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加州綁架欺凌案主嫌疑人 …

美國加州綁架欺凌案主嫌疑人　　緣何被國人提前判處「終身監禁」？

 

今年3月份，發生在美國南加州羅蘭崗的幾名中國留學生綁架、虐待、非法拘禁另外兩名留學生的事情，不僅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也把國內民眾對於留學生的不滿情緒推向頂峰。在最終的判決還沒有出來之際，國內人們已經根據《洛杉磯時報》的一篇文章等其他網絡消息，早已提前「判決」這三名虐待他人的中國留學生終身監禁，並且拍手称快了。雖然這樣在社交媒體平台上以訛傳訛並不準確，但它足以表明民眾對於此事憤怒之態度。9月9日，洛杉磯高等法院波莫納分院再次開庭，嫌疑人的代理律師希望通過達成認罪協議，說服檢方放棄「折磨」的指控，因為這項指控最為嚴重，如果「折磨」罪行成立，進入審判程序並因此定罪，這幾位留學生就真的難逃終身監禁的命運了。

罕見的重罪——令人髮指的「折磨」

這件駭人聽聞的事情發生在幾個高中留學生身上，因為男女爭鋒吃醋的事引起的。翟某和她男朋友又和其他幾個女同學，把一個姓劉的同學劫持到公園，進行了長達五個小時的折磨，扒光衣服，用煙頭燙人家乳頭，把腦袋按到地上逼劉某吃沙子，吃她自己被剪掉的頭髮。種種惡行令人髮指，很難讓人想像到這是幾個剛剛成年的女孩兒做出來的恐怖事情。被害人第一時間報案，幾個施虐者立馬被抓了起來。其中有幾個孩子害怕了，跑回到了中國。在法庭第一次傳訊上，以翟某為首的幾個高中生，居然不認罪，他們感覺這在中國國內都不算事，無非是私底下的惡作劇或者打架鬥毆，萬萬沒想到，他們以為普通的中學生打架卻有可能面臨的是最高終身監禁。一生的命運，就在這一次施虐過程中被敲定了。

 

此案共涉及兩名受害人，六名犯罪嫌疑人被捕，四名在逃。這起留學生案件，涉案人數多達12人，大部分是高中學生，其中最小的只有14歲。洛杉磯檢方以酷刑折磨罪、綁架罪等重罪起訴他們。酷刑折磨不僅僅是人身傷害，還涉及到人格侮辱。美國所有州的法律對於抽象的人格侮辱，判的都比較重。犯案「大姐大」翟某被檢方以六項罪名起訴，分別是「折磨」罪，三項「綁架」罪和兩項「毆打」罪。前四項都是重罪，特別是「酷刑折磨」罪，最高可判終身監禁。根據9月9日的法庭傳訊結果，辯方律師之一雷福德·方頓（Rayford Fountain）表示，即使通過認罪協定免除了「折磨」罪，兩位女生的獲刑年份也應該在兩位數，接近二十年。折磨罪在美國十分罕見，這是他三十年職業生涯遇到的第一起。

於此相對照的，是國內媒體近期報導的大量的校園暴力侵害事件，山東，湖南，江西，重慶，有圖片，有視頻，讓人看得觸目驚心，其嚴重程度絲毫不遜色於南加州羅蘭崗這次留學生欺凌事件。可是，最後處理的，基本上沒有任何一個孩子受到刑法的處罰。有的是開除了，這已經算是最嚴重的了，還有的就是教育一通就了事了，大多數時候都是息事寧人。比如，3月30日山東濟寧鄒城大律中學的初二女生被同學侮辱，跪在地上自扇耳光長達一小時，結果是公安機關處理，但未見後續報到；4月17日，北京105中學多名學生圍毆一女生、拍攝視頻記錄，最終以教育機構介入了事；6月5日江蘇南京初一男生被高年級同學毆打至吐血，並被迫舔小便，拍視頻，最後竟然以教育機構處理教育而終。

此類惡性案件，在國內並不容易被報到，出於所謂「保護未成年人」的原因，或者各種潛規則，這些案件大多通過法外金錢交易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人們能看到的大多是虎頭蛇尾的新聞，民眾往往在事件的開端義憤填膺，但是輿論的躁動卻不能推動事件的完整性和公開透明度。同樣是校園暴力、欺凌，看不順眼就打，國內的中學生也是主力軍，但是處理的結果卻如此天壤之別。即使「終身監禁」還並沒有在翟某等美國留學生的身上實現，但是這種處理學校暴力侵害的態度卻讓不少國人拍手叫好。

