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什麼國家?

過去三百年，中國一直在變，按李鴻章的說法，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上一回，中國發生蛻變，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從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陽，春秋開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原，戰國結束，歷時500多年。那次蛻變後，中國從“封建”制，變爲 “郡縣”制，從“封土建國”的城邦時代，進入“編戶齊民”的中央集權的帝制時期。

這一次中國的蛻變，始於明末清初，中西開始接觸，西學東漸。從那以後，中國一直在變，有時左，有時右，有時風平浪靜，有時狂風暴雨。中國的這次蛻變，要持續多久？最終，會變成什麼樣子？學者各有不同的說法。

歷史學家唐德剛是個樂觀派，有著名的“歷史三峽說”。唐先生認爲，到了2040年，中國就能走出歷史的“三峽”，完成蛻變，開始風平浪靜，進入“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的大同世界。

經濟學家楊小凱提出“後發劣勢”理論。楊認爲，後發國家可以模仿先進國家的技術，卻很難模仿它們的制度和文化。換句話說，後發國家可以實現短期的經濟飛躍，卻難以解決長期發展的制度問題。

經濟學家許成鋼則提出“制度基因”理論。許認爲，一種制度的形成，有歷史和文化因素，這些因素，逐漸成爲制度基因的一部分。要改變制度，就要改變制度的基因結構，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無論如何蛻變，以中國的體量，都將給這個世界，特別是亞太地區，帶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中國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們可以從當下中國的現狀和特點，對未來的走向，有個大致的瞭解。

1. 有天下觀念，也有國家和⺠族意識

歷史上，中國只有“天下”觀，沒有“國家“和“民族”意識。“國家” 和“民族”這兩個概念，是梁啓超從日本引進的，是近代的產物。在此基礎上，梁還創造了 “中華民族”這一概念。過去我們說，“打天下，坐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我們說，“天下爲公”，“天下一家”。

“天下”是個文化概念，指“思想”與“文明”。“國家”是個地理概念，指疆域和領土。“民族”則是在歷史、語言和文化上有共同認同的人羣。“天下”與“國家”的不同，可用顧炎武的話來反證。顧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換言之，“亡國”是指政權更迭，改朝換代。“亡天下”則是風俗敗壞，人性淪喪，文明盡失。

江山易主，改朝換代之際，老百姓只需“易服色，改正朔”即可。而文化喪失，文明墮落，則是很多人無法接受的，尤其是讀書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的昆明湖，按照陳寅恪的說法，是殉了中華文化。

1949年後的中國，既有中華文化的天下觀，又有普世的共產主義理想，更有強烈的國家和民族意識，這些，當然就影響到我們與世界，特別是與周邊國家的關係。

毛澤東在處理與朝鮮，越南的邊界問題時，就是這種傳統的“天下”觀。

1958年，毛對來訪的金日成說，東北是你們的後方，你要熟悉這裏的地形，還要熟悉這裏的幹部。兩個月後，金日成到東北，要視察一番。毛派鄧小平去陪同。鄧到瀋陽後，給金說，首相同志，主席說了，你在東北可以下命令。於是，金日成在東北視察一圈，凡到一地，軍以上的幹部都給他彙報工作。金日成回去後就辦了一個東三省領導幹部培訓班，還給兒子金正日說，東北是他們的。

1962年，中朝簽《邊界條約》，周恩來去平壤前，毛給他說，我們與朝鮮是“內交”，不是“外交”，時任中共總書記的鄧小平，也對朝鮮駐華大使韓益洙說，中朝是“內交”，因爲我們是“同志關係”。條約中，毛把長白山天池的一半以上，約1200平方公里，給了朝鮮。

2000年，金正日訪華，給江澤民說，請總書記安排一下，他要到東北視察一番。江說，“不是視察，是訪問，視察是上面對下面檢查工作。”金正日說，不，是視察，東北是我們的，我爸說過，毛主席送給他的。江澤民請中聯部一查，毛真的說過這個話。

