括多年已定居澳洲的移民。例如,在雪梨,台上講者強調「捍衛文化與生活方式並非仇恨」,引來群眾呼應;但當一名自稱「澳洲白人」組織的領袖發言呼籲掀起「新一波民族主義」時,部分群眾立即表現反感,有人當場喊出「這是仇恨言論!」,隨後不少人選擇提前離開。可見,即便在同一個「愛國」口號下,正當民怨與極端思想交織並存,這種混雜性正折射出澳洲社會的撕裂。

此外,也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參與反移民示威的第一代移民,他們大多稱只是要反對「低技術」或「非法」移民,認為這些群體未能融入澳洲社會,造成各種社會問題;相反,對於帶來大量資產或資源的移民,則表現出歡迎態度。這種選擇性標準,可謂是偽善。站在相對優勢的物質地位去批評較弱勢的移民群體,本質上仍是一種排外心態,也是一種「仇恨」,實在可笑。

澳洲移民過多的觀感與現實

在這次「為澳洲而行」的反移民示威中,除了極端民族主義與極右勢力的身影,也有不少參與者是因為擔心「大規模移民」擠壓住房和經濟資源。主辦方亦強調這一點,但卻始終沒有明確定義何謂「大規模」。然而,澳洲自建國以來就是一個移民國家,而「移民人數過多」有機會只是一種社會觀感,未必與實際情況完全吻合。

從數據來看,移民規模並非一味持續上升。根據 2021 年人口普查,澳洲約有 55 萬名中國出生居民,十年間雖增長 72%,但近五年增幅僅剩 8%,增速明顯放緩。穆斯林人口在 2011 至 2021 年間雖然上升 70%,佔比也只是從 2.2% 增至 3.2%。整體而言,這些群體在全國人口中仍屬少數,只是因為高度集中於雪梨和墨爾本等大城市,使得社會感受被放大。

疫情更是重要的背景因素。邊境封鎖期間,國際學生與部分移民被迫回國,導致移民人數一度大幅下降。但隨著邊境重開,國際學生、技術移民和家庭移民迅速回流,海外淨移入(NOM)短時間內飆升至 34 萬人,而這些人大多集中於墨爾本和雪梨等大城市。這與住房供應不足、生活成本上升等問題重疊,自然加深了社會的不安。

而根據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2025 年 6 月的全國性調查顯示,53% 的澳洲人認為移民數量「過高」,比去年上升 5%;38% 認為「適中」,僅 7% 認為「過低」。可見「移民太多」的焦慮感正在升溫,擔憂移民帶來壓力。

但真正的矛盾可能不在移民本身,而在於住房與基建長期供不應求。

人口增長與社會資源壓力

根據澳洲統計局數據,截至 2024 年 6 月,澳洲一年內的淨移民人數達到 44.6 萬人,其中 20.7 萬為國際學生,大多持有臨時簽證。這股人口湧入,對公共醫療、教育、交通和社會福利帶來明顯壓力:急診等候時間延長、學校班級擁擠、公共交通擠塞加劇。這些現象不僅反映出民眾對資源分配的焦慮,也加深了對政府規劃能力的質疑。由於基礎設施與資源投入未能同步跟進,部分民眾便將責任歸咎於移民。

不過,問題的根源並不單純在於「移民人數太多」,而是人口增長與基礎設施規劃之間的落差。疫情期間,淨移民一度跌至負值,但房價依然飆升,醫療與教育系統依然面臨沉重壓力。隨著疫情後邊境重開,淨移民數字在短時間內反彈至歷史高點(2023 年超過 50 萬人),主要來自國際學生與臨時工人的回流。僅僅用移民數字並不足以解釋住房危機與社會緊張,真正的挑戰在於政府是否能透過規劃與投資,讓資源與人口變化保持一致。

