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強大到足以威脅世界？

過去三年，大眾對人工智能（AI）的認知多停留在「很聰明的百科全書」或「能寫詩的創意助手」。然而，Mythos 的出現正式宣告了 AI 進化的分水嶺：我們正從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跨入代理式 AI（Agentic AI）的時代。這不再僅僅是科技產品的更新，而是一個能夠直接干預現實世界、重構國家安全體系，甚至挑戰人類勞動定義的數位主體的誕生。

因為「太強大」而無法向大眾發布？

Mythos 是 Anthropic 在其名為 Claude 的廣泛 AI 系統下開發的最新模型之一。Claude 包含了該公司的 AI 助理與模型家族，與 OpenAI 的 ChatGPT 及 Google 的 Gemini 競爭。

Anthropic 於 4 月初以Mythos 預覽版（Mythos Preview）的形式揭曉了這款模型。

在內部的紅隊測試中，Mythos 展現了人類專家難以企及的洞察力。它在以安全性著稱的 OpenBSD 系統中，發現了一個潛伏長達 27 年、歷經無數頂尖工程師審查卻未曾被察覺的漏洞。更令人不安的是，它在 Linux 內核中發現了多個高危漏洞，並能自動將這些漏洞「串聯」（Chaining）起來，瞬間生成一套完整的攻擊腳本，奪取系統的最高控制權。

這種能力改變了網路安全的底層經濟模式。過去，發現一個「零日漏洞」（Zero-day vulnerability）需要數月的時間成本；但在 Mythos 面前，這變成了一種可規模化、可自動化的流水線作業。這意味著人類數位文明賴以生存的防火牆、加密協議與權限管理，在技術層面上已經面臨崩塌的風險。

Anthropic首席執行官Dario Amodei因Mythos模型風險過高，不宜公開發佈。這並非 AI 公司第一次因模型過於強大而決定限制發布。2019 年，早在 ChatGPT 時代開啟的數年前，OpenAI 對於其GPT-2 模型也採取了類似舉措。值得留意的是，當時 Anthropic 現任執行長 Dario Amodei 正是 OpenAI 的核心研究員。

從國家安全威脅到戰略工具

隨著 Mythos 的能力曝光，技術爭議也迅速演變為地緣政治的角力。這不再僅僅是矽谷的故事，而是白宮與五角大樓的戰略重心。

就在 2026 年 2 月，美國總統特朗普曾下令聯邦機構停用 Anthropic 產品，將其抨擊為受「左翼瘋子」控制的風險公司，五角大樓甚至將其列入「供應鏈風險」黑名單，理由是該公司拒絕讓軍方將 AI 用於包括自動武器在內的所有軍事用途。然而，Mythos 的強大迫使政治現實發生了轉向。

4 月 17 日， Dario Amodei受邀訪問白宮，與總統高級顧問進行高規格會議。儘管雙方在法庭上仍就國家安全風險交鋒，但美國政府顯然無法承擔失去 Mythos 訪問權的代價。這種「一邊訴訟、一邊合作」的荒誕景象，揭示了一個冷酷的現實：AI 已成為數位時代的核武。當華盛頓尋求技術規模化協定時，他們並非在推動創新，而是在尋求對這種新科技的絕對掌控。

此時的 AI已不再是單純的科技產物，而是國家安全層級的戰略軍物。

甚至，試想想，如果 Mythos 落入敵對勢力或跨國犯罪集團手中，它將不再是助理，而是能輕易癱瘓電力網、污染供水系統、凍結銀行帳戶等關乎社會日常運作的戰略武器。

琴翅行動

為了應對 Mythos 帶來的衝擊，Anthropic 發起了琴翅行動（Project Glasswing）。這項行動邀請了微軟、亞馬遜、Google 等 12 家科技巨頭與政府機構參與，旨在將 Mythos 的能力轉化為防禦力。

琴翅行動實際上建立了一種新型的「數位守門人」機制。由一家私營企業決定哪些機構、哪些國家的基建有資格獲得最強 AI 的防禦協助。但當技術進步到如此高度，以至於取得權本身就成為生存關鍵時，技術就不再是中立的。

這種權力的中心化也引發了嚴重的道德爭議：如果只有金融巨頭與科技帝國能擁有 Mythos 的保護，那麼中小型企業、開發中國家，甚至是普通的個體用戶，是否淪為了數位荒野中的脆弱羔羊？

中國的「龍蝦」狂熱

在討論Mythos如何毀滅世界前，先回到現實，認識一個最近在中國很流行的人工智能——OpenClaw ，俗稱「養龍蝦」。

OpenClaw是一款開源AI代理框架，由奧地利開發者 Peter Steinberger 開發。從技術層面理解  ，它並不是我們平常接觸的AI 模型，而是一個 AI 代理框架。用戶可以把不同的大型語言模型接入其中，作為代理的「大腦」，再讓它連接各種工具與系統，例如瀏覽器、文件系統、電郵、日曆或通訊軟件。

