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十年人口變遷，看見澳洲如何改變

它除了是澳洲規模最大的官方數據收集工作，也是政府規劃未來的重要依據。所以，它在回答一個更大的問題：澳洲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又正在變成一個怎樣的國家？

誰屬於澳洲？

現在，澳洲統計局（ABS）每五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已成為一項例行工作。但事實上，澳洲的人口統計歷史，比澳洲聯邦的成立還要悠久。

早在1788年英國殖民者抵達悉尼灣後不久，殖民政府已開始記錄人口數字。十九世紀期間，各殖民地陸續進行獨立人口統計；1881年，澳洲各殖民地更首次在同一年同步進行人口普查。到了1901年澳洲聯邦成立後，1911年舉行了第一次全國性人口普查，由剛成立不久的聯邦統計機構負責執行。當時統計員騎馬、乘馬車甚至徒步穿越偏遠地區收集資料，所有數據均以人手整理。

不過，早期的人口普查並非單純的統計工作，而是殖民政府治理工具的一部分。誰被納入統計、誰被排除在外，本身就是一種政治選擇。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澳洲原住民。

聯邦成立時，《澳洲憲法》第127條規定，在計算澳洲人口時，「原住民不得被計入人口總數」。雖然部分原住民在歷次人口普查中曾被記錄，但他們並未被正式納入聯邦人口統計結果之中，許多偏遠地區原住民人口更只是由州政府部門估算。換句話說，在聯邦成立後的大半個世紀裡，澳洲官方人口數字所描繪的，其實並非完整的澳洲社會。

直到1967年，公投成為重要轉折點。當年超過九成選民支持修改憲法，刪除相關條文。1971年人口普查則成為首個將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島民全面納入官方人口統計結果的人口普查。這不只是一項象徵性的改變，更讓聯邦政府首次能夠較有系統地掌握原住民人口規模、居住分布、教育及健康狀況，為後來的原住民政策、醫療資源及財政分配提供基礎。

從此可見，人口普查不只是反映國家認同的變化，也反映政府如何理解「誰屬於澳洲」。

人口普查史中的移民

如果把1986年的人口普查結果與2021年的人口普查放在一起比較，1986年，澳洲人口約1,600萬人；到2021年人口普查時，人口已超過2,500萬人。當中的變化不只是人口數量增加，而是人口增長背後的來源已經完全不同。

從十九世紀澳洲人口的數據可見，增長很大程度來自移民。無論是來自英國和愛爾蘭的定居者，還是淘金熱時期來自中國、德國及其他歐洲地區的移民，大多數居民原本都出生於海外。可見，澳洲早期社會本身就是一個移民社會。但隨著移民逐漸定居、生兒育女，本地出生人口比例開始增加。二十世紀初白澳政策確立後，移民來源長期以英國及歐洲為主。戰後，澳洲又面對另一個問題：人口不足。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澳洲人口不足八百萬。政府擔心勞動力短缺及國防能力不足，因此提出著名的「Populate or Perish」（增加人口，否則衰亡）政策，大規模吸納來自歐洲各地的新移民。這些移民及其後代，成為戰後澳洲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1970年代後，隨著白澳政策逐步廢除，澳洲移民政策再有改變。越南戰爭後的難民安置計劃、技術移民制度的建立，以及全球化時代留學生與技術人才流動，令亞洲移民開始增加，逐漸改變澳洲的人口面貌。

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裡，澳洲人口增長主要來自歐洲移民及其後代，英國也一直是最大的海外出生人口來源地。然而，到了2021年，印度已成為澳洲最大的海外出生族群之一，人口超過91萬；中國出生人口接近79萬；菲律賓、尼泊爾及越南等亞洲國家社群亦持續快速成長。這代表澳洲的多元文化不再只是歐洲文化之間的多元，而是逐漸形成真正全球化的文化組成。

2021 普查結果顯示，27.6%的居民出生於海外，接近三成人口；如果計算父母出生地，超過一半澳洲人至少有一位父母出生於海外。

從這個角度看，每一次人口普查都不只是記錄人口變化，而是在記錄澳洲如何一步步從一個以英裔文化為主的移民國家，轉變成今日世界上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國家之一。

四十年間，澳洲究竟變成了一個怎樣的國家？

根據2021普查結果 ，除了英語之外，澳洲最常使用的家庭語言包括普通話、阿拉伯語、越南語、廣東話及旁遮普語。這些數據解釋了為何今天澳洲醫院、政府部門及社區服務機構普遍提供多語言翻譯服務。

另一項較大的變化來自宗教。1986年的澳洲仍然是一個明顯以基督宗教為主的社會。但到了2021年，「無宗教」首次成為人口普查中最大的單一回應，達38.9%。與此同時，基督宗教整體比例持續下降。這並不代表宗教消失，而是反映澳洲社會正變得更加世俗化，同時因移民增加而出現更多不同宗教背景，例如伊斯蘭教、印度教及錫克教社群。