位於南海北部灣的夜鶯島，距離海南島120公里，自1877年起，就有中國人在此居住。1955年，胡志明到北京，通過周恩來請示毛澤東，想借用一下夜鶯島，建一個雷達站，監視美帝飛機的行蹤。毛不假思索就同意了。1957年，中越以“祕密移交”的方式，將該島移交給越南，當時，島上有中國居民135戶，518人。越南隨即改名爲“白龍尾島”。2000年，中越簽署邊界協定，確認白龍尾島位於越南海域，屬於越南領土。

毛在處理邊界衝突時，也是這樣的“天下”觀。

1962年，中印發生邊界戰爭。印度共產黨的總書記訪問北京。毛接見他，說，喜馬拉雅山那個地方，鳥都不飛，沒什麼意思，但是，尼赫魯要，我就不給他，因爲他是反動派。等你們將來掌了權，就拿去吧。

1978年底，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虛心地向李光耀請教。李建議中國應停止輸出革命，關閉馬共和印尼共在華南的電臺，不要號召海外華人華僑熱愛中國。鄧聽從了李的建議，半年後，停止了廣播，也緩和了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

現在的中國，一方面，有“天下”思想，要建設“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全球治理和發展，同時，又要洗雪“百年國恥”，實現“中國夢”，統一臺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這個“天下觀”，與當前的“國家””和“民族”意識，是個什麼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建設強國是個什麼關係？全球治理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又是個什麼關係？

這些問題，中國在思考，世界各國都在關注。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將傳統的“天下”觀，與近年來興起的民族主義，結合起來，對周邊地區，對世界，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2. 過去認爲時間是循環的，現在認爲時間是直線的

英語語法有個時態問題，是說一個動作發生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所以，有過去時，現在時，將來時，進行時，完成時，完成進行時，等等。中文沒有時態問題，因爲過去的中國人認爲，時間是循環的。這種循環的時間觀，可能與我們的農耕生活有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如此。月缺月圓，春種秋收，總在不停地循環往復。也可能與我們的歷史有關。黑格爾說，中國的歷史就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不斷地改朝換代。

每一次江山易主，我們就會有個太祖、太宗，還會有文皇帝，武皇帝，孝皇帝，明皇帝。城頭變換大王旗，皇帝換了，官員依舊。尊崇的還是儒家文化，奉行的還是儒家傳統，老百姓只需“易服飾，改正朔”即可。以宗親爲底色的鄉村社會，沒有改變。這也讓人覺得，時間是循環的。

到了20世紀初，我們開始認爲，時間是直線的，歷史是發展的，社會是不斷進步的。

當時的社會背景是，“鴉片戰爭”後，中國一敗再敗。結果發現，西方的技術比中國先進，洋槍洋炮比中國厲害。要想不被欺負，就要學習西方，於是，開始洋務運動，要“師夷之長技”，才能“制夷”。

就在此時，傳來了達爾文的“天演論”。進入中國後，變成了“進化論”，動物對周圍環境的“適應”，成了動物彼此之間的“競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斯賓塞認爲，社會也是這樣，優等種族得以生存，劣等種族會被淘汰，社會就是這樣不斷進化的。

嚴復和梁啓超接受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種族優劣學說。他們認爲，中國之積貧積弱，是因爲“不爭”。後來，這種思想，就發展成爲激進的民族主義，如孫中山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以及20世紀的各種革命運動，如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

當時，西方所有的思想，在中國都有追隨者。結果，中國選擇了“進化論”，選擇了“競爭”和“鬥爭”。再進一步，選擇了馬列主義，選擇了革命。中國選擇的，不是原本的馬克思主義，而是經過蘇聯過濾的列寧主義。

列寧主義認爲，人類社會由低到高，不斷發展，分爲五個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列寧還認爲，“暴力革命”，“不斷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唯一途徑。

因爲達爾文的進化論，因爲列寧主義，中國人的時間觀，就從循環的變成了直線的。開始相信，人類社會是由低級到高級，不斷進步的，開始相信 “弱肉強食”，和“優勝劣汰”。

20世紀的中國，革命不斷，很大程度上，是因爲進化論，因爲社會不斷進步的思想。1949年後，政治運動更加頻繁，鬥爭也更殘酷，也是源於這種思想基礎。毛澤東說，“不鬥爭就不能進步”。毛還相信，落後就要捱打，所以，要“只爭朝夕”，要“繼續革命”，不然，就可能被“開除球藉”。競爭與鬥爭，革命與暴力，就這樣被合法化了。