這和中國的法律不健全、不嚴肅有之間關係。比如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如果是18歲以下，頭一次違反一般都不予處罰，法律在這裡的規定，顯得過於鬆弛，對這些孩子太過放任了。除了法律層面的問題，一般的人身侵害，我們會看人身受到侵害的嚴重程度，胳膊腿是不是傷了斷了；而對於抽象意義的人格侮辱，我們界定就不是十分清晰了。對於孩子的心理關心程度嚴重不足，常常低估少年兒童的心理健康。這與某些中國傳統文化裡的東西有聯繫。所以，這些孩子在美國犯了這樣的事，居然自己不認為自己錯了，這不僅僅是兩國法律之間的差異，也跟文化差異有直接關係。

文化衝突還是文明差距——中國式解決在美國碰壁

這個事情還牽出了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案中案。其中一個犯案孩子家長，不遠萬里，從中國過來想要「擺平」這個事，拿著錢要賄賂證人，結果最後這位家長也進去了。這種事在美國人看來不可思議，這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類似的家長賄賂證人案件也發生過。2012年4月，美國愛荷華州中國21歲的留學生唐鵬，被控以租房為藉口強姦女房主。他的父母趕到美國後，因救兒子心切，試圖找人用錢來說服被害女子改口供，隨後，被警方以「賄賂證人，妨礙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這種事真的是丟人丟到美國去了。「有錢能使鬼推磨」、「錢能擺平一切」等傳統思想是許多中國人行走天下的生存法則。2011年3月，英國曼徹斯特一名35歲華裔婦女四次考駕照都未通過，便試圖在第五次考試的時候花錢擺平考官，在考官拒絕了這位女士的金錢時，她竟然在大街動粗，推搡考官。考官以賄賂罪將她告上法庭。華裔婦女起初還辯稱這些錢是為了「帶來好運」，後來承認是試圖賄賂考官。法庭判決懲罰她做50小時社會服務，並賠償考官100英鎊。

賄賂證人的事引起了國內強烈的反響，因為對照著國內對於未成年人校園暴力事件的處理，人們感覺美國處理可比中國處理的重多了，不少人紛紛希望「美國法院教中國人做人」。很多人覺得國內對於未成年人犯罪處罰的太輕，造成校園暴力事件反而層出不窮。他們會覺得，大不了老師說一頓家長罵一頓就完事了。

上文提到的唐氏父母後來的指控被撤銷了。當地檢察官的解釋是，雖然檢方有足夠的起訴證據，但中國夫婦的行為涉及到文化差異，兩人在這麼做的時候可能沒有意識到會觸及美國刑律。談到中西文化衝突，人們總能想起2001年的電影《刮痧》。該片講述的是一位中國老人用中醫傳統的刮痧給孫子治病，然而小孩子身上留下的刮痧血痕引起了兒童保護組織的注意。法庭上，一場關於暴力、虐待的唇槍舌劍開始上演。如果說《刮痧》的故事是因為文化衝突引起，那麼唐鵬的父母的遭遇也是因為「文化衝突」嗎？留學生欺凌案的犯罪嫌疑人父母用錢來擺平證人，也只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就一定要這麼做嗎？

其實以行賄、暴力等方式讓證人、受害人甚至律師、法官等人改口在中國法律體制下同樣可能構成偽證罪、妨害作證罪，但司法領域廣泛存在的調節和私了現象本身就存在巨大的模糊空間。在美國，衡量行賄受賄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標準，但是在中國，這往往很模糊。與其說這顯示了「文化差異」，不如說顯現「法治差異」。今天，司法文明是衡量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尺，所以說，這顯示了「文明差距」也不足為過。

「降落傘學生」的問題

不得不承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俗稱「空降學生」或「降落傘學生」，這幾年在美國的名聲不太好。過去七八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是被交口稱讚的。曾經，赴美留學生要經過層層選拔，被選上的學生鳳毛麟角。中國留學生是「勤奮」「上進」的代名詞，是優中選優，後來都成為社會中精英中的精英，而且他們都不是獨生子女，每個人都帶著好好學習、個人奮鬥或者報效祖國的理想，所以普遍學習很努力。民國時期，赴美留學生才子輩出，像哥倫比亞大學的民國外交家顧維鈞和經濟學家馬寅初，哈佛大學的氣象學家竺可楨，卡耐基理工學院的土木工程專家茅以升等一大批影響巨大的人物。

近二十年來，隨著中產階層的壯大，讓中國家長更有能力送孩子出國讀書。如今，留學生平民化、低齡化，使得洶湧的留學生大軍魚龍混雜。在十年以前，只有得到美國獎學金的學生才可以去美國，一般讀的也是碩士或者學士學位。自从2007年以后，美國放寬了低齡學生的留學政策，只要有實力的中國家庭，都可以把孩子送出去唸書了。可是，近幾年來，特別是低齡美國留學生的聲望，確實差強人意。

