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控下寫出的歷史：東西方歷史觀對比與抵制扭曲敘事 – 記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

東西方不同的歷史觀

歷史是人類將知識傳承給下一代的重要基礎。儘管這個概念似乎被大多數人類所認同，但西方與東方社會在如何記錄歷史事件上，似乎並沒有達成共識，這是由於東西方社會各自不同的結構，而由此也產生了歷史上的不準確性與分歧，同時也導致國家之間的爭議。

隨著媒體時代的到來，二戰歷史敘事在不同國家之間出現了顯著差異。我們希望以中國在二戰中的角色如何被不同方式記錄與呈現為例，說明媒體在歷史事件可能被宣傳或虛假資訊扭曲的時代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首先，中國與西方國家在記錄歷史事件的方式上已經存在差異。西方國家會將歷史紀錄存入國家檔案館，但其政府並不會左右個別作者如何撰寫當下或過往事件。相對地，歷史悠久的中國更偏向由下一個朝代， 按前人留下的紀錄，撰寫前朝歷史。而這個角色通常僅限於不能違抗皇帝專制的史官，否則平民百姓若揭露歷史真相（例如鐵腕統治下的事實），可能連整個家族都會遭到滅絕。

當然，這並不表示西方歷史記錄就沒有不準確之處。從外部觀察的角度來看，例如觀察一個國家遭受別國入侵的情況，事情的描述會由於視角不同而往往不盡相同。如果你詢問一位年長的中國人有關中日戰爭的看法，他們會極力捍衛自己的國家；外國人則可能從土地所有權、意識形態或政治叛亂等角度分析戰爭成因。

相比於西方國家所提倡的「知識與個人主義普及於個人」的文化，中國則是中央集權如何掌控資訊存取與解讀權力的最佳範例。早在印刷技術普及之前，中國已建立起全國統一的書面語言。與鄰近國家不同，中國歷史的處理顯示其國家結構，長久以來就旨在主導歷史事件的詮釋。相比之下，日本雖在幕府時代及後來天皇統治下實行集中政權，但仍允許地方文化與歷史紀錄存在差異。像寮國這樣的小國，也擁有分散的記錄系統，使歷史敘事更多由地方社群與口述傳統塑造，而非由單一中央權力決定。所有這些都證明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可以深刻地影響歷史詮釋，甚至導致截然不同的觀點。

由於這種核心差異，當涉及個人利益與衝突時，歷史事件更容易被扭曲。當然，現今我們已不再有真正的歷史學家—他們的地位正如「日落西山」般逐漸式微。因為他們的工作逐漸被全天候播放的新聞媒體取代。然而，不同國家的新聞若持續呈現扭曲的歷史版本，就會造成重要歷史事件被遮蔽。因為敘事者，甚至政府，可能覺得這些事件對其名聲不利，導致在敘事中不被重視。

中國現時對抗日戰爭的教育

以中國共產黨（CCP）對中日戰爭的重述為例，目前中國的教科書多強調中共是抗日的先鋒。但事實並非如此。抗日真正的領導者是中國國民黨的蔣介石，他起初不願介入，直到在西安事變中被軟禁後才被迫與中共形成勉強的聯盟，共同抵抗日本軍隊。這也意味著日本對中國的入侵，早於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就發生了。

此外，中共定性溥儀參與偽滿州國為日本軍隊找到進入中國的突破口，但其自身的自尊與利益使得一些滿族人的視角受到限制。當時的滿族人確實存在責任，但需注意的是，當時滿族居住地區，並不是在中國中央政權的有效統治之中， 而是由軍閥主政。滿族人對中國的影響力極小，溥儀僅是被其顧問說服接受日本提供的金錢利益而作為日本人的傀儡。因此，從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事件，便會因雙方利益懸殊而扭曲觀點。事實上，具批判性思維的人可能會思考：「蔣介石是否因不想輕舉妄動、以免打草驚蛇，而延遲行動？」這樣的角度，也影響人們如何判斷日本侵略的程度。

