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茁壯孩子」 的契機

編者按: 本專題作者自小被評估為自閉症患者。

計劃實施以來，許多家長對NDIS提供的補助與協助非常倚頼，對一些家庭來說, 這可能是對他們僅有的支援。去年八月政府提出 Thriving Kids 計畫, 一直沒有具體細節。在長期停滯之後，今年終於得以推出完整規劃框架。然而，真正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澳洲家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將這類針對身心障礙兒童的計劃當作依靠支柱？而政府又在多大程度上助長了這種現象？

NDIS 與 Thriving Kids 的背景

NDIS 最初是為提供長期、重大殘障者支援設計的。但在實施階段，它的覆蓋範圍急速被擴大，尤其是大量自閉症與發展遲緩的兒童加入，讓計劃的成本與參與人數大幅超出原本預期，增加了政府的負擔。

為了讓支援計劃回到原本「針對重大、永久性需要」的定位，同時處理 NDIS 財政壓力與增長速度的問題，澳洲政府在 2025 年 8 月宣布推出新的支持方案 Thriving Kids。這個計畫是「Foundational Supports」（基礎支援）的一部分，旨在為 8 歲及以下、支援需求低到中等的發展遲緩或自閉症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早期識別、資訊連結、家長指導與適時的專業介入，而不需要依賴正式的殘障診斷與長期個別方案。

政府承諾聯邦政府與各州共同投入約 40 億元用於這項計畫，並計劃在 2026 年 10 月開始推出，2028 年 1 月全面實施，同時在那之後逐步修改 NDIS Act 的資格條件，讓符合低至中度需求的兒童轉向 Thriving Kids 支援，而持續保留對有重度、顯著功能障礙的兒童在 NDIS 下的支持。

與 NDIS 的以年度發放的資金包不同，Thriving Kids 的支持更偏重於早期介入與社區化服務（如學校、幼兒中心及本地健康服務），強調讓家庭可以更早得到實用協助、減少對繁重診斷程序的依賴，同時緩解 NDIS 的長期財政負擔。該計劃由衛生部與專家顧問小組（以兒科醫師 Frank Oberklaid 為主席）設計，並有殘障倡議團體與家庭代表參與諮詢。

值得注意的是Thriving Kids 並非由Bill Shorten主導完成。Shorten 雖是 NDIS 的核心推手，從 2009 年起參與政策推動，並在任內提出「基礎支援」理念，但在 2024 年 9 月宣布退出聯邦政治，並於 2025 年 2 月離任擔任堪培拉大學校長。政策的具體執行與命名（Thriving Kids）則由接任部長的 Mark Butler 於 2025 年正式發布並推動實施。

Thriving Kids 本身的基礎其實並不完全可持續。雖然計畫設計上強調早期介入與社區化支持，但資源有限、覆蓋面廣，再加上仍依賴政府與地方機構協調運作，使得制度承受長期壓力。這也間接導致一些家長可能過度依賴制度，將原本應由家庭或日常教養完成的支持工作交給官方方案，形成對 Thriving Kids 或類似補助的依賴現象。

家長依賴的弊病

社會上仍有不少人相信：只要家長能讓孩子「接受最好的支援」，自閉症譜系者自然就能過上快樂的生活。然而，這種想法其實是大錯特錯的。

首先，最新數據顯示在相關方案中，5–7 歲兒童約佔整體的 11–12%，且其中相當高比例為自閉症診斷個案。這一比例遠高於過往趨勢，使NDIS成本快速攀升，也讓政府不堪負荷。甚至有政府官員直言：「許多孩子之所以被納入，是因為家長認為這是唯一能獲得支援的途徑。」這番話實際上暗示，並非所有獲批的兒童都真正需要高強度、長期的資源，而是部分家長在焦慮與制度誘因下，急於爭取任何可取得的支援與補助。

