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再也回不去了

文/本刊編輯部

圖/網絡

／美国国务卿彭佩奥批评中国掩盖信息

新冠疫情從中國爆發到全世界，讓國際社會普遍意識到，曾經為謀求更多經濟利益而維持與中國友善關係的平衡已經徹底打破。畢竟，疫情已經影響到了國家自身安全，人命總是比金錢更為寶貴。低成本商品並非唯一的優先事項，此後中國必然將難以維繫這次危機前其在製造業享有的主導地位，而最近三四十年來形成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恐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各國要求中國對新冠起源問題更加透明

1970年代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作俑者基辛格日前發表文章說，新冠疫情將一勞永逸地改變世界，國際關係格局會發生根本性變化。這絕非危言聳聽。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在疫情問題上的掩蓋已經怒不可遏，國際社會主要社會認為中國在12月和1月份之間向西方隱瞞了真相，中國政府要為其「欺騙」行為負責。

莫里森總理日前表態，澳大利亞打算在危機後與中國保持牢固的貿易關係，但也增加了警惕性。「我們有著一種警覺的關係。」作為一黨制國家，民主在中國必然會削弱，透明度自然也會降低。在這種情況下，澳洲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當然希望中國對圍繞該危機的所有事件保持透明。因為世界不僅需要知道發生的事情作為公開記錄，也需要知道這一切以避免重蹈覆轍，從而不再會發生類似的人間悲劇。內政部長彼得·達頓（Peter Dutton）也公開表示，要求中國對新冠病毒的起源更加透明。死於該病毒的60多名澳大利亞人的家人應該就疫情的起源得到答案。前外長亞歷山大唐納（Alexander Downer）最近也表示，在對華關係方面，西方國家需要協調一致；中國必須要交代清楚新冠病毒的來源，不要靠提供醫療用品來敷衍了事，否則將會「激起世界公憤」。

日前，美國官員敦促中國分享去年12月31日之前有關新冠肺炎疫情的更多資料。12月31日是中國當局向世界衛生組織(WHO)報告武漢新冠肺炎群發病例的日子。特朗普也強烈批評北京方面對這場大流行病的處理方式。他指責中國在新冠病毒死亡人數上造假，北京方面也因對疫情反應遲緩而受到批評。英國外交大臣拉布亦稱，此次新冠病毒危機結束後，中英關係不可能回歸「一切照常」。拉布稱事後有必要研究相關教訓。

就連中國的傳統友邦伊朗在疫情席捲下也不得不撕破臉。4月5日，伊朗衛生部發言人賈漢普爾（Kianush Jahanpur）表示，中國官方的統計資料似乎是一個「慘痛的笑話」（bitter joke），讓世界上許多人認為新冠病毒就像流感一樣，且死亡率更低。

國際社會也許在做一件徒勞的事情，希冀一個不透明的政府給出明確的答案。這可能只是西方民主國家的「一廂情願」和「癡人說夢」。一個不透明的政府與煽動性的輿論，讓人永遠無法知曉答案。即便如此，國際社會下定決心要追究中國政府的責任。特別是疫情由中國開始爆發，而且初期確實隱瞞了事實真相，本應道歉的時刻卻讓中國政府硬生生轉化成了「口罩外交」，試圖扮演全世界抗疫鬥爭的領頭羊。西方社會更是認為中國政府的做法不可理喻。病毒確實不講政治，可是國與國之間是不能不提政治的。

不可否認，中國確實在積極向各國提供經驗和援助；可是由於這場疫情的危害過大，是自二戰以來對全球經濟打擊最大的人類悲劇，西方國家從政府到社會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已經被嚴重透支，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猜忌和敵意。英、美、澳、印等國就新冠疫情危害世界已經向中國政府發起追責和索賠；五千多名美國人加入了在佛羅里達州提起的集體訴訟，要求中國政府賠償新冠病毒疾病造成的損失，認為北京政府未能遏制病毒，讓他們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現在的中國，就像第一個交卷走出考場的考生，沒人理他，在教室外面沾沾自喜，直到坐了半個小時，才意識到貌似卷子背面還有題目。後疫情時代，中國面對的國際社會聲討和追責只會日益嚴峻。

而在上一個週末發生的兩個事件也是讓國際社會譁然。一是李柱銘、黎智英等民主派人士被捕，香港民主運動再遭重創；二是中國國務院批准南海三沙市設立市轄區，引發南海新風暴。在全球各國都在努力度過疫情甚至自顧不暇、包括世界最強霸主美國全面告急時，中國政府上述的頻繁動作不能不令人們質疑其背後的動機。選擇如此時機意圖令香港回復反修例前的寧靜，宣佈南海複雜地帶的主權地位，這些彷彿都說明了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普世價值的悖理，意欲「另起爐灶」，希望在後疫情時代國際秩序的「大洗牌」中爭取更優戰略地位。