另一個中共有意扭曲的方面，是中國士兵的英勇表現，以及其他國家是懶惰或冷漠、不願援助。在中共敘事中，西方國家只關心入侵中國以獲取土地和資源。然而，這只是部分真相。雖然英國確實迫使清朝割讓香港，但歐美國家未派軍隊援助中國，更大可能是出於實際的外交考量。在珍珠港事件前，如果他們派遣軍隊到中國，就必然會破壞與日本的外交關係，可能更早就引發全面的戰爭。因此，西方採取了更安全的策略，先提供火藥與武器，直到日本轟炸珍珠港才突破最後底線。這情況和今天已打了三年多的俄烏戰爭，何其相似。

澳洲人唐納德的故事

由於中共影響滲透到當代外交，許多西方國家為討好中共，往往不自行研究其國民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大部分澳洲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歷史中有人在二戰中扮演重要角色。實際上，有位名叫威廉·亨利·唐納 (William Henry Donald 唐納德）的澳洲記者，就在中日戰爭背景中發揮過重要作用。

唐納德最初是記者、外派通訊員及中國顧問。在1911年革命期間，他曾協助孫中山短命的革命政府，與外國勢力談判。這是他首次直接參與政治，而非單純報導，協助中國革命者與外國利益進行調解。早期他曾仰慕日本，甚至因報導日俄戰爭（1904-05）獲得日本榮譽。然而，到1915年左右，他公開批評日本帝國主義，並提高了西方對日本侵略的認識。

唐納德最關鍵的角色之一，是在西安事變中參與調解蔣介石被囚禁。他以顧問身份，在危機中協助中國主要領導人談判，使蔣介石在承諾與中共聯手後獲釋。不過他在1940年因中國對德國政策與蔣介石發生分歧，並在太平洋戰爭中被日本俘虜於馬尼拉，最終於1945年獲釋，但其影響力從此開始衰退。

由於唐納德在中國多年身處幕後，他的工作無論是協助蔣介石、調解政變，還是協助孫中山政府，都較少被歷史學家重視。大多數人認為，要將其行動濃縮為課堂或報紙文章十分困難。因此「蔣與毛」、「日本入侵」等頭條比中間人的貢獻更吸睛。此外，澳洲與唐納德有關的一手資料有限，唐納德的主要文獻如信件、報告或日誌，多存於中國或專門研究機構，尤其是當代澳洲歷史課程更注重殖民史、澳新軍團或本土政治，而非國際事務，使他在公眾意識中逐漸消失。

中國當局也無意提及唐納德，因為他不是在戰場上顯眼的英雄。他的角色有時甚至在政治上不方便，例如在中共官方敘事中，往往淡化內部妥協或外國角色。因此，中共在戰後慶祝自身建政時，會傾向過濾掉被視為微不足道的人物。即便在媒體上慶祝中國抗戰成功，也多半如此。

中央集權影響歷史的記錄

事實上，與西方人讚揚歷史是為了傳承與學習不同，大多數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更強調以民族自豪感為先，而非歷史的真確性，導致新一代對於學習正確歷史事件既不知情，也不願意投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實施系統性的歷史灌輸教育，運用學者所稱的「失憶治療法」，以掩蓋如六四天安門事件等令人不安的歷史真相。透過控制學校教育中年輕一代所學，中共能塑造集體記憶，有效地抹去某些事件或將其包裝以符合黨的敘事。這種做法與西方形成鮮明對比，西方歷史事件即便具爭議性，也往往公開辯論，並提供多元觀點供批判分析。同樣地，中共也試圖操縱對其他國家的認知，例如日本。儘管日本已不再實行帝國主義，中共敘事卻常將其描繪成持續威脅，影響國內與國際輿論。這些例子清楚表明，歷史從未純粹客觀，其解讀可能因政治目的而扭曲，而理解這些扭曲對於培養下一代的批判性思維至關重要。

雖然中共系統性灌輸的手法廣為人知，但這在亞洲並非獨特現象。以戰後日本為例，官方審定的教科書強調和平主義與憲政民主，同時淡化帝國侵略歷史；而南韓與台灣則在民族主義與民主觀點之間交替呈現自己的歷史。東南亞小國，如越南、寮國與柬埔寨，則多依靠口述歷史和分散的記錄，地方社群塑造集體記憶。這些例子表明中央集權與分散記錄制度會極大影響世代對過去的認知，強化了控制歷史敘事對國家認同塑造的重要性。