其次，家長為何如此急於「搶頭香」？原因在於公立教育與醫療體系的支援等待時間過於漫長。公立兒童發展部門的完整評估往往需時 6 至 24 個月，部分家庭甚至等待超過三年。即便經由全科醫生轉介，公共衛生系統能在六週內進行初步聯繫，後續的全面評估與實質介入仍需長時間排隊。在這樣的現實下，對許多心急如焚的家長而言，NDIS 幾乎成了唯一能即時提供實質支援的選項：從語言治療、職能治療，到輔助設備與感官調節工具一應俱全。久而久之，家長認為「若不把孩子送進計劃，就會被整個系統拋在後頭」，於是寧可依賴補助，也逐漸放棄自行承擔教養責任。

問題也正是在此開始浮現。最嚴重的情況，是不少家長將 NDIS 視為「全權照護者」，同時扮演治療師、教育者與支持系統的角色。家長往往提出令人同情的理由，例如照顧自閉症孩子本就極為耗能、缺乏家庭支持、沒有制度外資源等，於是選擇退居二線，甚至產生「既然服務已介入，我就不必太操心」的心態。結果，孩子在社交場合屢屢碰壁，行為問題更容易被放大，讓教師與同儕承受壓力；而家長卻傾向將這些後果歸咎於「自閉症本身」，而非反思過度外包教養與責任轉移所帶來的影響。久而久之，孩子被制度標籤化，卻未真正學會在現實生活中與世界互動的能力。

進一步而言，當孩子從小被安置在高度制度化的「服務流程」中成長：不斷接受評估、治療、回報與再評估，他們學到的往往不是如何觀察社會情境、調整自身行為，而是如何等待指令、被動回應專業安排。這種環境會逐步削弱自主性與問題解決能力；對高功能自閉症者尤其如此。他們原本具備學習社會規則與調適行為的潛力，卻被訓練成只在治療室中表現良好，一旦離開專業人員便難以運作的人。最終，孩子內化了一個危險訊息：「沒有專家，我就無法生活。」

在此脈絡下，孩子的每一次情緒爆發、抗拒或失誤，也更容易被視為「需要更多介入的證據」。原本屬於成長過程中可理解和修正的行為，都過早被病理化並貼上問題標籤。這不僅加深家長的焦慮，也讓孩子逐漸認同「我本身就是有問題的那一個」，進而削弱自尊與自我效能感。對部分孩子而言，這甚至會演變為對服務的依賴性模式：只要感到不適或挫折，就期待有人前來「處理問題」，反而降低了自我調節與承擔責任的能力，也加劇了親子之間的衝突。

同時服務過度介入的另一項直接後果，是家長角色的逐步空洞化。原本應由家庭建立的日常規範、情緒引導與界線設定，被持續轉交給治療師、社工或支援人員。長期下來，家長對孩子的理解變得碎片化，只剩下診斷名稱與專業術語，卻失去因日常互動所累積的直覺與信任。當服務中斷、資源縮減或制度轉換時，這些家庭反而顯得更加脆弱、拗撬頻生，因為他們已不再確定自己是否還「會」教養孩子。

更嚴重的是，這種對服務的過度依賴，實際上讓不少高功能自閉症孩子被「溫柔地放棄」。當孩子愈來愈退縮、愈來愈封閉，部分家長選擇順從而非引導：不要求嘗試、不鼓勵面對挫折，只求情緒穩定與表面平靜。結果孩子的生活圈不斷縮小，原本仍有發展空間的社交、適應與自我管理能力被一點一滴剝奪。服務從工具變成替代品，支持從橋樑變成保護罩，卻同時遮蔽了成長的可能性。最殘酷的後果，往往在成年後才浮現：當制度支援退場、銜接失敗、服務不再主動提供時，這些人突然發現自己無法應對缺乏結構的現實世界 — 不是因為他們的能力不足，而是從未被允許練習獨立。這現象只會導致下一個不良的循環在下一個重演。