我們就像打了雞血似的，興奮加亢奮，與天鬥，與人鬥。同時，危機感與日俱增，焦慮感也一天大過一天。近些年，“百年恥辱”的歷史，讓我們很冤，很不平。“改革開放”的成就，讓我們很牛，很霸氣。可是，因爲長期的“閉關鎖國”，我們又不知道如何與別人打交道。慢慢地，我們就從一個文明古國，一個禮儀之邦，變成了一個四面出擊的戰狼。

我們有“中國夢”，我們相信“東昇西降”，面臨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可以彎道超車，中國將取代美國，中國代表的東方文明也將取代美國代表的西方文明。這種想法，既體現了傳統的“風水輪流轉”的循環思想，更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問題是，要到什麼時候，什麼程度，我們才能滿足？才能停下來歇一歇呢？

3. 認爲⾃⼰是世界的中⼼，⼜擔⼼被邊緣化

很長一個時期，我們認爲，“中國”，是中央之國，位於世界的中心。具體地說，中心在洛陽，那是個“日中無影”的地方。從中心往外，像水的漣漪一樣盪漾開去，依方向不同，分爲“四夷”，分別是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再依距離的遠近，又分爲“五服”。我們的優越感，不是憑空而來的，中國是最開化的地方，是文明的中心。我們不僅是最開化、最文明的人羣，我們還有天命，“天子居中國，受天命，治天下”。

葛兆光教授認爲，歷史上，有很多次，我們認識到，中國不是世界的中心。比如，東漢，佛教東來的時候。北宋亡國，成了南宋的時候。後來，蒙古人入主中原，將中國變成了蒙元帝國的一部分。直到明清之際，傳教士東來。特別是鴉片戰爭後，中國一再被西方列強折騰。這些時候，我們都知道，中國不是世界的中心。 但是，我們或是逃避，或是罔顧，從不接受這一事實，時至今日，很多人依然認爲，我們就是世界的中心。

這種觀念，表現在對外關係上，很長一個時期，我們只有朝貢意識，沒有貿易的概念。周邊國家，如，越南，琉球，朝鮮，都是進貢國，與中華帝國，是朝貢關係，沒有貿易關係。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制定了“厚往薄來”的朝貢原則，以營造萬邦來朝的氛圍，要求禮部，在各國來朝時，要限制朝貢禮品的數量，回贈各國的禮物則從優從厚。

近代以來，全球貿易蓬勃發展，但是，中國難以擺脫朝貢觀念。受這一文化傳統的影響，即使是平等的貿易活動，往往也認爲，被人佔了便宜。而且，我們認爲，貿易不只是商業活動，總是和其他，比如，政治、外交和國際影響，聯繫在一起。“外交無小事”，貿易當然也不例外。最近幾年，因爲地緣政治，因爲外交利益，北京會制裁一些貿易伙伴，與韓國、日本、澳洲的貿易，起起伏伏，就是如此。一方面，中國認爲貿易是平等的，互惠的，同時，傳統的朝貢意識，又時隱時現。

表現在地緣政治上，一方面，我們有很強的優越感，同時，又擔心被邊緣化。我們強調“自信”，是因爲，很多時候，我們不自信， 心裏不踏實，不自信，就很在意別人怎樣看我們，有時，需要借別人來證明一下。我們開個會，需要外國友人、或海外華人，稱讚一下。

我們的領導人，與別國領導人通話，一般都是“應約”。是對方先提出請求，要與我們通個話，電話打過來了，我們就接了，聊了，就“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

自從大航海和第一波全球化以來，中國一再被邊緣化，被世界甩在了後邊。所以，我們要講好“中國故事”，要告訴別人我們的好，要在全世界162個國家建立500多所孔子學院，1100多所孔子課堂。所輸出的，並非孔子的思想，也不是儒家文化，而是中國故事，是要告訴別人，這些年我們取得的成就。