澳洲參與了抗日戰爭

中共對歷史的影響力也延伸到國境之外。孔子學院及其他文化計畫在外國推廣與黨意識形態一致的中國歷史敘事。此舉塑造國際認知，影響教科書、博物館展覽及海外媒體報導。同樣，若忽略澳洲或日本等國對二戰的觀點，容易造成歷史理解的偏差。這凸顯出，掌控歷史敘事不僅是國內灌輸，更是一種軟實力工具。

澳洲政府在歷史記錄保存與傳播方面也犯下了類似的錯誤。雖然不像中國共產黨大肆宣揚在中日戰爭中擁有所有功勞，但澳洲政府也不能說是無關。因為它長期隱瞞了澳洲曾經與英國合作、派遣軍隊支援中國的歷史 — 即鮮為人知的「204行動」。1942年，約有250名英聯邦軍隊成員，其中包括第8師的48名澳洲士兵，被派往中國支援蔣介石。儘管面臨後勤挑戰和與中國指揮官的緊張關係，駐守的澳洲軍隊仍進行了數次成功行動，包括伏擊以及一次對鄱陽湖附近日本軍駁船的著名突襲。

但由於內部政治緊張與部隊健康問題，204行動於1942年11月撤回。更糟的是，中國國民黨最終被中國共產黨驅逐出中國，不得不退守到台灣。澳洲政府可能出於尷尬與顧忌，一直拒絕向公眾提及或教育這段歷史，直到相關資料於2023年重新浮出水面。雖然可以理解現今澳洲政府被視與中國政治掛鉤，但撤回公眾了解澳洲戰爭歷史的權利仍是不公平的，這本質上間接助長了中共對歷史的壟斷與操控。

綜上所述，中國在中日戰爭及二戰期間的慶祝活動表明，公眾所知的歷史敘事往往受政治利益與媒體控制所影響，導致人們對中日戰爭等事件的理解可能不完整、有偏差，甚至被刻意遮蔽。沒有批判性分析或多來源資訊，如唐納德等重要外國人物和事件可能被公眾遺忘或誤解。

批判性地看歷史

此外，無論是課本還是新聞報導，同一歷史事件的呈現方式可能因敘事者不同而大相逕庭。無論是出於民族自豪感、政治利益或公共敘事目的，都凸顯了比較研究的必要性。政府往往利用每代人年輕易受影響的特性，傳播半真半假的歷史甚至謊言，以民族團結的名義掩蓋其自身英雄敘事。歷史越久遠，人們挑戰這些被政府製造的虛構歷史的意願也越低。

因此，讀者必須批判性地看待歷史，認識到被慶祝或突出的事件並非完整真相，許多重要貢獻者仍隱身於主流敘事的陰影之中。若不想被半真半假的歷史或精心設計的謊言所迷惑，便需要採取行動。

例如讀者可以閱讀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多個新聞來源。以戰爭生存紀念活動為例，可對比中國官方媒體與西方媒體報導的同一事件：中國媒體是否更偏向強調中國士兵？西方媒體是否更解釋了歐洲國家基於與侵略者的外交關係，而選擇不派兵援助中國的理由？

另一個供讀者思考的例子是鼓勵反事實思考有助於讀者以批判性方式理解歷史。諸如「若蔣介石早些介入，結果會如何？」或「若教科書呈現多元觀點，事件將如何不同？」的問題，可激發分析性思維。教育者與媒體若將不同觀點並置，能教導年輕世代歷史的複雜性，而非固定敘事。

新聞媒體對歷史的責任

此外，新聞媒體是否應減少依賴政府來源，以便向新一代傳達歷史事件？如中共持續將自己宣傳為中日戰爭的真正英雄，而忽略導致日本戰敗的其他因素，新聞工作者應尋求來自不同背景和檔案的學術歷史學家作為可行替代方案。若中國記者無法做到，西方人也不應過度依賴中國媒體，從而有助於資訊來源的多元化。即便政府提供數據，記者也應與多個來源交叉核實，對比戰爭傷亡數字、日期或不同國家檔案中的紀錄。

