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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實施「全面兩孩」政策 計劃生育告一段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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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生子女軍」能打仗嗎?

在中國大陸,有一種聲音,認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危害到國防安全。不少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大批獨生子女參軍,對軍隊建設、軍人管理、國防安全都來帶來了很多的隱患。

一些國防軍事專家認爲,從1980年開始,中國實行嚴格的「一胎化」政策,中國因此出了個「獨生代」,進而創造了一支「獨生子女軍」。最近十多年來,中國軍隊迅速實現了基層官兵成分的「獨生子女化」。這個「獨生子女化」,比武器裝備的現代化、比軍隊建設的信息化,速度更快,影響更深刻。目前,整個中國軍隊的獨生子女率不低於70%,作戰部隊超過80%。

一支軍隊,超過80%都是獨生子女,這個部隊還能够英勇無畏、衝鋒陷陣打勝仗嗎?這個問題,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個熱點話題。據悉,美國的戰略智囊機構研究和考察的主導性結論是:解放軍沒有實力挑戰美軍,因爲「獨生子女一代」會削弱軍力。他們分析認爲: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造就了驕縱且負擔過重的一代,那些被冠以「小皇帝」之名的男孩子們受到了四位外祖父母/祖父母的溺愛。那些帶兵的人比當兵的人在安全問題上更神經脆弱,有些幹部帶兵如同托兒所阿姨帶小朋友一樣小心翼翼。

一些國防軍事專家還進一步總結,「獨生子女軍」帶來的戰略隱憂,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人口數量下降帶來的「軍隊兵源危機」、獨生子女性格帶來的「軍隊管理危機」、獨子家庭結構帶來的「戰鬥精神危機」、戰爭意識變化帶來的「國防輿論危機」,以及上述四個危機無法及時扭轉的「危機長期化」。

實事求是地說,中美兩國的國防專家們觀察到的現象基本上是真實的,但他們對事實的判斷基本上是錯誤的。中國軍隊在過去30年裏,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變化的原因很複雜,包括中國的長期和平環境、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中國人權意識抬頭等。如果要舉出一些相反的例子,來證明前面這些專家的觀點錯誤,也非常容易,比如抗日戰爭時期,軍隊徵兵的標準是「三丁抽一,獨子不征」,但據日本人統計,整個抗日戰爭投降日本的偽軍高達150萬,非獨生子女顯然不是不怕死的核心要素。

另外,「獨子不征」是傳統價值觀下的舉措,和現代人權意識格格不入。一個男人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不單是父母的兒子,也是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親。兒子可以多生,丈夫可以找多個嗎?孩子能夠擁有多個父親嗎?一個男人血灑疆場,是非常令人悲痛的事情,但不能僅從父母的利益出發考慮問題,那是封建父權的意識投射而已。

女權的福音還是災難?


全面開放兩孩政策,在中國大陸女性權利領域掀起了討論的風潮。生育政策最大的利益相關者是女性。在諸多開放生育呼聲的同時,許多女性表達了她們對於「全面二孩」的强烈擔憂。

計劃生育政策已實施三十年之久,一些女性權利人士認爲,完全掩蓋和否定計劃生育的積極作用是有失理性和公允的,僅從女性地位一項來看,計劃生育功不可沒。育齡婦女是國家計劃生育活動直接的作用對象,也是落實家庭生育計劃的主體和客體。毋庸置疑,她們是計劃生育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在一個「多子多福」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的社會環境下,計劃生育最明顯的作用就是强制改變人們的生育行爲,促進中國生育模式從「早、密、多」向「晚、稀、少」轉變,生育率迅速下降。婦女們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頻繁生育和撫養多子女所帶來的沉重負擔,越來越多的中國婦女開始從多生多育中得到解放,從昔日的「生育機器」變成了今天的「生育主人」。可以說,生育子女的减少保障了婦女的生存權、健康權和發展權,全方位提高了婦女的地位。

