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度下的新《長者護理法》：誰在決定長者命運？

然而，改革上路後，部分專家與媒體對其實施細節提出質疑，指出這套制度可能無法如預期保障長者的權益。

最近一篇《衛報》的報道指出，澳洲政府在評估長者照護需求的「整合評估工具」（Integrated Assessment Tool，簡稱 IAT）所使用的演算法，可能低估長者的實際需要，甚至令部分長者在重新評估後獲得更低的資助級別。甚至連曾參與設計問卷的專家顧問 Lynda Henderson 更坦言害怕自己未來要使用這套系統，因為當初設計問卷時，並不知道政府會用演算法來決定長者的照護資源。

這場爭議並不只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觸及澳洲長者護理改革的一個核心矛盾：當政府試圖透過數據與科技作標準化決策來提升效率時，是否同時削弱了臨床專業與人性化照護的角色？

事實上，澳洲長者護理制度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多重問題，包括制度的漏洞、資源分配的不均，以及行政流程的複雜與漫長等。而對於我們少數族裔社群而言，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都可能影響長者是否能真正獲得所需和合適的支援。

未來一年，《同路人》將持續與讀者一起關注澳洲長者護理制度的發展與問題，逐步探討這個影響數百萬長者與家庭的重要議題。本文將作為此系列的第一篇章。

從皇家委員會改革到數碼評估制度

IAT 的推出，源於 2021 年的 Royal Commission into Aged Care Quality and Safety。該皇家委員會在歷時兩年的調查後，對澳洲長者護理制度提出了極為嚴厲的批評。調查指出，整個制度存在服務質素不一致、監管不足以及資源分配不公平等問題，甚至在部分護理機構中出現「忽視與虐待」的情況。

委員會因此建議政府進行全面改革，包括建立新的《長者護理法》，並推行更一致的評估制度，以確保長者能公平獲得所需的照護服務。這項改革希望解決過去制度中不同機構使用不同評估方式，導致同一位長者在不同地區或不同機構評估時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結果的一大問題。

政府隨後推出名為「Support at Home」的居家照護改革計劃，而 IAT 則成為整個制度的核心評估工具。在實際操作中，評估通常由受培訓和具有醫療或健康專業背景的臨床人員進行。他們在家訪或電話訪談過程中，將長者的健康狀況、行動能力、認知能力以及日常生活需求等資料輸入系統，再根據政府制定的「演算法」來為答案打分並分類，把結果轉換成八個居家照護資助等級之一，進而決定長者可獲得的照護等級與資金補助。

居家照護資助的第1級每年約提供10,731澳元的資助；第2級約16,034澳元；第3級約21,966澳元；第4級約29,696澳元；第5級約39,697澳元；第6級約48,114澳元；第7級約58,148澳元；而第8級則可達78,106澳元。從最低到最高級別的資助差距超過六萬澳元，顯示不同分類之間的資助範圍相當大。

透過建立全國統一的評估系統，政府希望讓長者只需接受一次評估，就能確定其所屬的資助級別，從而減少行政程序與等待時間。

評估系統的準確度隱憂

雖然改革旨在簡化程序、縮短等待時間，但實際操作上仍存在多重問題。整個申請與評估過程本身需要時間：長者在提交申請後，理論上應於 2 至 6 星期內接獲評估員聯絡並安排上門或電話評估，但在需求較高的地區，實際等待時間可能長達數個月。完成評估後，通常還需約兩週，才能收到政府寄出的《決定通知書》。在獲批資格後進入全國輪候名單，還要等待政府分配相應照護資金。根據 My Aged Care 截至 2025 年 11 月 1 日的估算，從獲批資格開始尋求服務起計：緊急優先個案需等待最多約 1 個月，高優先級約 1.5 至 2.5 個月，中等優先級約 8 至 9 個月，標準優先級則可能需要 10 至 11 個月。然而，這些僅為估算時間，並非保證。

這也意味著，IAT 評分只反映提交申請時的狀態，無法即時反映長者健康的變化。當長者在至少一年後才真正收到評估結果或資助安排時，其身體狀況往往已與最初評估時不同，高風險長者可能因此被分配到較低優先級別，導致支援錯配，照護不足。

而且，雖然 IAT 是由心理學、心理計量學及統計學專家設計，但這並不意味著其評估結果必然完全準確或毫無爭議。任何基於問卷與評分機制的評估工具，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一定程度的主觀判斷。評估人員在與長者接觸時，需要根據訪談內容、觀察與專業經驗去理解其身體狀況、認知能力與生活需求，但不同評估員在理解與判斷上可能存在差異。