認識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然後，如何轉變心態，處理好與鄰國，與世界的關係，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有不同的選擇，可以加入現有的世界體系，像日本那樣。也可能以自己爲中心建立一個新的世界體系。這些年，我們在努力，比如，金磚五國，上合組織，亞洲基礎設施銀行，“一帶一路”，等等，都是中國努力的一部分。當然，中國也可能繼續遊離在世界體系之外，選擇性地與世界來往，更多的時候，關起門來自己玩。

4. 曾經是中原帝國，現在要做海洋⼤國

1875年，清廷有過一次關於海防與塞防的爭論。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認爲，日本和西方列強將給中國帶來威脅，應重視東南沿海的海上防禦。陝甘總督左宗棠認爲，俄國在圖謀西北的新疆，應加強西北的陸上防禦。雙方爭執不下。這場涉及朝野的爭論，是中國從大陸國家向海洋國家轉變的開始，也是這一轉變必然會遇到的糾結，這一糾結，持續到現在。

歷史上，中國一直是個中原帝國。歷代的統治者、首都、以及政治和經濟的重心、多在北方，可是，隨着時間的推移，不斷往東南方向移動。以首都爲例，秦在咸陽，西漢長安，東漢洛陽，北宋開封，南宋杭州，明朝南京，只有元和清兩個例外，定都北京。蒙元和滿清定都北京，因爲距他們的老家近，一旦有麻煩，可以捲起鋪蓋，回老家去。

1368年，徐達率領的明軍攻克北京前，元順帝半夜離開北京，退出中原，回到北方的草原上，在上都建立北元政權，與明朝對峙，又堅持了20年。清帝退位時，也考慮過退回東北老家。當時，日本人更是積極斡旋，鼓勵清帝回去，他們認爲，這是分裂中國的重要一步。

政治的中心在北方，經濟的重心也在不斷往東南方向移動。

三國時的吳國開始海外貿易。宋元時期的泉州，是東方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第一大港，與31個國家貿易。南宋時，經濟幾乎全部由對外貿易支持，盛況空前。蒙古人入主中原後，泉州更是興盛，來自外國的商人、僧侶、傳教士、貴族、使節，近十萬人，還有三個教堂，和七個清真寺。

南宋以後，中國往海外的移民增加，文化也開始在海外傳播，逐漸衍生出一個隱形的海洋中國。這個海洋中國，對內陸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近代以來，更影響到中國的社會和政治變遷。

華人移居海外，從東南亞開始，中華文化也在這些地區傳播。1600年，西班牙殖民者到馬尼拉時，當地已有數萬華人。在印尼的加里曼丹，華人甚至建立了“蘭芳共和國”，從立國到亡國，延續107年。

鴉片戰爭後，華人移居海外的數量增加，除了東南亞，他們還去往美國的舊金山，澳洲的新金山。據說，太平天國失敗後，有一支隊伍去了南美的智利。

大航海帶來的，是地理大發現，隨之而來的，是第一波全球化。從此開始，推動中國變化的力量，基本來自海上。先是西方殖民者的貿易船隊，以及堅船利炮，然後是傳教士，然後是西方的各種思想，海洋中國對內陸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洋務運動，是因爲敗於英法聯軍，認識到西方技術的重要，開始學習西方，師夷之長技。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是讀了梁發的《勸世良言》，一覺醒來，突然發現自己是耶穌的“弟弟”。孫中山的辛亥革命，更是在海外華僑的支持下 ， 才取得成功 。 孫的三民主

義，民有、民治、民享，來自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黃花崗72烈士中，有31人是海外華僑。上海開埠後，中國第一批現代商業興起，南京路的四大百貨公司，是原籍廣東中山的澳洲華僑成立的。 “五四運動”後，國人開始從西方尋求救國之道，包括馬列主義。

可是，中國一直沒有成爲一個海洋國家，爲什麼呢？

一方面，是文化因素。儒家認爲，父母在，不遠遊，即使遠行，也要“落葉歸根”。時至今日，這種文化傳統，在國人心中，在海外華人社會，依然根深蒂固。從政府來看，人民固定在土地上，定居一處，不隨意遷徙，便於管理，比如收稅。在海洋國家，人民可以隨時出海，四處漂泊，就不易管理。明清時期的海禁，是爲了防止倭寇，限制民間出海貿易，更重要的，是便於社會治理。