用戶只需要透過即時通訊軟件或指令提出要求，例如查看新聞、追蹤股票走勢、整理資料或安排日程，OpenClaw就能閱讀螢幕內容、理解指令，並在不同軟件之間執行操作。

這種代理的概念，讓 AI 的角色從工具轉變為身分，象徵著人類與電腦交互方式的根本性變革。傳統 AI 只是動口回答問題，而 OpenClaw 則是動手操作。它能閱讀螢幕內容、模擬滑鼠點擊、自行在不同軟體間橫跳，從發送電子郵件到自動完成複雜的財務報表，它表現得像是一個隱形的數位勞工。

數碼勞動體系

中國的地方政府也開始關注這個趨勢。深圳龍崗區曾提出補助計畫，為「一人公司」提供最高一千萬元人民幣資助。這種公司只有一名創辦人兼股東，理論上可以依靠 AI 工具運作。江蘇無錫亦提供資金支持，希望推動 AI 代理在機械人與工業場景中的應用。

在經濟增長壓力和青年就業問題背景下，AI 代理被部分政策制定者視為提高生產力的新工具。如果 人工智能可以替代部分行政、客服甚至研究工作，那麼一個人或許真的可以運作一家小型企業。OpenClaw 之類的智能工具開始被視為一種 「個體生產力革命」 的技術基礎。

但同時，它們改變了工作與勞動的結構。如果 AI 可以處理郵件、整理資料、撰寫初稿，那麼許多原本屬於初級白領的工作就可能逐漸被自動化。

這種變化並不會立即消滅職位，但很可能會改變工作內容。例如，一名研究助理可能不再需要花幾小時整理資料，而是改為檢查 AI 整理的內容；行政助理的角色，也可能從安排會議轉變為監督自動化流程。

但這種轉變未必會平均地惠及所有人。大型科技公司和資本密集型企業，往往最容易利用 AI 工具提高效率；而那些依賴日常行政工作的職位，則可能面臨更大的壓力。

換句話說，OpenClaw 所代表的，不只是新的軟件工具，而是一種逐漸浮現的數碼勞動體系。

「養龍蝦」背後的權力移位

在過去幾十年裡，電腦一直被視為工具。無論是文字處理軟件還是搜尋引擎，本質上都是人類在操作系統完成工作。而AI代理則改變了這種關係。

當一個系統可以理解目標、拆解任務並自行行動時，它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再只是工具，而更像是一個被雇用來工作的數碼助手。因此，一些科技評論者開始用一個新的比喻來描述這種技術：數碼勞動者。

而這種「養龍蝦」熱潮讓人反思人工智能與人類之間的關係：人們開始將人工智能視為一種可以馴化、可以累積的勞動力。那麼當勞動不再依賴於人類的肉體或時間投入，而是依賴於運算資源的調度時，「工作」的價值該如何衡量？

更甚者，在未來的社會框架下，人類的角色正被推向一個極端的監督者位置。而OpenClaw 的普及暗示了一種新的不平等：擁有技術權限與算力資源的人，可以輕易獲取成千上萬個「龍蝦勞工」；而依賴傳統技能維生的人，其勞動邊際代價將被壓縮至近乎於零。這不僅僅是技術失業的問題，更是關於「人之所以為人」的勞動本質，在 AI 代理人時代如何被重新賦權的問題。

AI新常態

OpenClaw 的熱潮或許只是這場變化的早期跡象。在未來的工作模式中，人類可能不再直接完成所有任務，而是負責設定目標、監督過程，而 AI 系統則負責執行大量日常工作。這種分工類似於工業革命後的自動化生產，但不同之處在於，這一次被自動化的，不只是體力勞動，而是認知與決策的一部分。

如果這種模式進一步普及，影響將不僅限於效率提升，而是對整個社會如何理解「工作」與「勞動」的根本挑戰。當人類不再需要親自參與和完成任務，工作的價值將不再只取決於產出，而可能轉向創意、判斷與責任。換言之，AI 並不只是取代某些職位，而是在重構「什麼才算是工作」。

這種轉變同樣反映在 Claude Mythos 的出現上。若說 OpenClaw 改變的是個體層面的工作模式，那麼 Mythos 所觸及的，更是社會結構本身。當人工智能 能夠介入基礎設施、網絡安全甚至制度運作，其影響不再只是勞動市場，而是整個權力分布與風險結構。

作為雙刃劍

人工智能的威力的確很大，但如果將這些技術簡單地歸類為威脅，未免過於片面。無論是 OpenClaw 還是 Mythos，它們同時也揭示了人工智能在現實世界中的潛力。

例如 OpenClaw 可以大幅降低操作門檻與時間成本，自動處理重複性工作，讓人類從繁瑣任務中釋放出來；對企業而言，這類 AI 代理則可能重塑生產力結構，使小型團隊也能完成過去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