在反移民抗議活動之後,聯邦政府於 9 月 2 日宣布,2025–26 年度的永久移民計劃將維持現有規模,即 18.5 萬人,重點仍放在技術移民與家庭團聚。同時,為了「更可持續地管理」學生人數,政府計劃在 2026 年將國際學生上限提高至 29.5 萬人。

另外,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政府正式終止 485 簽證延期政策:學士與碩士畢業生最多可停留兩年,研究碩士與博士則最多三年。英語門檻與簽證費用也相應提高。過去,不少 485 簽證持有人能自動延期,即使不具備獲取永久居留資格,也能長期留在澳洲,導致臨時居民數量過多,部分人從事低技術或低薪工作,進一步加劇了社會資源分配與勞動市場壓力,甚至出現「薪資停滯、物價上漲」的矛盾。

可以看出,工黨政府已逐步察覺問題,並透過調整政策來限制過多臨時居民的情況。未來若措施得當,移民規模與社會資源之間的落差或有望緩解。

移民於澳洲的定位與貢獻

在反移民情緒的輿論中,最常被提出的三個指控是:移民壓低工資、搶走本地人的工作,以及推高房價。這些說法雖然簡單有力,但未必經得起檢視。

首先,移民其實支撐了澳洲多個關鍵行業的運作。醫療體系長期存在人力不足,國際醫護人員的加入有效填補了空缺;科技、工程、資訊科技等領域同樣依賴海外畢業生,這些人帶來專業技能與新知識,推動創新與產業升級。移民創業更創造了額外就業機會,惠及本地居民與其他移民,形成經濟增長的正向循環。與其說「搶工作」,不如說移民在很多情況下成為維繫就業市場的重要支柱。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新移民本身沒有困境。許多人初到澳洲時,也會面臨語言障礙、文化適應和就業競爭,第一份全職工作的獲取往往十分艱難。因此,將就業壓力單純歸咎於移民,不僅過於片面,也忽略了移民群體自身承受的挑戰。

至於房價問題,數據更能說明問題。新冠疫情期間,澳洲邊境長期關閉,移民數量降至百年低點,但房價依然持續飆升,顯示推動房價上漲的主因是低利率、投資需求、土地供應不足與建築成本攀升。雖然人口增長確實增加住房需求,但並非導致房價高企的核心原因。

反移民與澳洲社會的挑戰

移民政策在澳洲既是經濟上的必要,也是社會認同的敏感點。這正是反移民示威所揭示的矛盾:和平與暴力、合理憂慮與極端思想交織並存。

如聯邦多元文化事務部長阿里(Anne Aly)所講,極右與新納粹分子正在利用民眾對住房與生活成本的真實焦慮,推動仇恨與排外。也像她指出一樣,澳洲歷史上早有將移民當作住房、基建問題代罪羔羊的傳統,這種傾向若不被澄清,極易重蹈覆轍。

政府在這其中也必須承擔重要責任。多年來,來自不同國家和文化背景的移民一直存在,相關問題並非剛剛才出現。例如,過度依賴特定國家市場、未有效處理國際學生利用學生簽證長期留澳工作,以及對第三國家移民缺乏系統性規劃等,都是政策上的疏漏。這些滯後的政策導致社會問題逐漸累積,最終被外界簡化為「移民問題」,但其深層原因其實是政府多年未妥善解決的結構性問題。若政府無法改善資源分配與制度規劃,反移民情緒將繼續被極端勢力利用,進一步加深社會分裂與對立。

從更長遠的角度看,澳洲社會的真正挑戰並非單純「移民過多」,而是如何在資源壓力與多元文化之間找到平衡。歷史上,「白澳政策」長期限制非歐洲移民,留下深刻的排外印記。如今,政府除了需加強住房與基建規劃,緩解人口增長帶來的實際壓力,也必須透過教育與多元文化政策,促進不同族群間的理解與包容,才能真正實現澳洲的多元社會理想。

文:李卓林 / 王天恩

圖: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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