另外，家庭結構亦發生明顯改變。澳洲人結婚年齡愈來愈晚，生育率持續下降，單人家庭增加，家庭平均規模縮小。這些變化看似私人選擇，實際上卻對住房需求產生巨大影響。當更多人選擇獨居，即使人口增長速度相同，也需要更多住宅單位。同時，人口也愈來愈集中於少數大城市。墨爾本、悉尼及東南昆士蘭持續吸納大量人口，帶動就業及經濟發展，同時亦加劇住房、交通及公共服務壓力。今天澳洲面對的基建挑戰，某程度上正是過去數十年人口集中化的結果。

如果說1986年的澳洲是一個相對年輕、以歐洲移民後裔為主、宗教色彩較濃厚的國家，那麼2021年的澳洲則是一個老化程度更高、文化背景更多元、宗教認同更分散、家庭結構更多樣化的社會。

人口改變，議席也會改變

人口普查最直接的政治影響，就是民主代表權。澳洲聯邦眾議院每個選區都必須維持相對接近的人口規模，以確保每位選民擁有大致相同的代表權。隨著人口在不同州份及城市之間流動，澳洲選舉委員會（AEC）便需要定期重新劃分選區，甚至調整各州可擁有的眾議院議席數目。

例如，過去數十年間，人口持續向昆士蘭、西澳及墨爾本外圍增長，而部分偏遠地區及南澳的人口增長相對緩慢，結果部分州份增加議席，另一些州份則失去議席。每一次選區重劃，都可能改變選民結構，進而影響選舉策略、政黨競爭，甚至政府組成。

換句話說，一份人口普查，最終甚至可能影響誰有機會執政。

多元文化政策，也建立在普查之上

對澳洲華人社區而言，人口普查最直接的影響，或許來自多元文化政策。

每一次人口普查都會收集出生地、祖籍、家庭使用語言、英語能力及宗教等資料。這些數據讓政府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更多翻譯及傳譯服務（TIS National）、哪些社區需要成人英語課程（AMEP）、哪些地區適合增加社區語言教育及多元文化資助。ABS 亦指出，人口普查有助政府及社區團體規劃地方服務及支援不同人口群體。

對於華人、印度人、越南人等快速成長的社區而言，人口普查不只是反映人口增加，更意味著政府是否有足夠證據投放相應資源。但是，人口普查本身並不會提出政策建議，它只是如實記錄澳洲正在發生的事。

然而，回顧過去四十年的數據，我們會發現，許多今天被視為危機的議題，其實早已在人口普查中留下清楚跡象。

第一個警號：住房需求早已改變

今天談到住房危機，人們往往聚焦於移民增加、建屋速度不足或利率變化。但人口普查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結構因素：家庭規模持續縮小。1986年，一個家庭平均約有三人；到了2021年，只剩約2.5人。單身人士增加、晚婚、不婚及人口老化，都令更多人需要獨立居住。這意味著，即使人口增長速度沒有改變，澳洲仍然需要更多住宅才能容納相同數量的人。

換言之，住房需求的增加，不只是因為人口增加，更因為生活模式改變。而人口普查其實早已揭示這個趨勢，但住房供應、規劃制度及基建建設長期未能同步調整，最終令住房問題逐步累積。

疫情結束後，澳洲經歷近年最快的人口增長，同時面對全國性的住房供應不足。政府推出《National Housing Accord》、Housing Australia Future Fund等政策，希望增加住宅供應，但成效仍需時間觀察。2026年普查將首次完整反映疫情後的改變，讓政府重新評估住房需求是否已出現新的變化。

第二個警號：人口老化不是突然出現

澳洲人口老化經常被描述為「即將來臨」，但從人口普查結果來看，它早已持續數十年。

從1980年代開始，人口普查便一直顯示長者比例穩步增加，中位年齡持續上升。政府因此建立 My Aged Care、增加居家照護及改革退休制度，方向大致正確。然而，2021年皇家委員會對長者照護制度的調查卻指出，制度長期存在人手不足、服務不足及質素不一等問題。

與此同時，澳洲也正在快速老化。1986年的澳洲仍是一個相對年輕的國家，當時戰後嬰兒潮世代大多仍處於勞動年齡。經過四十年後，這一代人已逐漸進入退休階段。2021年普查結果顯示，65歲以上人口已接近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平均年齡亦持續上升。人口老化不再只是未來的挑戰，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根據澳洲政府《Intergenerational Report》，未來四十年，65歲以上人口比例將持續上升，而85歲以上人口更將成為增長最快的年齡組別之一。2026年普查將提供疫情後最新的人口年齡結構，亦有助政府檢視長者照護、醫療及退休制度是否需要進一步調整。

第三個警號：多元文化政策仍然追趕人口變化

四十年前，澳洲仍主要由歐洲背景移民組成；今天，亞洲已成為新移民的重要來源。政府確實根據人口普查結果，逐步擴展翻譯服務、多元文化廣播及新移民安置政策，但另一方面，新移民結構亦出現新的變化。

