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與「錯」之間前行 ——維州州長Daniel Andrews訪華

在「對」與「錯」之間前行

——維州州長Daniel Andrews訪華

兩位聯邦自由黨政客哈斯蒂(Andrew Hastie)和派特森(James Paterson) 本計劃在12月同工黨議員基奧（Matt Keogh）訪問北京，但因批評中國政權而被禁止訪華。議員哈斯蒂因在8月因將中國崛起同納粹德國類比而受到批評，參議員派特森則談及了澳洲大學的外國影響力風險。

中國事務機構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很遺憾的瞭解到中國政府通過駐坎培拉大使館轉達給中國事務的決定，目前，哈斯蒂先生和派特森參議員在中國不受歡迎。」

而10月23日晚上在北京，澳大利亞維州州長Daniel Andrews與中國簽署了新的「一帶一路」協議。

在去年10月25日，雙方就「一帶一路」倡議達成了一個諒解備忘錄。維州成為澳大利亞第一個與中國政府就「一帶一路」倡議達成協議的州政府。

協議內容

根據已公開發布的協議，維多利亞和中國同意在以下優先領域密切合作：

基礎設施——共同的目標是增加中國基礎設施公司在維多利亞州的參與度，並為中國以及第三國的維多利亞州公司提供機會。

創新——探索高端製造，生物技術和農業技術領域的合作。

應對老齡化——建立在這一領域成功的合作基礎上，並通過交流，協作或培訓計劃探索機會來共用能力。

貿易發展和市場准入——促進維中在農產品，食品，保健食品和化妝品方面的雙向貿易。

對維州的好處

3年前到現在，澳洲聯盟政府內部一直在爭執澳洲到底要不要加入「一帶一路」，雙方分歧很大，甚至在為一條悉尼至所羅門群島的互聯網電纜能不能讓中國華為來建，未來5G項目有他們參與會不會對國家不安全……這些問題吵的喋喋不休，Daniel Andrews帶領維州早早開始佈局，過去5年，中國在維州的投資額佔澳洲投資總額的份額增加了3倍，維州對中國的出口額增漲近一倍。

新的經濟秩序，新的政治地圖，70多個國家，44億人口，1萬億美元，和幾乎無限大的雄心壯志，維州政府建立了由22個貿易和投資辦事處組成的網絡，其中12個位於中國、日本、印度、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維州在中國的存在感是全澳所有州中最明顯的。

新協議將有助於在基礎設施，創新，老齡化和貿易發展等關鍵領域快速跟蹤合作，為維多利亞州公司提供更多機會，獲得更多的投資，更廣闊的貿易，並提供更多維多利亞州工作機會。

Daniel Andrews的想法

Daniel Andrews曾經表示過，「我們需要明確一點，我並不是說我們將始終在所有事情上達成共識，但從本質上講，真正的夥伴關係必須建立在真正的尊重和真正、切實、一致和持久的承諾的基礎上。

不僅要在經濟上，而且還要在社會和文化上結成持久的紐帶。這些關係不僅僅是購買，而且是一種合作。除了交易，它們還涉及信任。關係是一種投資，一種在很多層面上都是金錢無法買到的投資。 」

「我們不認為中國是我們的好客戶，我們認為他們是我們的好朋友。」

「當維多利亞和中國在2018年簽署『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時，我們承諾為維多利亞州人帶來切實的利益，有了這項協議，我們將做到這一點。」

Daniel Andrews的想法其實是希望跟中國「求同存異」，他知道在此時此刻根本不可能跟中國在所有事情上達成共識，甚至在可以看得見的未來也很難達成共識，於是他期望維州能以一個地區的身份去跟中國建立在經濟上的聯繫，這也是此時最可能能跟中國達成共識的點，而這也將為維州的經濟帶來希望。

對中國的好處

中國的國有和私營企業一直都在尋找海外投資機會，全球各地的政治領導人幾乎每天都來北京尋求中國資金。中國企業已經被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的一些不可行的基礎設施項目刺痛，可能會權衡與維州交易的利弊，而不是魯莽地揮霍金錢。

這些協議對於中國的真正價值在於外交。因此，中國政府很高興能夠繞過坎培拉，直接與州政府達成協議，並希望與其他州達成更多協議能夠迫使聯邦政府在未來改變政策。

如果澳大利亞，尤其是維州可以成為「新模式」的良好的「試點」，那麼這種模式就可以在未來複製。建立聯繫的可以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手段，而是國與地區間的經濟手段。而這種模式甚至可以複製到台灣去。

陷入爭議

聯邦政府不斷地在權衡經濟、政治、國家安全、價值觀……的時候，維州州長Daniel Andrews自己跑到北京跟北京達成「一帶一路」協議，這是否破壞了現行的聯邦體制，這是最大的爭議。

就像聯邦內政部長Peter Dutton所說的，「他為什麼認為這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他為什麼認為這符合維多利亞州的利益？」這是第二個爭議。

Andrews政府決定打破與聯邦工黨的一致立場，甚至這是否是未與同僚商議過的「船長下令」（captain’s call），這是第三個爭議。

基於以上的爭議，Daniel Andrews甚至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被扣上「獨裁」、「維獨」的帽子，州政府就是沒有與聯邦政府的外交政策達成一致，看起來純粹是州政府的經濟利益，可能會帶來戰略或政治後果。 Andrews不可能不知道這樣的後果。

只是，如果不站在未來回顧歷史的角度，我們也真的無法判斷Andrews政府的決定，對於維州民眾、維州經濟或者澳大利亞經濟和未來，是否正確。 Andrews政府在面對如此大壓力的情況下，做出瞭如此冒險的決定，我們只能期望它值得。而以上的爭議，仍將延續討論，到底是「真正的破壞聯邦制度」還是「不破不立」還需要更多的權衡，也需要聯邦政策進一步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