但是,在一些女權主義者看來,計劃生育和女性權利之間的關係,顯得非常複雜難纏。一方面,如前所述,計劃生育令女性擺脫了「生育機器」的地位,提高了女性權利,但另一方面,計劃生育也相應地限制了女性生育的自由。一位女權人士以一種苦澀地幽默方式說道:計劃生育政策是在不希望生育的女性和希望生育的女性之間,實施了「反不正當競爭法」。

女權人士也承認,計劃生育在城市的推行相對而言沒那麽殘酷,甚至製造了一個客觀上的受惠群體,即在那些接受了「只生一個好」觀念的城市家庭裏出生的女孩。她們的成長較少受到重男輕女觀念的擠壓,家庭的愛和投資讓她們享受到上一代婦女和農村女孩沒有的自由發展機會。這些年輕人對强制計劃生育沒那麽反感甚至抱有一定程度上的好感,其實是基於一種自我慶幸:她們意識到,自己與母親和農村女孩的命運的差距,在客觀上是由計劃生育帶來的,不管父母情願不情願,計劃生育讓她們不用做原生家庭中的二等公民。

全面開放二胎之後,一些女權人士也開始擔心,如果國家真的放回生育權,那這種權力會實際由誰來掌握。這是關係到婦女福祉的嚴重問題——是丈夫/男人、公婆、父母還是婦女自己?有沒有可能結果是,决定生育的權力從「國家父權」轉移到「家庭父權」,婦女從被强制不生育變成被强制生育?

除去對生育權轉移的擔憂,對就業權的擔憂也縈繞在不少女性心頭。中國政府爲了鼓勵一胎化,對正常懷孕的女性極盡優待,在國營和大中型私營企業,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婦女自懷孕之日起,即得到減輕工作(甚至完全不工作)的優待,而產假、哺乳假也在法定基礎上酌情增加最多50%。但是以上種種都是建立在一胎化基礎上的,即發生一次不再重來。全面開放二胎,有可能銼動企業僱請女性員工的信心,後果究竟如何,還真的不得而知。

即使在全面開放二胎之後,父母對子女的溺愛不會大幅改觀、基層士兵的人權意識不會自動下降、富裕生活造成的性格問題不會自動消失,所有的國防問題都不會自動解决,軍事專家們必須另外思考辦法,不要幻想這些問題會迎刃而解。

「震驚奶牛界」的重大事件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澳大利亞奶粉代購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全會上宣佈全面開放二胎之後,澳大利亞奶粉代購再一次被推上風口浪尖。奶粉代購是澳大利亞中國移民和留學生「創收」的一個主要手段,甚至是一部分人的主要收入來源。奶粉代購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民眾對中國産奶粉的不信任。

有人在微博上爆料稱:「據悉,昨天有兩位亞洲人(很有可能是華人)在Preston Woolworths掃購奶粉。因爲澳洲超市限購每人四罐,他們來來回回進出超市四趟,一共購買了16罐奶粉。然後,超市員工報警。警方一共出動六名警察,這兩人現已被帶走。現在的代購爲了買奶粉真的是拼了,連進局子都不怕了……」

看到這樣的消息,再聯想到中國全面開放生育二胎的新聞,實在是爲澳大利亞的奶粉市場感到擔憂。根據中國大陸官方的估計,全面開放二胎將在2017年至2019年間,增加150萬額外的嬰兒,網絡戲言,「聽說中國全面開放二胎,歐盟、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奶牛都嚇暈過去了」。有人可能認為,中國目前生育意願强烈的是較爲貧窮的家庭,無力購買澳大利亞奶粉,不會對澳大利亞奶粉市場造成衝擊。這種說法幷不全面,中國人願意在孩子身上花錢,是顯而易見的,一對沒錢來澳大利亞旅遊、甚至沒錢喝澳大利亞葡萄酒的夫婦,完全有可能給孩子吃高價的澳大利亞奶粉。

實際上,在香港對中國大陸進行奶粉限購的時候,很多媒體就已經進行了深入的報導,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事實是:奶粉生産的限制環節是奶源!即,如果不擴大牧場面積,不相應增加奶牛數量,工廠幷不能够生産出更多的奶粉。也就是說,奶粉行業短期內並無可能通過擴大生産來應對市場需要增加。