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需要時日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世界各國立足於全球化並從中獲益，每個國家的產業鏈都無法獨善其身，必須嵌入到全球的產業鏈中。但這次疫情之後，各國的不信任度將增加。特別是疫情中痛定思痛，國際社會越來越看清中國政府的真實面目，一場「去中國化」運動正在興起。其中，日本推出了空前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從價值一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中撥款22億美元，協助日本製造商將生產線撤出中國或轉移至其它國家，以恢復中斷的供應鏈。美國白宮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得知消息後，提出「美國應該支付所有搬遷費用，協助想離開中國的美國企業」。

可以想像的是，後疫情時代，各個國家肯定會對產業鏈政策做出一定的調整，各國著手構建更獨立、完整、安全的產業鏈會是一個趨勢。在全球產業鏈被簡化的趨勢下，會出現「逆全球化」的陰影。

／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

儘管高度全球化的產業鏈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顯得脆弱不堪，這場疫情對於全球產業鏈佈局的實際影響目前尚無定論。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是幾十年來自然發展的結果，這意味著產業鏈上中國之外的部分，已經圍繞中國工廠充分優化，以獲取更高利潤。既然製造業轉移到中國花了幾十年的時間。邏輯上講，要想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完全離開它，也不會是一件易事。

如果一個企業到中國投資僅僅是為了壓縮成本，利用中國所謂「廉價勞動力」，製造廉價的產品和商品，應該說在中國投資的收益率正在逐漸縮小，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隨著經濟發展正在快速上升。其實，除了把中國作為出口生產加工基地的外資企業以外，還有更多企業瞄準了中國市場，是因為隨著中國勞動成本提高，中國家庭的購買力在不斷提高，中國市場慢慢代替廉價勞動力成本成為吸引外資最重要的因素。說到底，企業投資的目的是逐利。放棄如此龐大的中國市場，就是放棄了巨大的商業利潤，企業幹不幹？

即使是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想要在疫後形成獨立完整的產業鏈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歐很多發達國家一直實行去工業化的政策，大力發展虛擬經濟，現在這些國家的工業化已經被去的差不多了，很多產業已經斷代。如果要重新恢復製造業，形成獨立的產業鏈體系，也有很大的難度。

不管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的進程如何，經過這次大流行疫病後，我們將看到的都會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今天的世界。

澳大利亞製造業必須有所作為

一場新冠疫情，讓澳大利亞在呼吸機、防護設備等醫療物資方面的嚴重短缺暴露無餘，澳大利亞製造業對中國的過分依賴也呼之欲出。迫於壓力，政府必須重新思考其產業政策。這個世紀來，開放貿易一直是澳洲繁榮的核心，可是在這場應對新冠疫情的「硬戰」中，聯邦政府已經認識到「我們需要仔細審視我們的國內經濟主權」，並承諾將扶持本國製造業，以確保減輕對全球供應鏈的依賴。

澳大利亞是一個把經濟建立在自由貿易和向中國出口原材料基礎上的國家，中國佔澳大利亞貿易的四分之一無疑是一個巨大軟肋，疫情引發的「逆全球化」提供了一個暴露此問題的契機，倒逼政府重新思考產業佈局，回遷製造業至本土。目前，坎培拉方面已收緊對外資收購的限制，並在努力確保澳大利亞能夠採購關鍵原材料、製造關鍵零部件、生產醫療用品，以在危機期間提高自給自足的能力。陶氏化學(Dow Chemical)前首席執行官利偉誠(Andrew Liveris)已被任命領導澳大利亞一個製造業特別工作組，起草新的工業藍圖。利偉誠曾為特朗普提供美國產業政策方面的建議。保持連續30年經濟增長神話，澳大利亞享受到了自由貿易的紅利，只是，那個時代已經在離我們遠去。

新冠疫情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暴露了全球供應鏈的深層脆弱性，很多西方國家在低成本競爭、尤其是來自中國的競爭中，不知不覺造成了國內製造業空心化的局面。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資料顯示，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製造業在本國經濟中所佔比重已降至30多年來的最低水準，分別為11%、9%和6%。而在1950年代的鼎盛時期，製造業佔澳大利亞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近30%。

聯邦政府早已下令，防務合同的一定比例的工作必須在本土進行。而製造業倡導者則希望在其他行業引入類似機制。只是補貼國內製造商，支持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者可能擔憂後疫情時代的保護主義將讓澳洲的國家和人民變得更貧窮。也就是說，澳大利亞強化經濟主權的努力將在多大程度上利好本土產業，還是一件需要探討的事情。只是即便是目前的莫里森政府偏向保守主義，也不得不承認，放任不管的做法在疫情期間行不通。這也將潛移默化地推動澳大利亞國內外的思維，逐步將關鍵能力轉移到國內。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關稅改革後，澳洲政府曾設想打造一個高技術、高生產率、擁有強大製造業的經濟體，只是因為礦業繁榮打斷了這一思路和進程。如今，外部環境的變化已經迫使澳洲打破了以往的幻覺，保持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包括關鍵設備必須在本土採購，在後疫情時代至關重要。當然，恢復澳大利亞製造業必將面臨著能源和勞動力成本高昂等嚴峻挑戰，只是轉型之路已經開啟。

／非中国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