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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相輝映」的燃燒彈與彩色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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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彈與彩色氣球

 

文 本刊編輯部           圖 新華網、蘋果日報、Monash大學官方網站,及當事人提供

 

前兩年,一則澳媒並未着太多筆墨的新聞在華人留學生圈子中傳得火熱。原來,在Monash大學Caulfield校區,曾經有個著名的「釘子戶」,任你周圍日新月異,我自巍然不動。這則新聞令來自大陸的留學生嘖嘖稱奇,似乎發現了新世界,但對更多本地人來說,這其實是則平淡無奇的消息,美國一名開發商甚至與頑固的住戶老太太成了忘年交,私人主權不可侵犯,應是毫無爭議的道理。

一端其樂融融,另一端悲劇卻頻頻上演,今年9月,山東臨沂一村民爲抗拒鎮政府組成的六十多人「強拆隊」,以被活活燒死收尾,被疑死因是汽油瓶製成的「燃燒彈」。冰火兩重天間,仿佛茫茫海岸線隔出了兩個世界,也模糊了人性真實的色彩。

 

當你說「釘子戶」時,你在說什麼

 

2013年的墨爾本,一座佔地面積不小的別墅,Princes大道11號孤零零地佇立在Monash大學高樓林立的校區腹地。它愛德華式的傳統建築風格和頗有些寥落的後院似乎與身旁現代化的多層停車場、人流湧動的學生中心及教學樓極不搭調,僅有低矮的圍牆及樹籬微弱地宣告着自己的主權,每每吸引着過往行人好奇的目光。

這樣的房子,澳洲的開發商們形象地稱其爲「蝸牛殼(nail house)」或是「抵抗者(holdout)」,住戶通常則用一部電影中的臺詞「這不僅僅是個房子,而是我的家」進行反駁。但對於華人來說,似乎有個更爲「熟悉」和「貼切」的詞用來形容:釘子戶。政府和開發商用它發出義正言辭的譴責與居高臨下的輕蔑,連住戶本人也將它當作自己無奈且戲謔的自稱。

等等。當我們說「釘子戶」時,我們在說什麼?也許許多人說著「釘子戶」的時候未曾細想,也全然不知,這個詞首次誕生於上世紀80-90年代的香港。當時,有人收到消息稱地產商打算收購舊樓重建,便會馬上在該處收購多個樓盤,稱為「落釘(下釘)」,以待拆遷時換取高額賠償,藉機撈取一筆。換言之,「釘子戶」一詞原意頗有諷刺意味,若將人形容爲釘子戶,則暗指其胡攪蠻纏,與新近流行的「碰瓷」行爲倒有些異曲同工。

這個形象的稱呼流傳下來了,其中蘊含的暗示卻歷經時日流轉後逐漸變了味。如今它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已經有了墨守成規的定義:「在城市建設徵用土地時,討價還價,不肯遷走的住戶。」但這個定義卻似乎略去了最重要的部分:「討價還價、不肯遷走」的原因是什麼?自然「碰瓷」敲詐一筆者有之,但另一個龐大的羣體——因拆遷而走投無路的人更多時候則悄無聲息地被淹沒在水下。

 

抗拆,是訛詐還是無奈

 

據維基百科記載,自2000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強拆」現象日益嚴重。強拆,顧名思義,是指徵地過程中雙方仍未談妥的情況下,拆方通過暴力行爲強行先將建築拆卸或改建的行爲,很明顯是專門用來對付「釘子戶」的手段。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在15世紀前後達到頂峯的歐洲圈地運動中,莊園主將土地圈起,剝奪平民的使用權利;如今在中國上演的鬧劇仿佛「圈地運動」的中國版,背景是中國加速城鎮化進程的事實,誘因是拆遷補償金不足以購買同等地段及大小房屋而引發的爭執,根源是普通民眾與政府抗衡時的無能爲力,表象則是「挖掘機向着人們的房屋頭上鏟去」。面對無法接受的事實,無從爭辯,只能「賴着不走」,這種看似不講理的行爲是他們能做到的唯一抗爭。

9月被燒死的山東臨沂釘子戶張繼民,房屋包括院子共有近200平方米,但前後補貼的幾萬元賠償款,與他購置新房所需的款項仍有8-10萬元的距離。自然,這個事實不足以否認「因拆遷而暴富的『拆二代』」的存在。但退一步講,後者出現的根本原因,仍舊從階級固化的社會中改變命運的渴望,貧窮背後的不甘。兩者或許是一根繩上的螞蚱,拆遷給一部分人帶來夢想,又奪走了另一部分人的希望,人如同螻蟻一般,等待着不期而至的命運。