近二十年，澳洲增加了大量國際學生、技術移民及臨時簽證持有人。他們普遍較年輕，較集中於大城市，租屋比例較高，也較依賴公共交通及就業市場。

這些人口與戰後以家庭移民為主的模式有所不同，對住房、心理健康、就業支援及社區融入的需求亦有所改變。人口普查能看見這些變化，但公共政策是否能夠及時調整，仍然是一個值得持續觀察的問題。

疫情後，澳洲重新大幅增加永久及臨時移民，國際學生亦迅速回流。2026年普查將顯示，這一輪人口增長主要集中在哪些城市、哪些社區，以及不同語言、宗教及文化背景的人口是否出現新的變化。

數據看不到的人與事

人口普查本身並不會直接興建醫院、增加學校，也不會決定移民配額。然而，它提供了政府理解澳洲社會最完整的基礎資料。ABS 在人口普查完成後，會結合出生、死亡及移民等行政資料，更新澳洲的官方估算人口（Estimated Resident Population，ERP）。這套人口估算，其後成為聯邦、州及地方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據。

然而，再完善的統計制度，也無法完整呈現一個社會的全貌。

人口普查最大的優勢，在於它能夠回答「有多少人」、「他們住在哪裡」、「他們是誰」；但它無法回答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為什麼。

例如，人口普查可以告訴我們澳洲出生率持續下降，卻無法解釋年輕人為何選擇延遲結婚或生育；它可以顯示越來越多人租屋，但無法反映他們是否因租金過高而被迫搬遷；它可以記錄一個人是否失業，卻無法呈現失業對家庭、精神健康或生活質素帶來的影響。

因此，人口普查是一張極為精細的地圖，但它並不是一本說明書。

另一方面，人口普查始終是一項「自我申報」的統計工作。澳洲統計局雖然透過大量宣傳、社區合作及後續追蹤提高回覆率，但仍然存在部分人口較難被完整記錄的情況。例如，無家者、居住於偏遠地區的人口、部分流動性較高的居民，以及語言能力有限或對政府缺乏信任的人士，都可能較難完整參與人口普查。

近年，澳洲亦出現愈來愈多短期居留人口，包括國際學生、打工度假人士、臨時技術簽證持有人等。他們雖然居住於澳洲，對住房、市場就業、交通及公共服務造成實際需求，但由於人口普查有特定的統計定義及「常住居民（usual resident）」概念，不同人口群體在不同統計中可能有不同處理方式。因此，在閱讀普查數據時，必須理解其統計範圍，而不能簡單把所有在澳人士視為同一類人口。

更重要的是，人口普查只能提供「證據」，不能代替「價值判斷」。因此，人口普查並不是一本告訴政府「應該怎樣做」的政策手冊，而是一面鏡子。它負責反映現實，至於如何回應這些現實，始終屬於民主政治的討論範圍。

新問題、新澳洲、新挑戰

2026 年 8 月，全國將再次進行人口普查。除了年齡、教育、就業、家庭、住房、語言及宗教等核心問題外，今次普查最大的改變之一，是經過多年社會討論後，首次正式加入有關性傾向及性別的統計問題，包括性傾向、性別認同及天生性別（sex recorded at birth），以更全面反映澳洲人口的多元面貌。澳洲統計局表示，這些新問題將有助政府及社區更準確了解不同群體的規模及服務需要。

另一方面，2026 普查亦擴大了祖籍資料的收集方式，讓受訪者可填報最多四項祖籍，而非過去兩項。這項改變看似細微，卻反映澳洲家庭背景愈來愈多元。隨着跨文化婚姻增加，不少澳洲人已同時擁有多重文化背景，傳統的單一族裔分類已不足以反映現實。

這些改變並非單純為了增加統計項目，而是反映澳洲政府希望透過普查結果，更準確理解一個愈來愈複雜的社會。

真正值得關心的不只是人口，而是未來

每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看似只是一次例行公事。一張問卷、幾十條問題、一個晚上完成填報，然後再等待下一次普查到來。

但當回顧澳洲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我們會發現，每一次人口普查，都記錄着這個國家如何一步步改變自己。它記錄了白澳政策時代的人口結構，也見證了戰後大規模移民如何重塑澳洲，也反映了澳洲如何一步步成為世界上最多元文化的國家之一。但人口普查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只是它告訴我們今天的澳洲是甚麼樣子，而是它提醒我們，澳洲正在變成一個怎樣的國家。

因此，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是政府是否真正願意根據人口普查所反映的現實作出改變。一個好的普查，可以幫助政府更了解人民，但更重要是的政府，應該懂得如何回應人民。

2026 年的人口普查，很快便會完成。真正的考驗，並不會在填寫問卷的那一天結束，而是在未來數年，當數據逐步公布後，澳洲將如何面對一個更加老化、更加多元、更加城市化，也更加充滿挑戰的社會。

本刊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