今年2月，在洛杉磯發生了一起電視台都一同直播的飆車案，一個周姓中國留學生，18歲，駕車在高速上飆車，警察追他，他還跟警察玩起了生死時速，警察花了45分鐘才把他抓住。被警察揪出車門的時候，他居然還反問到警察這樣是不是侵犯了他的人權。最後他因為此事被判了十多個月的監禁。人們不理解，中國小孩怎麼如此膽大妄為，超速，可以理解，但是跟警察玩貓鼠遊戲，這也太膽大了。2012年，中國有個富二代徐某，19岁，也是超速行駛，並且是無證駕駛，駕駛著剛買四天的奔馳C350，在限速30英里（48公里）的居民區開到超過70英里（112公里），造成一人死亡，三人重傷。法院把保釋金提高到罕見的200萬美元，並且沒收了護照，怕徐某棄保潛逃。但是後來母親去了，一下子拿出了200萬美金的銀行本票，把自己的孩子就保釋走了，這在當時，震驚了全美國。

飆車、酗酒、舞弊、鬥毆、亂性，這些見怪不怪的事件，卻能在美國成為新聞。根據國際教育研究所的Open Doors Report的數據顯示，2013至2014年，共有274,439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在美國學習，占美國國籍留學生總數的31%，排在所有留學生國家之首。然而，根據美國教育機構的統計，過去一年內，共計大約8,000名中國留學生被美國大學開除，原因主要是因為學術造假、作弊和不過關的成績。這8000人背後，隱藏著不僅僅是文化差異，更有和日益強大的中國綜合國力不相匹配的誠信的缺失。留學生的年齡日趨低齡化，本身未成年，又脫離了父母的管教。在美國人眼中看來，考試作弊打小抄這都是不可思議的，學習是給自己學的，如果你高分通過了考試，到社會中卻沒有實際技能，依然自己生存不下去。這又牽出了中美文化差異。美國的考試是真正的素質教育，他不光看學生能不能把問題答對，更注重學生答題的思維過程。而中國考試呢，注重標準化。背答案、題海戰術，讓學生覺得，我就把這一張卷子答好就行了。這種教育環境之下，人非常容易搞投機，希望在考試當中畢其功於一役。

而另一類被開除的學生，是因為違法犯罪。他們對這個社會的認知很差，可是到了外國，一下子就撒野了。國外學校對於學生的管教，和中國學校保姆式的管教非常不同，沒有輔導員，沒有班主任。而且孩子們到了那裡，拉幫結派，比如江浙滬是一幫，東北的是一幫，北京的是一幫。為什麼很多孩子一旦失去了束縛容易走入歧途，搞得像黑社會一樣，那是因為青春的過程中荷爾蒙本能地就不斷地在噴發著暴力傾向。再加上拉幫結派，一下子就把江湖氣培養了，更不利於融入美國社會。

把目光轉回這次的留學生凌虐案件。辯方律師鄧洪說過的一段話並不是沒有道理。這些「降落傘學生」往往也是「受害人」。年紀輕輕，在價值觀並沒有完全樹立的時候，就要一個人踏上征途，奔赴一個整個環境、文化、語言都不一樣的地方。如果這是出自自己的夙願還可以咬牙堅持，但是如果只是因為背負著來自家庭的期待，那麼這些孩子心理上所要承受的重擔就更加嚴峻。這樣一個群體的年輕人，和中國另一個備受關注的群體「留守兒童」，在一定程度上，有著同樣心酸的命運。同樣是離開父母，同樣是一個人承受所有的責任，在小小年紀的時候就要對自己負起所有責任。如此說來，對於他們的關懷，往往不在於物質層面。他們開大車，住大房，也許生活的更自由了、更寬裕了，但心理狀態卻永遠停留在離開家鄉的那一刻。

正所謂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這些留學生自己的問題是一回事，而送他們走出國門的父親母親則也有無可抹去的義務和責任。有句話說，上行不端，下必效之。孩子們身上往往反映出大人們的行事作風。如果本身自己覺得「金錢就是萬能的」，或者遇到事情暴力解決，或者自己就覺得橫行霸道是習以為常的事情，那麼自家孩子的名字出現在「酷刑折磨」罪的前面，而自己身披「妨礙司法公正」的罪名，就不足為奇了。

對著鏡子，看看自己夠不夠人字這兩筆。如果自己都不檢點，那把孩子送出去更是害了他們。這不僅關係到孩子的前程，也關係到每一個中國人這張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