當西方人開始大航海，滿世界轉悠，地理大發現的時候，我們在北邊修長城，在南邊搞海禁，目的都是爲了防止人民到處亂跑。中國一直是個大陸國家，現在，想成爲一個海洋大國。海上“絲綢之路”，便是努力之一。中國未來的國運，在海洋，在於如何處理與美國爲首的西方海洋大國的關係。

中國要與美國分享太平洋，要與全世界分享其他的海洋。2014年，習近平告訴美國總統奧巴馬，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2021年，習又告訴美國總統拜登，地球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現任國防部長董軍，曾是海軍上將、海軍司令員。1978年，17歲時考入大連艦艇學院，其後，一直在海軍服役，直到2023年出任國防部長，也是中國第一位海軍出身的國防部長。董軍出任國防部長，說明中國對海洋的重視，也是中國想要成爲海洋大國的又一努力。如何實現“大陸國家”向“海洋國家”的轉變？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分享海洋？是中國要考慮的問題。如何處理南海問題，將是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考驗。

5. 不變的⺠族性

俗話說，性格決定命運，一個人如此，一個民族也是。民族性不變，中國就不會變。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因爲中國的民族性。出了個習近平，也是因爲中國的民族性。文學評論家許子東說，如果魯迅還活着，在過去的100年，“所有人都看到中國的變化，唯有魯迅會看到中國的不變”。

我們不需一一列出民族性的特徵，只需舉例說明，民族性是怎樣形成的。

十年“文革”，對民族性的影響，時至今日，在很多方面都顯而易見。政治運動不斷，機會主義盛行，人們互相揭發、批鬥，互相猜忌、仇恨。一個民族，如果這樣折騰兩千年，會是一種怎樣的性格，就可想而知了。

改變民族性，非常困難，歷史越悠久的民族，越難以改變。就像一個人，年齡越大，越固執，難以改變。胡適與魯迅的不同，在於胡適看到的是制度，魯迅看到的是國民性。魯迅認爲，因爲這種國民性，纔有這種制度。胡適認爲，有個好的制度，可以改變國民性。我們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其產生和演變，都與我們的國民性有關。國民性與制度的相互影響。可以用彭宇案來說明。

2006年末，南京市民彭宇，因幫助下車摔倒的徐壽蘭，被告上法庭。主審法官王浩不是依據“事實證據”，而是從大量的“常理”出發，判決見義勇爲的彭宇負有法律責任。這就使“常理”成了制度，成了約束人們社會行爲的準則，結果，在全國，在很多年裏，老人摔倒沒有人扶，碰瓷就成了一種常見的社會現象。

爲保護救助他人的人不受訛詐，2017年，修改了《民法》，2020年，高法和高檢發出通知，嚴厲打擊碰瓷行爲。從此，碰瓷現象大爲減少，可是，沒有一個好的社會環境，仍時有發生。瞭解了我們的國民性，很多事情，就可以理解。

比如，我們有憲法，可是，這個根本大法，時常改動。1999年，寫入“鄧小平理論”。2004年，加入“三個代表”。2018年，寫入“習近平思想”。我們有法制，可是，總有人在法律之上。我們有信仰，可是，又說不明白，具體信什麼。我們要保留傳統的儒家文化，又追求現代社會的人人平等。

我們有市場經濟，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我們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換句話說，也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我們叫“中國模式”。我們有私營經濟和民營經濟，佔全部經營主體的96%以上，在創造就業、經濟增長和促進創新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們需要民企和私企解決就業問題，增加稅收，維護社會穩定，同時，又需要國企來保證政府對經濟的引導，保證黨和政府的控制。

江澤民的做法是讓企業家入黨，習近平的做法讓國企入股民企，兩位領袖的做法不同，目的是一樣的。

總的來說，過去三百年，我們想要西方好的東西，又不想學西方的樣子。我們要他們的電視機，不要他們的電視節目。要他們的電腦，不要他們的網絡。要他們的諾貝爾獎，不要他們培養諾貝爾獎的方法。三百年過去，面對西方的衝擊，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很多問題，我們沒有答案。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沒有思想家，可與西方對話的思想家，能指引中國前進的思想家。

一個民族，沒有思想家，就沒有引路人，就會失去前進的方向。

⽯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