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中的小國與澳洲如何展現多元共存？

相比四年前卡塔爾世界盃，本屆賽事總比賽場次增加至104場，賽期長達39天，至7月19日結束。新的賽制下，48支球隊被分成12個小組，每組4隊，小組前兩名及8支最佳第三名球隊晉級淘汰賽，形成全新的32強階段。

在本屆世界盃之中，除了首次亮相的「新面孔」值得關注外，澳洲國家足球隊 Socceroos 亦成為另一個焦點。澳洲隊在首戰 2-0 戰勝土耳其後，次戰 0-2 不敵地主美國；但在第三場關鍵戰中，澳洲在聖克拉拉以 0比0 逼平巴拉圭，最終以 D 組第二名（1勝1和1負，積4分）的成績成功晉級 32 強淘汰賽，將於 7 月 3 日在達拉斯迎戰埃及；而澳洲隊在世界盃開賽前夕發布的一段短片，更因其對多元文化與移民議題的回應而引起廣泛關注。

小國登上大舞台

本屆賽事共有四支國家隊首次晉級世界盃決賽圈，分別是來自加勒比海的庫拉索（Curaçao）、非洲島國佛得角（Cape Verde），以及亞洲的烏茲別克和約旦。

當中，人口僅15萬多的庫拉索，成為本屆世界盃參賽國中規模最小的國家之一。而另一支首次亮相的球隊佛得角，則在首場比賽便成為全球焦點。有「非洲最穩定的民主國家」之稱的佛得角，在 H 組以三場全平（積3分）的奇蹟戰績同樣殺入了 32 強對陣阿根廷，成為世界盃歷史上晉級淘汰賽人口最少的國家，與澳洲隊的成功一同作為「小國與多元力量」的雙重實證。這場比賽不僅讓世界球迷認識這個位於大西洋上的島國，也再次證明足球世界裡，國家的大小未必決定球場上的競爭力。

佛得角由10個島嶼組成，人口不足53萬。由於天然資源有限，長期以來大量國民移居海外，海外僑民人口甚至遠超本土人口。有報道指出，面對有限的人口基礎，佛得角足球總會近年積極從海外發掘人才，甚至曾透過 LinkedIn 等社交平台聯繫潛在球員，建立屬於這個小國的國際人才網絡。

而佛得角的故事，某程度上正反映了本屆世界盃擴軍背後的理念。自國際足協宣布將世界盃決賽圈由32隊擴大至48隊以來，不少人擔心賽事質素被稀釋、強弱差距進一步擴大，也有人質疑這只是國際足協增加轉播收入和商業收益的手段。這些球隊或許無法爭冠，甚至可能無法晉級淘汰賽。但他們讓世界盃變得比過去更像「世界」的盃賽。這正是擴軍最大的意義。回顧過去數十年，雖然世界盃一直被視為全球最高級別的足球盛事，但實際上參賽名額長期集中在少數傳統足球強國手中。歐洲與南美的強隊幾乎年年穩定出線，相比之下，不少實力逐步提升的小國卻因名額有限而難以進入決賽圈。長期下來，世界盃在某種程度上變得愈來愈像一場「熟悉面孔」之間的重複對決。

而現在48隊賽制改變了這種局面。更多國家和足球員有機會參與，更多地區能夠分享世界盃帶來的熱情與資源，也讓世界盃變得更符合其名字所代表的意義：一項真正屬於全世界的賽事。

一支由移民故事組成的澳洲隊

雖然中國隊、香港隊及台灣隊未能取得2026年世界盃決賽圈資格，但對在澳華人而言，本屆賽事依然有值得關注的焦點。然而，比起球場上的表現，這支澳洲隊更引人注目的，或許是球員背後的故事。

世界盃開賽前夕，澳洲足總發布一系列名為「Football For Everyone」的短片，邀請球員分享自己的出生地、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希望透過他們的故事，傳遞足球屬於所有人的理念。前鋒麥比爾來自南蘇丹難民家庭，圖雷和伊蘭坤達同樣擁有難民背景；後衛德基尼克則因巴爾幹戰爭而隨家人移居澳洲。此外，陣中亦有不少球員擁有移民背景，包括擁有津巴布韋血統的赫靈頓、祖籍烏干達的謝利亞，以及家族來自塞浦路斯的比希治。不同的文化背景、語言和成長經歷，最終匯聚成同一支代表澳洲出戰世界盃的國家隊。

影片傳遞的信息十分鮮明：球員們雖然擁有不同的家庭背景、文化傳承和人生經歷，但穿上國家隊球衣後，代表的都是同一個澳洲。他們認為，正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共同塑造了今日的澳洲，而多元性亦是國家的重要力量。這亦提醒大眾，澳洲從來不是由單一文化組成的國家，而是由一代又一代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共同塑造而成。

這段不足兩分鐘的影片，在當前政治氣氛下顯得格外有份量。近年來，西方國家反移民情緒升溫的浪潮同樣席捲了澳洲。就在 2026 年世界盃激戰正酣的 6 月，以反移民政策起家的右翼民粹政黨一國黨（One Nation）黨魁韓森（Pauline Hanson），在國家新聞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發表了一場震撼政壇的爭議演說。她公開宣稱澳洲多元文化政策是一項「失敗的政策」，強烈主張澳洲「不能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而必須走向「一元文化（Monoculture）」國家，要求所有人必須生活在同一個文化傘下。

