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羅庚到王虹、鄧煜：華裔與中國數學家的百年軌跡

王虹解決了著名的三維掛谷猜想,而鄧煜則挑戰1900年數學家大會中, 希爾伯特的世界數學23條難題的第六條, 取得成績。我大學修讀數學, 也學習數學發展史及曾從事數學教育培訓, 自是對中國數學家取得國際認可, 感到欣慰。這篇專題, 盼望與讀者回顧中國百年數學研究發展走過的坎坷之路, 相信這並非是一條直線上升的平坦之路，而是一條充滿斷裂、海外接棒、再重新出發的路徑。早期的數學家多在中國以外受培訓, 回到中國國努力建立數學研究基礎，卻在文革中遭遇重創；其後我們見到由定居海外的華裔數學家展現華裔的數學才華, 推進了世界數學研究；到了當代，中國則逐漸形成以數學競賽為主線的選拔文化, 在這背景下產生了新一代的數學家。以下以幾位代表性人物為線索，觀察這段一代接一代的歷程, 共謹以此向王虹及鄧煜致賀, 並向百多年來為世界數學研究中努力過的華人致敬。

一、開拓與中斷：從熊慶來、華羅庚、陳省身到陳景潤

中國現代數學的真正起步，離不開一批早期開拓者。他們建立系科、識別人才、形成傳承，並在艱苦年代勉強維持研究火種。

熊慶來（1893–1969）被稱為「中國數學界的伯樂」。他在清華大學創辦數學系和研究部，親自編寫中文教材，更重要的是慧眼識才。1930年，他在《科學》雜誌看到華羅庚一篇自學寫成的論文後，力排眾議，把只有初中學歷的華羅庚調進清華大學當助理員，讓他有機會旁聽數學課、迅速成長，後來還推薦他去劍橋深造。沒有這次破格提攜，華羅庚的人生軌跡很可能完全不同。

華羅庚（1910–1985）正是在熊慶來的提攜下走上數學之路。他出身金壇貧寒家庭，靠自學成才。1936年, 華羅庚在訪問學習諾伯特維納推薦下, 前赴劍橋跟隨數學家哈定學習數論,一年間發表15篇世界級論文。華羅庚後來成為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1950年放棄美國的優渥條件回國，擔任中科院數學研究所所長，努力建立中國自己的數學研究力量，也培養了包括陳景潤在內的年輕人才。

文革期間，華羅庚和其他許多科學家一樣受到衝擊。此後，他大幅轉向應用數學，積極推廣「優選法」與「統籌法」，率領小分隊走遍全國二十多個省市，深入工廠、農村與工地，把數學方法直接應用於生產實踐，服務於國家經濟發展。這段經歷讓他從純理論研究轉向更貼近現實的應用推廣，也成為他晚年最為人知的工作之一。

與此同時，華羅庚很早就重視數學競賽。1950年代他考察蘇聯的數學奧林匹克後，積極倡導在中國舉辦中學生數學競賽，1956年北京、上海等地開始試辦。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他又親自主持了全國八省市中學數學競賽，並為青少年撰寫多本通俗數學小冊子。他希望透過競賽激發興趣、發現人才。這些早期努力，為後來中國以競賽選拔數學苗子的傳統埋下了種子，儘管當代從中小學開始的高度競爭化競賽文化，是在他逝世後才逐漸成形並走向極端。

陳省身（1911–2004）的本科與早期研究訓練，完全是在中國完成的。他先後就讀於南開大學（1926–1930）與清華大學，在清華完成碩士學位，並開始進行微分幾何的初步研究。1934年才赴德國漢堡大學攻讀博士。正是這段在中國打下的基礎，讓他日後能在國際舞台上迅速嶄露頭角。他在德國完成博士後，1943年應邀前往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完成重要工作，後來長期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並於1981年創辦美國數學科學研究所。儘管加入美國籍，他始終關心中國數學。1972年首次回國訪問後頻繁往返，1984年應邀在南開大學創辦數學研究所，幫助中國重新與國際接軌。他常說「數學沒有國界，但數學家有祖國」。陳省身與華羅庚同為1930–40年代中國數學的雙璧，兩人在清華相識、西南聯大共事，保持終身友誼。

陳景潤（1933–1996）是這條傳承鏈在艱苦年代的直接延續。他經華羅庚賞識調入中科院數學所，在極為簡陋的條件下完成對哥德巴赫猜想的重要推進，成為那個年代中國數學的象徵人物。

然而，正是因為他過度痴迷數學，在政治運動中吃盡苦頭。文革期間，陳景潤被批判為「走白專道路」的典型，遭受批鬥與隔離。他住在中科院一間只有六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沒有桌子，就趴在床板上計算；身體虛弱，還患有多種疾病，卻依然白天挨鬥、晚上偷偷做研究。有一次，他因為太專注於數學問題，竟然忘記了開會時間，結果被加重批判。這種「因為愛數學而受迫害」的遭遇，並非個案。建國後的多次政治運動中，許多潛心學問的科學家都被視為「只專不紅」，研究工作被迫中斷，人才受到打擊。中國本土數學在那段時期的明顯落後與斷裂，與這種環境密不可分。