此外，評估人員素質與支援也會影響結果。評估結果部分依賴評估員的臨床經驗、專業判斷和對長者狀況的理解。有些評估員可能缺乏足夠培訓，或因時間與工作量壓力無法深入訪談。長者的健康狀況、心理需求、生活環境與文化背景差異等複雜問題可能也不是一兩次的家居或電話訪問就能清楚了解。即使社工或家屬提供背景資訊，也不一定能完整反映長者的實際需求，尤其對於獨居長者或無子女照料者，信息的不足會直接影響準確度。

官僚主義下的演算法與政府凌駕

全國統一的評估系統表面上強調公平與效率，但不少批評者與前線照護工作者指出，演算法常低估長者的真實需求。一些健康狀況已惡化的長者，在重新評估後反而被歸入較低需求等級，得到的資金與服務與實際需求不符。因為這種設計往往忽視一些難以量化的問題。這類計分制度，必須把複雜的健康與生活情況轉換為一系列標準化問題，再以分數計算方式將長者分配到不同資助級別。然而，這些答案究竟是如何被轉換成分數？不同因素的權重如何決定？哪些需要被視為「高風險」？這些關鍵判斷在演算法中往往缺乏透明度。

更重要的是，長者的處境往往並非單一功能問題，而是認知退化、社交孤立、慢性疾病與生活環境交織而成的複合風險。這些難以量化的因素，很難透過幾條標準化問題而被得知。當制度試圖以固定問題和數值分數去衡量長者的生活狀況時，就不可避免地將複雜的人類經驗過度簡化。雖然評估系統或許在行政上顯得一致與高效，但在現實中卻可能低估真正的照護需求，讓一些最脆弱的長者反而被歸類為「低需求」群體。

更大的問題是，評估員在新制度下無權覆核或推翻演算法結果。早期政策曾允許評估人員在必要時調整 IAT 結果，納入長者個人目標或專業判斷。但自新《長者護理法》生效後，政策明確禁止評估員更改居家照護資助級別，除非極少數例外（如臨終或復康護理）。這意味著，專業評估員在實務操作中只能輸入資料，最終決定權完全落在系統演算法上，長者需求的真實反映被壓縮甚至忽略。

政府找來心理學、心理計量學及統計學專家提供研究建議並設計問卷，看似是以專業研究支撐的評估系統，實際上整個決策過程最後仍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評估員的專業判斷，在演算法主導的評估機制中往往難以得到充分體現。

這套工具本意源自長者護理皇家委員會推動的統一與人性化評估，但透過「規則化」的演算法限制人工干預，實際上形成了一套去人性化的官僚流程，把財務控制置於長者生活現實之上。評估員在系統中淪為資料輸入員，所輸入的資訊最終經演算法處理，只會忽略長者的的真正需要或家庭壓力等細節。真正的問責應包括公開演算法原理、恢復臨床決策權，並將長者置於流程之上。

制度可修改，健康卻不等人

當評估結果與現實需求出現錯配時，後果往往不只是行政程序上的問題，而是直接影響長者的生活與安全。錯誤的分級導致服務延誤、支援減少，家屬往往被迫在漫長的申訴與重新評估過程中自行填補照護缺口。但對於那些沒有子女在身邊、甚至沒有家庭支援的長者而言，他們又能依靠誰呢？

雖然理論上，制度仍然提供補救機制，例如在 28 天內申請重新評估、提交額外證據或透過服務機構反映問題。然而，現實往往更加殘酷。重新評估需要時間，而在等待的過程中，長者的身體狀況只會持續惡化。當行政程序的節奏慢於健康惡化的速度時，一些真正需要支援的人，最終可能在尚未獲得合適服務之前便已陷入更嚴重的危機。

一個原本旨在提高效率與一致性的制度，是否無意中重演了過去忽視人性與個別差異的失敗？科技本應是協助專業判斷、強化同理心護理的工具，而不應取而代之。

然而，本月老年護理部長薩姆·雷（Sam Rae）在面對問責時，一再強調 IAT 分類演算法「並不取代評估人員的意見」，而是「依賴評估人員先在 IAT 中記錄建議」，聲稱評估人員仍在確保高品質結果中發揮關鍵作用。對於「演算法何時啟用、由誰設計」等核心問題，政府卻至今未作回應，其表述更多是拖延與迴避問題，安撫人心而非真正問責。

隨著澳洲人口快速老化，確保長者照護評估制度以「人」為中心，而非以流程或演算法為中心，已不只是政策設計的問題，更是反映了社會對長者尊嚴、同理心和公平性的重視。如果制度無法及時調整，這些今天看似零散的問題，可能在未來演變為整個長者照護體系的信任危機，而付出代價的，將是澳洲最脆弱的一群人。

文 : 本刊編輯部

圖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