為了抵消偏頗或不完整的敘事，媒體應積極進行調查性報導。不僅依賴新聞稿或官方慶祝活動，記者應深入檔案、個人帳目以及不為人知的資料來源。這能揭露被忽略的貢獻者、爭議或隱藏故事 — 例如唐納德在中國長達數十年的影響，否則這些故事可能將會消逝於歷史之中。

呈現官方以外的歷史陳述

歷史事件很少是單一面向的。為了準確重述，新聞媒體應呈現國內與國際不同觀點。例如報導中日戰爭時，與其依賴來自中共或國民黨資料，替代方案可包括日本以及西方觀察者的紀錄，甚至包括戰爭幸存者後代的口述歷史。比較這些觀點能幫助讀者理解事件的複雜性，並辨識偏見、自尊或自利如何塑造敘事。

因為歷史常透過國家、重要領袖或重大戰役的視角呈現，使無數對事件有深遠影響的個人被忽略。許多無名貢獻者 – 如前線照護士兵的護理人員、跨越語言與文化鴻溝的翻譯人員、保衛社區的地方民兵，以及在戰爭混亂中努力生活的普通平民，往往影響事件結果，卻未獲正式承認。例如基層組織者和社區領袖經常緩解饑荒、遷徙或政治壓迫，但他們的故事在主流教科書中鮮少出現。強調這些人物挑戰簡化的民族主義敘事，並引導讀者批判性地審視歷史事件的多面性。通過納入個人故事、信件、日記及口述歷史，歷史學家和教育者能提供更豐富、細緻的歷史理解，證明歷史不僅是領袖的故事，更是普通人的日常決策如何跨越世代產生深遠影響。

多角度歷史敘事的重要

歷史敘事不僅是學術辯論，也積極影響當代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中共對歷史解讀的控制深刻塑造了公眾對台灣、南海、香港及日本的認知，往往將政策描繪為防禦性或復原性的，符合特定國家敘事。例如，強調「百年屈辱」或抗擊外國侵略的英雄事蹟的教科書，能增強國內對外交強硬政策的支持。理解這些操控，能說明政府如何利用歷史來合理化政策、培養民族情緒並塑造國際認知。媒體、教育計畫與文化外交將這種影響力擴展至全球，微妙地引導其他國家對涉及中國事件的解讀。認識這些動態對分析師、教育者及公民都至關重要，因為這凸顯了歷史不僅是過去的記錄，更是可以被主動運用來影響當代政治與國際關係的工具。

數碼時代對歷史的挑戰

在數碼時代，歷史敘事的格局進一步改變，社群媒體不僅是連接的空間，也是意識形態競爭的戰場。TikTok、微信、YouTube 和 Twitter/X 等平台已成為歷史觀點的競技場，病毒式短片、迷因和演算法推薦的內容往往比正式教育更強烈地影響認知。演算法傾向推廣能激起強烈情緒的內容，如民族自豪感、憤怒或聳動性新聞，從而強化特定觀點，同時壓制其他聲音。相比之下，傳統教科書雖觀點有限，但經過精心策劃與審核，至少能保證事實的一致性。

對於在線成長的年輕世代來說，培養媒體素養、批判性思維以及多方求證能力至關重要。這不僅能抵抗宣傳，也能全面理解歷史的複雜性。鼓勵討論線上內容的來源與可信度可以幫助學生即時識別敘事操控，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以批判性眼光面對資訊。

最後，歷史報導應讓年輕一代易於理解。媒體可以運用多媒體工具 — 短片、資訊圖表、時間軸及互動文章 — 將複雜事件呈現得更易理解。清楚且吸引人的形式，如以淺顯語言與視覺呈現，有助於避免過度簡化，減少單一偏頗敘事主導公眾理解的可能性。

在這個宣傳、選擇性記憶與策劃敘事的時代，讀者必須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歷史。透過多方求證、質疑官方敘述、並包容多元觀點，我們才能抵抗半真半假的說法，發掘完整歷史。歷史不只是過去的紀錄，而是理解現在與塑造更有知識未來的工具。如果媒體、教育者與公民認真採取這些步驟，像唐納德這樣的幕後歷史推手，及許多其他影響歷史進程的隱形人物，終將獲得應有的認可。

文：本刋編輯部

圖: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