這番「一元文化論」隨即點燃了澳洲各界關於國家身份認同與社會凝聚力的激烈交鋒。面對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等人引用這支擁有 15 種文化背景、甚至包含非洲難民營成長背景球員的 Socceroos 世界盃陣容來反駁「一元論」時，韓森甚至在國會與媒體上反過來將這支球隊挪用為自己的政治背書。她辯稱Socceroos 正是她心中「一元文化」的完美體現，因為這群來自不同背景、文化和國家的球員，都穿著同樣的綠金色球衣、在同一面國旗下奮鬥，並在同一套規則下取得成功。

這種試圖將「國家凝聚力」等等同於「文化單一消融」的強辯，隨即遭到政壇與體育界的齊聲反擊。多元文化事務部長安妮·阿里（Anne Aly）便嚴正痛擊：「沒有多元文化，就沒有今天的足球，更不會有 Socceroos。」 無可否認的是，韓森的邏輯盲點在於混淆了「遵守公民體制與競賽規則」和「消滅個體文化認同」之間的界線。正如隊員們所言，綠金球衣從不是抹殺個人過去的熔爐，而是一個包容差異的舞台；球員不需要拋棄自身的移民烙印與難民記憶才能成為「真正的澳洲人」，相反地，正是這些多元的生命故事，共同賦予了這件國家隊球衣最堅韌且真實的現代澳洲靈魂。

澳洲足球的移民根源

事實上，Socceroos 在球場上的奮戰，意外地成為澳洲國內這場關於國家認同辯論的「政治足球」，而澳洲隊的多元文化組成也絕非偶然。足球在澳洲的發展歷程本身，便與澳洲的移民歷史密不可分。

雖然足球最早由英國移民於十九世紀末引入澳洲，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它並不像澳式足球（AFL）或橄欖球聯賽（NRL）般屬於主流運動。歷史上，足球在澳洲曾被主流英裔社群排斥，是希臘、意大利、克羅埃西亞等二戰後新移民社群用汗水在邊緣將其灌溉養大。澳洲足總曾於2020年的一份聲明中指出，自1888年以來，足球一直是「移民社區的空間」。對不少逃離戰爭、迫害或動盪的人而言，足球場不僅是運動場所，更是尋找歸屬感和重建社群關係的地方。

從意大利、希臘、克羅埃西亞到馬其頓社群，足球一直是新移民融入澳洲社會的重要橋樑。這段歷史本身就是對「一元文化」最具力的駁斥：如果澳洲過去是一元文化，足球這項運動甚至根本無法在澳洲扎根。韓森試圖將「遵守同一套法律制度」與「一元文化」劃上等號，但自由、民主、法治等「澳洲價值的承諾」屬於公民認同（Civic Identity），而非文化清道夫式的「一元文化」。Socceroos 隊員們在球場上遵守同一套比賽規則、為同一個國家效力，這叫體育精神與公民責任；但他們背後代表的 15 種不同文化背景、難民故事和多元社區的支持，才是賦予這件綠金球衣靈魂的根基。

隨著澳洲人口結構日益多元，足球亦逐漸由移民社群的運動發展成全民運動，目前全國註冊足球參與者已超過140萬人，是澳洲參與人數最多的運動之一。而今天的澳洲國家隊，正好反映了這段歷史。從難民家庭的孩子，到移民第二代，再到在澳洲土生土長的新一代球員，這不僅展現了澳洲社會的多元面貌，也為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輕人帶來希望與信心。

Socceroos 的綠金球衣不是「消融個體文化」的熔爐，而是「包容差異」的舞台。正如副隊長傑克遜·歐文（Jackson Irvine）和翼鋒阿維爾·馬比爾（Awer Mabil）所言，這支球隊是「現代澳洲的縮影」，正是其「高度多元的文化背景，讓澳洲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國家」。球員們不需要隱藏自己的難民背景（如 Irankunda 或 Toure）或多元血統來證明自己是澳洲人。他們展現的是「多元一體」（Unity in Diversity），而非右翼政客所追求的「單一純粹」。

世界盃與多元共存的再思考

在全球多地反移民情緒與排外言論升溫的背景下，這支國家隊成為了澳洲多元文化社會的縮影。他們擁有不同膚色、不同語言背景和不同文化記憶，卻共同代表同一個國家出戰世界盃。在國內部分人試圖煽動對立，提出誰才是真正澳洲人的質疑之時，澳洲國家隊的組成提供了另一種答案：澳洲從來不是由單一文化或單一族裔構成，而是由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共同塑造而成。

從48隊擴軍帶來更多國家的參與，到小國球隊在世界舞台上寫下突破性的瞬間，本屆世界盃不只是競技規模的擴大，更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定義了「世界盃」本身的意義。當越來越多來自不同地區、不同人口規模與不同足球傳統的國家踏上賽場，這項賽事亦逐漸回到其最初的核心：讓世界真正「被看見」。

世界盃這樣的全球性體育盛事，提供了一個短暫卻重要的共同空間。在四年一度的時刻，足球暫時超越政治與分歧，讓人重新看見多元共存的可能性。就如澳洲小組賽成功出線後，聯邦廣場大批徹夜未眠的球迷慶祝勝利；在那裡，揮舞著澳洲綠金國旗歡呼的激動人群中，同樣包含了各種面孔與多元族裔，他們操著不同的口音，卻為了同一個國家的勝利而相擁歡呼，展現出澳洲社會在國家隊身上投射出的情感認同與凝聚力。

因此，無論是擴軍帶來的結構改變，還是澳洲隊所展現的多元面貌，本屆世界盃都在提醒人們：當差異被放在同一個舞台上比較與呈現時，它並不一定意味著分裂，反而可能成為理解彼此、重新看見「共同世界」的起點。而多元主義為澳洲帶來了深遠影響，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形塑了澳洲足球，社群以及澳洲人在世界上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