而在網絡安全領域，嚴重漏洞之所以能長期存在，往往並非因為無法修復，而是因為沒有人發現。漏洞挖掘需要高度專業知識、長時間分析，以及極大的不確定性，這使得整個網絡安全體系在某種程度上依賴少數專家。但如果像 Mythos 這樣的模型可以在大規模環境中自動掃描系統，那麼漏洞發現的成本將被大幅壓縮。這可能徹底改變網絡安全的經濟模式：從稀缺技能驅動，轉變為規模化、自動化的流程。

這種轉變的重要性，在現實案例中已可見一斑。例如 Optus 的數據外洩事件，影響約 950 萬人；Medibank 的駭客攻擊則涉及敏感醫療資料，部分更被公開於暗網。這些事件顯示，網絡安全問題從來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直接關乎個人隱私、身份認同與社會信任。

如果Mythos可以將找漏洞這一原本被動且稀缺的行為，轉化為主動且常態化的過程。理論上，這將使防禦方首次在速度與規模上接近甚至超越攻擊者。

只不過，問題亦正是在此。

當漏洞發現與利用同時被自動化，駭客行為本身也可能被工業化。過去需要高度技術門檻的攻擊，可能變成可複製、可擴散的程序。一旦這類工具落入惡意使用者手中，其影響將不再是個別事件，而可能演變為系統性風險。

誰能使用人工智能

所以，Claude Mythos 所引發的討論，最終的關鍵，並不在技術本身，而在於誰擁有它，以及，誰來監督其使用？

要是 Mythos 這類模型只掌握在少數企業與政府手中，那麼人工智能將不只是經濟資源，更是一種權力資源。而這種權力，可能會重新塑造國際關係、企業競爭，甚至社會階級。

在這個過程中，人工智能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人才是。

就像 Mythos 或是 OpenClaw，它們所展示的並不是單一方向的未來。它們可以被用來強化防禦，也可以被用來發動攻擊；可以提升效率，也可能加劇不平等；可以修補系統，也可能破壞系統。這種雙面性，或許正是人工智能最本質的特徵。

因此，這些 AI 技術的真正特徵，不在於它們是「好」還是「壞」，而在於它們同時放大了兩者的可能性。

對人工智能的恐懼

不過，人們對人工智能的恐懼，從來都不是新現象。從早期自動化取代藍領工人，到近年生成式 AI 被認為將侵蝕白領職位，再到更極端的想像，例如超級智能失控、甚至出現AI 叛變。

這些恐懼並非毫無根據。歷史上，每一次重大技術變革，都確實重塑了勞動市場與社會結構，亦伴隨著對失業、失控與失去主導權的焦慮。。但值得注意的是，恐懼本身亦逐漸成為科技產業的一部分，甚至被制度化為一種敘事策略。

在此，我們必須保持中立但清醒的批判性：AI 產業是否在利用「恐懼」作為最新的行銷策略？

在矽谷，宣稱自己的模型太過強大以至於不能發布，往往能獲得超乎尋常的媒體曝光與更高的估值。回顧 2019 年 GPT-2 的發布過程，同樣的劇本也曾上演。當科技公司不斷向外界釋放末日預言時，他們實際上也在塑造一種「非我莫屬」的權威感。

如英國國家網路安全中心前負責人Ciaran Martin所言，雖然 Mythos 的能力驚人，但目前的許多風險可能被過度炒作了。在我們為超級駭客 AI 感到恐慌時，現實中大多數的網路攻擊依然源於人類最基礎的安全疏忽。過度強調 人工智能的威脅，有時反而會轉移了公眾對基礎數位素養與社會保障政策的關注。

科技本無善惡

無論是Claude Mythos 還是 OpenClaw ，都呈現了人工智能時代的雙面性：它既是可以修復網際網路底層瑕疵的數位工匠，也是能引發文明崩潰的無影駭客。

這篇文章的核心論點並非要判定人工智能是好是壞，而是要凸顯一個迫切的現實：當技術進化到能影響國家主權與勞動本質時，掌握這項技術的人是誰，變得比技術本身更重要。

人工智能不僅僅是科技的進化，它是一面鏡子，折射出人類社會現有的權力裂痕與防禦短板。面對 Mythos 這樣的數位超人，我們的應對之道不應僅限於技術上的封鎖或追趕，更應在於建立一個更公平、透明的獲取機制與責任框架。

最終，決定人類命運的，將不再是那些深藏在沙盒中的演算法程式碼，而是我們是否有勇氣在技術的狂奔中，重新定義一個讓所有階層都能共享的安全邊界。

人工智能的火種已經點燃，它是照亮前路的明燈，還是焚毀森林的烈焰，關鍵不在於火的強度，而在於我們如何分配那把持火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