抗拆就是訛詐,很多時候都是一個脫離語境,卻能往任何釘子戶頭上扣的僞命題。然而,有着一部分「先驅者」們蠻橫敲詐的歷史,加上看似無賴的表象,在中國大陸,執法者與住戶彼此理解,如同天方夜譚,政策將雙方擺在了棋盤的對立面。今年年初我回北京訪友,路過粉房琉璃街,昔日充盈人生鳥語的溫暖市井街巷,如今僅剩殘垣斷壁及牆上白漆草草塗就的「拆」字而已。一位老人見我駐足,與我攀談,他稱自己已在此居住70年,自出生便從未搬離自己熟悉的一畝三分地,如今自身垂垂老矣,對政府所安排位於遙遠郊區的未來生活,僅有陌生的疏離感,沒有期待。我的人生自是離70年還差得遠,無法妄稱理解他的感覺,只知他的全世界都將因拆遷的一瞬而變了模樣。待走到街口,偶然發現此處竟是梁啓超「飲冰室」舊址,文物保護單位的鐵牌仍泛着新鮮的金屬光澤,仿佛一個霸道的公告,昭示此一時彼一時,如今一切都要爲轟轟烈烈的城市建設讓路。

「強拆隊」在普通民眾眼中大多數時候,正是那樣一個「拆」字:簡單粗暴,亦無商量餘地。而對執法者來說,釘子戶也同樣簡單:一羣爲了錢財敲政府竹槓的刁民而已。一次同學聚會,一名舊日同窗如今已是大陸拆遷隊伍的主力軍,席間眉飛色舞,講起與居民「鬥智鬥勇」經歷。他以輕蔑態度講到一位老嫗,抱着院中手植的橘樹流淚不肯放手。我心下不忍,提醒他那之於老人確是「家」的所在,他不屑一顧:「我給她十萬買這棵樹,你猜她會不會由哭轉笑?」於是,席間所有人都藉着酒力,哈哈大笑起來。

但我並不是極爲保守的舊城擁護者。人們不能否認英國「圈地運動」的積極意義。客觀來講,它是工業化的必要前提之一,既提供了土地集中後的規模耕作以增加產量,又能令被驅趕出的農民投入工商業,成爲勞動力的來源之一。今天的舊城改造,則以改善物質生活環境的方式,令其居住條件及用途都得到極大提升,實際上是適用於絕大多數地區的發展策略,本身利大於弊。只是以「強拆」爲代表的強制執行方式無異於揠苗助長,而提升整體生活水平的目的,竟要以犧牲特定民眾的利益爲代價,也未免扭曲了初衷。

先前我們說代表政府的執法者,與和任何一個普通民眾無異的住戶,立場彼此水火不相容,這個說法本身就相當奇怪。保障人民利益、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原本就是其職能之一,而在官商勾結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面前,政府的偏頗幾乎無從遁形。權力階級與普通民眾的較量,後者常被用「螻蟻」、「屁民」這樣的詞稱呼,戲謔背後是深深的無奈。

 

沒有贏家的紛爭

 

強拆與釘子戶之爭或許也不能完全稱得上「中國特色」。世界上最著名的「抗拆」故事或許就發生在日本成田機場。爲了抗拒機場徵地,一些釘子戶們與政府抗爭甚至已有四十餘年之久,其中住在規劃的3號跑道上一戶姓熱田的人家則可以算是其中的抗拆「翹楚」。2002年,熱田夫婦甚至出版了一本書,令一家人樸實的日本農民形象喚起了社會廣泛的同情。他們邀請支持者來家裏唱卡拉OK,誓要令歌聲「壓過飛機起飛時的聲音」。他們有一句名言:「雖然他們(政府)把百姓像蟲子一樣對待,但我們在心情上並沒有輸」,這令從全國各地趕來聲援他們的支持者熱血沸騰,表示「如果有人認為國家的決定比個人的權利重要,那是很可怕的」。

但並不是每個釘子戶都這麼想。同樣作爲成田機場的抗拆戶,相川在20多年間被逮捕、被判刑,最後卻收了手,成了一名地方政府負責人。收手的原因很簡單:他發現,反對機場同時也是反對這個城市的發展。問題是,每一個人都是相對獨立的個體。激進的熱田代表不了相川,平和的相川也代表不了熱田。然而,在宏大的機場規劃中,這些小人物的喜怒哀樂並無區別,仿佛一個個遊戲中的障礙物一般,只有全部消滅才可通關;而對於某個具體的人來說,妥協意味着自己全部生活的傾覆。作爲社會性動物,集體利益的大旗總要有人來抗,但若城市發展的重擔全權壓在某幾個個體的肩上,那麼無論對於他們自己,還是整個標榜人權的社會來說,都是太殘酷的責任。