此外，目前體系中相當一部分接受服務的兒童實際上可能只是發展節奏較慢，而非具有長期、重度的功能障礙。在高度依賴診斷與補助的環境下，發展差異被過度醫療化，短期落後被視為永久問題，導致大量資源被分配給原本有機會自然追上的孩子。那些真正需要密集、長期支援的重度自閉症者與多重障礙者，反而在資源競爭中被擠壓、被延後、甚至被忽視。因此當有限的公共資源被用來填補焦慮與制度缺口，而非精準回應實質需求，整個支援系統不但失去公平性，也背離了其最初設計的核心目的。

支援但不縱容

真正有效的支援制度應該是強化家庭能力，而非取代家庭角色。政府提供的服務必須被設計成工具，而不是長期代辦。制度的核心目標不應只是「提供多少治療時數」，而是清楚界定：哪些支持是暫時性的、哪些責任最終必須回到家庭與孩子本身。

首先，支援應以「家長能力建構」為前提，而非單向資源輸送。與其無條件提供大量外包服務，不如將資源投入在家長培訓、行為引導指導，以及實際情境下的陪伴教學。例如，社區可以提供親子互動工作坊，教導家長如何在家庭日常中運用正向行為管理技巧，或模擬社交情境讓孩子練習，而家長則在旁觀察與引導。當家長能夠掌握這些技能時，孩子在社交、情緒調節與自我管理方面的進步更穩定，也更能延續到學校與社區環境中。支援的成功指標也應從「服務是否完成」轉向「家長是否逐步能獨立應對」，將家庭能力提升作為核心目標。

其次，制度需要明確設計「退場機制」與階段性目標。所有支援計畫都應包含清楚的時間框架與轉換節點，定期評估孩子是否已具備減少服務、增加自主的條件。例如，一名高功能自閉症孩子經過六個月的家長陪伴教學和輕量治療後，可能已能在家庭中自主完成情緒調節和簡單社交互動，這時可以逐步減少外部專業介入，而家長則持續作為指導者與支持者。沒有退場設計的制度，只會不斷製造新的依賴者，讓孩子永遠無法學會自主生活。

第三，制度應區分「發展遲緩」與「長期障礙」的政策回應。對家長，支援應輕量、短期、以家庭與學校為核心，幫助孩子追上同齡發展節奏；對孩子，則必須保障穩定且長期的資源。精準分流不僅能讓真正需要密集支援的高需求族群獲得優先照護，也能避免低度需求孩子因制度過度介入而形成依賴。統計顯示，若過多資源投入到本可自我追趕的孩子身上，反而會擠壓那些需要長期、專業介入的孩子，造成資源錯置。

最後，制度必須重新肯定一個不受歡迎卻關鍵的事實：支持並不等於替代教養。再完善的政策，也無法取代父母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的角色。一個健康的支援體系，應該讓家長在獲得協助的同時，也被期待、被要求，逐步重新站回孩子身邊，而不是被默許永久退居幕後。支援應該是工具與助力，而非保護罩，讓孩子有機會學習獨立、面對挫折與探索世界。

家長依賴、服務過度介入與資源錯置，不只是單一政策的副作用，更反映澳洲社會對「責任、照顧與公共資源」的理解仍不成熟。支援制度若只是提供補貼與代辦服務，而不要求家庭承擔核心教養責任，孩子的成長與自主能力便會被削弱，真正需要的高需求族群也可能被忽略。要改善這種局面，政策制定者必須認清支援的目的不是替代家長，而是賦能家長與孩子。家庭、社區與公共制度必須形成互補，而非替代的關係。只有這種協作模式，支援才能既公平又有效。如果缺乏這種互補，制度再完善、再精心設計的 Thriving Kids 或 NDIS，也只能填補短期空缺，而無法真正培養自閉症譜系孩子的獨立能力與長期福祉。

文 : Jenny L

圖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