這段開拓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重創。華羅庚、陳景潤等許多數學家都受到衝擊與迫害，正常的研究與教學幾乎停頓。中國本土的數學發展，在這段時期出現了明顯的斷裂。第一階段的開拓努力，至此告一段落。

二、海外接棒：丘成桐與陶哲軒

當國內數學陷入低潮時，定居海外的華裔數學家成為重要的接力者。

丘成桐（1949–）的軌跡，幾乎就是「在海外達到巅峰、同時持續回饋中國」的完整寫照。他在香港長大，後赴美國深造，師從陳省身。長期在哈佛大學任教，在國際數學界取得很高成就。但他從未局限於美國學術圈。自1979年首次回國訪問起，四十多年來幾乎每年都花時間在中國與香港推動數學教育與研究，參與創立多個數學中心，設立獎項與競賽，幫助培養年輕人。2022年，他從哈佛退休，全職回到清華大學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國數學人才的培養上。他的選擇，象徵著一代海外華人數學家完成「出走—巅峰—回流」的循環。

陶哲軒（1975–）則代表了另一種貢獻方式。他出生於澳大利亞，祖籍廣東，自幼展現驚人天賦，很年輕就在國際數學界成名。與丘成桐側重制度建設不同，陶哲軒更多透過寫作、演講、部落格和公開活動，向全球推廣數學的思維方式與研究文化。他讓許多普通人也能感受到數學的魅力，也成為年輕一代的重要榜樣。

這兩位共同展示了文革後華裔數學家的接力作用：一位深入參與中國本土的重建，一位在全球範圍內提升數學的能見度與吸引力。

三、競賽選拔下的當代面孔：韋東奕、柳智宇、王虹、鄧煜

進入21世紀，中國逐漸形成以數學競賽為主線的選拔文化。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金牌、全國聯賽成績，成為進入頂尖大學的重要門票。韋東奕、柳智宇、王虹、鄧煜，都是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代表，卻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韋東奕（1991–）兩次獲得IMO滿分金牌，保送北大後選擇留在國內，現在是北京大學的老師。他低調專注，幾乎把全部精力放在數學上，曾有海外名校向他伸出橄欖枝，他選擇留下。他的路徑是「把根扎在本土」，用長期穩定的研究與教學，參與中國數學的內部建設。

柳智宇（1988–）同樣是IMO滿分金牌得主，北大畢業後原本可以去麻省理工深造，卻選擇出家。十多年後還俗，轉向心理諮詢與相關工作。他的故事提醒我們：數學天才並不一定要走「繼續做研究」這條路。高壓的精英教育與早慧帶來的期待，可能讓人更深刻地反思「成功」的定義。他的選擇不是失敗，而是另一種對人生意義的探索。

王虹（1991–）與鄧煜（1989–）則代表了當前最常見的高潛力路徑：在中國完成本科（都曾就讀北大），再出國深造，最終在國際舞台上取得重要成就。2026年，兩人同時獲得菲爾茲獎，成為首次以中國籍身份獲此榮譽的數學家。他們的經歷說明，中國目前的競賽與本科選拔，已經能夠篩選出世界級的潛力人才，但最關鍵的突破，往往仍需要在海外更成熟的研究環境中完成。

這四位的不同選擇，構成了當代的一幅圖景：有人選擇留下深耕，有人跳出學術軌道追問人生，有人走出去在全球網絡中完成突破。這些選擇沒有高下之分。

四、從這些人看中國數學的變化

回顧這一百年，大致可以看到幾個清楚的世代：

1. 開拓世代（熊慶來1893–1969、華羅庚1910–1985、陳省身1911–2004、陳景潤1933–1996）：努力建立基礎，卻在文革中遭受嚴重衝擊而中斷。華羅庚晚年轉向應用推廣，並為數學競賽播下早期種子；陳景潤則因痴迷數學而備受迫害，成為那個年代知識分子處境的縮影。
2. 海外接棒世代（丘成桐1949–、陶哲軒1975–）：在國際舞台上取得成就，同時以不同方式回饋中國。
3. 競賽選拔世代（柳智宇1988–、鄧煜1989–、韋東奕1991–、王虹1991–）：在以奧數為主線的選拔機制下成長，能夠穩定產出高潛力年輕人，但如何把這些潛力真正轉化為原創研究，仍是挑戰。

從熊慶來到華羅庚，再從華羅庚到陳景潤；從陳省身到丘成桐；再到今天的韋東奕、王虹、鄧煜，這條傳承線雖然有過斷裂，卻從未完全中斷。今天的中國數學，擁有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嚴格的選拔制度，也有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留下或回流。然而，真正允許長期探索、容許失敗、不急於求成的研究氛圍，仍在慢慢形成。

菲爾茲獎不是終點，更不是國家實力的簡單計分板。真正重要的是，能否讓有天賦的年輕人在相對寬鬆、有深度的環境中成長，並且允許他們做出不一樣的人生選擇。從華羅庚到王虹、鄧煜，這條路已經走了很遠，但後面要走的路，或許比前面更需要耐心與寬容。

周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