實際上,由於奶粉産量有限,澳大利亞奶粉代購的這種瘋狂掃貨行爲已經引發本地媽媽的眾怒,因爲她們真的一罐奶粉都買不到了。微博上有人留言說,「作爲一個二胎的准媽媽,這一次我雖然也很想全母乳,但第一胎母乳失敗最後還是吃奶粉,令我擔心第二個也是這樣,然後不知上哪找奶粉,生第一個的時候代購還不流行,奶粉都很容易買到,現在不一樣了,我經常看著空空的貨架都不知怎麽辦,不買幾罐存著怕孩子沒得吃存了又怕有奶浪費錢。這樣超額購買該抓!」

當然,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爲代購對奶粉短缺不應該負主要責任:「我們代購容易嗎!我們也要養家糊口!奶粉到底去哪裏了?!其實全被這些黑心商家賣給中國電商了!每次都是我們代購背黑鍋!你給中國電商都是一整船的集裝箱!然後給澳洲超市幾罐幾罐的給!」這個說法真假難辨,但是聯繫到澳中自由貿易協定已經簽署,一旦中國市場奶粉需求增加,澳大利亞商家爲了追逐利益,將奶粉大量出口中國,引發澳大利亞國內市場奶粉嚴重短缺,並非危言聳聽,澳大利亞政府應該及早研究對策。

 

「少子化」與「下流化」的爭鬥


和中國一樣,日本政府也對「少子化」這一現象感到擔憂。「少子化」原為日文,由於日本是世界上經濟發展快速的國家之一,國家開發程度較高,社會轉型進入工商業的現象不僅明顯而廣泛,已婚家庭與生育面對緊張的工作環境時,常減退育兒的動機,並錯過生育的機會,也因此較早面臨「少子化」的問題,相關研究亦較為深廣,故後來逐漸遇到相同問題的中國等漢字通行區,便直接引入此外來語作為指稱。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個將新生兒減少視為嚴重社會問題,而決定以實務面對的國家。目前日本少子化問題越來越嚴重,已經連續8年自然減少,2014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公佈日本人口減少創紀錄,人口下降了26.8萬人。新生兒數量為100.1萬人。去年死亡人數為126.9萬人。日本政府目前的少子化對策,除了專責設置少子化擔當大臣之外,也開始加強託育政策,並加發育嬰津貼,試圖營造放心生小孩的環境。目前日本政府打算從職場、社會信心、兩性關係等根部問題解決,畢竟兩性不能建立穩定的信任關係,就無從誘導生育與成家。日前,日本政府宣佈,將採取更加積極的政策,令日本能夠在將來保持一億人口。

不過,在日本面對「少子化」的同時,也在面對另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下流化」。「下流化」也是日語詞,其漢字意義並非漢語中的猥褻,而是向下流動、沉淪的意思。「下流化」一詞是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於其2006年著作《下流社會:新社會階級的出現》中所提出的。大意為於全球化之趨勢下及社會階級的變動中,中產階層漸漸失去其特徵及優勢並下沉為下層社會的一群。

在中國,「中產階級下流化」的概念迅速被中國學者接受,《人民日報》、新華網等官方媒體也介入討論,中國社會對「下流化」的感受之深不亞於日本。綜合說來,中日兩國「下流化」都源之於教育普及、人們的生活理念改變。簡而言之,上一代日本中産階級在教育並不算普及的情况下,從同齡人中脫穎而出,獲得了相對出眾的收入。而現今一代日本年輕人,幾乎無法複製父輩的成功,他們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卻因為產業結構的變化,而無法成爲中産階級,或者從事相同的行業,却只能得到較低的收入。在中國,由於勞動密集型企業爲主的産業發展模式,很多從事「中產階級」工作的年輕人,收入甚至低於建築工人。

無論對於中國還是日本,如果不能保有世界領先的產業結構,那麼「下流化」就會嚴重降低年輕一代的生活水平,解決「少子化」的結果,就會變成令下一代流向更低的社會層次,這是艱苦奮鬥的一代人不願意看到的。同時解决好兩個問題,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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