對於這件事,日本政府或許是沒處理好的。與釘子戶飄忽不定的心境歷程類似,政府亦是在這一棘手的道路上做出各種嘗試。有時他們表現得溫情,在機場爲他們修建隔音設施、派人孜孜不倦地嘗試「圓桌對話」,有時則不明分說地強硬。1971年曾爆發的最嚴重衝突中,3名警察殉職、1名抗拆者自殺。1995年,時任首相因「強拆」向民眾謝罪,2012年,強拆風波又起,地方法院執行人員在防暴警察的協助下拆除兩座釘子戶房屋,但這也許還不是事情的最終結局。

在這漫長且煎熬的事件中,有贏家嗎?其實沒有。日本學者余澤弘文的著作中說得明白,「成田機場的紛爭體現了戰後日本的悲劇,是民主主義未成熟和急速工業化與開發至上主義導致的結局。」對釘子戶來說,即便不需搬家,生活也早已偏離了曾經所期望的軌跡;而對於政府來說,則需承受城市發展趨於凝滯及暴力強拆令選民失望所帶來的雙重切膚之痛。這是個兩敗俱傷的結果,或許令雙方逐漸理解彼此,在某一個層面上達成和解的可能,並因此而各自成長——但對當事人來說,這份教育花費了太高的代價。

回到中國問題時,事情則多數時候因爲補償不對等所造成的民眾被動狀況而更爲複雜。兩相對峙時,「耗不起」而率先妥協退出的往往是利益受損的民眾而不是政府。2015年6月,安徽阜陽一名政府官員於哭泣的拆遷戶面前大笑,網易新聞的總結似乎道出了其中道理。「正常拆遷要補償,但時間等不起。如果政府強拆輸官司,也是經濟賠償,這不和拆遷補償一樣嗎?但政府贏得了時間,幹部取得了政績。」

邏輯是對的——如果人權真的無足輕重的話。如果人也如鋼筋水泥般,在推土機將其粉碎時悶聲不吭,沒有感情亦沒有思想,事情總要好辦得多。但再嚴酷的軍事鎮壓與洗腦教育,也無法磨滅人的本性,將人最終變成機器。在拆遷的問題上,總不可避免地要爲了彼此所捍衛的利益撕扯不清,但如無法意識到“私人主權不可侵犯”這一條底線,則血肉之軀的博弈雙方或面容扭曲地被埋葬於燃燒彈下,或等待民眾的失望蠶食其權力築成的千里長堤,如日本成田機場事件一樣,沒有一個贏家。

 

「交相輝映」的燃燒彈與彩色氣球

 

最終,本文開頭所提到Monash校區的老房子還是灰飛煙滅了。13年6月的拆遷前夕,Monash大學網站貼出一則消息,邀請學生爲這一「歷史性時刻」揮毫潑墨,並將優秀作品贈予房主。「獻給校園中最後一幢住宅的告別禮物。」校方在頁面上這樣寫道,仿佛給現實生活加了一個童話式結局,讓這座老房子消逝的過程顯得傷感且溫情。

在美國還有個更加溫情的故事。美國西雅圖的一位老太太對幾倍於市價的賠償款無動於衷,卻和開發商在一次次拜訪中成了忘年交。老太太去世後,將房子送給這位開發商做禮物。最終這座見證這一超乎尋常友誼的房子被改造成「信念廣場」,設計者表示這可以令每一個美國人思考自己的人生。我見過房子的照片,彼時迪士尼正在它的煙囪上懸掛着許多富有紀念意義的氫氣球。想象這些彩色氣球與地球另一端,中國釘子戶於絕望中向執法者們扔出的燃燒彈「交相輝映」,該是人世間多麼奇異的風景。

不僅美國人,或許這是世上每個人都可藉此思考人生的好故事。我想到一個著名的邏輯悖論:五個孩童在正使用的鐵軌上玩耍,另有一個孩童獨自在廢棄的鐵軌上玩耍。這時火車正在迫近,作爲扳道工,你應令火車正常行駛,讓五個小生命灰飛煙滅,還是扳動鐵軌,犧牲掉一個無辜孩子的性命?我們完全可以振振有詞:若從是非角度分析,則那一個孩子沒有被犧牲的理由;從習慣及直覺考慮,則也許該少數服從多數;抑或是從普世價值觀角度來談,一個生命與五個生命同等重要……但倘若真處於千鈞一髮之際,我也許只是怔怔地,不知如何迴應。

 

筆者按:8月,我的一位舊友在朋友圈發出求助信息,我才知他自家房屋面臨「被強拆」威脅,因其亡父未能留下任何房產證明,若房屋被拆,他將分文不得,流離失所。我見他發出照片,竟於三伏天被掐斷水電,家中還有殘疾母親臥床不起,心下悲愴。他曾向各界呼求,均石沉大海,我亦自感能力微薄,力所能及之事,許只有陋文一則而已。想來即使僅不過腐草爲螢,也願微光閃爍,即便不能燎原,也可獨善其身,總好過噤聲不語。想到約翰福音6:33耶穌所言,在世上你們有患難,但我已勝了這世界。惟願神憐憫並看顧患難中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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