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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藥理學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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尷尬的笑容凝結在臉上

——中國女藥理學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

 

 

文:本刊編輯部

圖:新華社

 

 

 

瑞典卡羅琳醫學院5日在斯德哥爾摩宣佈,將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中國女藥學家屠呦呦,以及另外兩名科學家威廉·坎貝爾和大村智,表彰他們在寄生蟲疾病治療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這是中國科學家因為在中國本土進行的科學研究而首次獲諾貝爾科學獎,是中國醫學界迄今為止獲得的最高獎項。今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獎金共800萬瑞典克朗(約合130萬澳元),屠呦呦將獲得獎金的一半,另外兩名科學家將共享獎金的另一半。

按慣例,揭曉今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發佈會在卡羅琳醫學院「諾貝爾大廳」舉行。當地時間11時30分(坎京夏令時間20時30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評選委員會秘書烏爾班·倫達爾宣佈了獲獎者名單和獲獎原因。

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評選委員會主席齊拉特說:「中國女科學家屠呦呦從中藥中分離出青蒿素應用於瘧疾治療,這表明中國傳統的中草藥也能給科學家們帶來新的啟發。」她表示,經過現代技術的提純和與現代醫學相結合,中草藥在疾病治療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很了不起」。

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說,由寄生蟲引發的疾病困擾了人類幾千年,構成重大的全球性健康問題。屠呦呦發現的青蒿素應用在治療中,使瘧疾患者的死亡率顯著降低;坎貝爾和大村智發明了阿維菌素,從根本上降低了河盲症和淋巴絲蟲病的發病率。今年的獲獎者們均研究出了治療「一些最具傷害性的寄生蟲病的革命性療法」,這兩項獲獎成果為每年數百萬感染相關疾病的人們提供了「強有力的治療新方式」,在改善人類健康和減少患者病痛方面的成果無法估量。

1930年年底,屠呦呦出生於浙江省寧波市,名字源於《詩經》中「呦呦鹿鳴,食野之蒿」,結果她也確實因為研究「蒿」而成名。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醫學院(後改名為北京醫科大學,現為北京大學醫學部)藥學系。1955年畢業後,被分配在衛生部中醫研究院(現中國中醫科學院)工作。1959年,屠呦呦參加衛生部舉辦的「全國第三期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系統地學習了中醫藥知識。

 

 

瘧疾、屠呦呦和青蒿素


瘧疾是世界性傳染病,每年感染數億人,並導致幾百萬人死亡。上個世紀60年代,引發瘧疾的寄生蟲——瘧原蟲對當時常用的奎寧類藥物已經產生了抗藥性,影響嚴重。1967年5月23日,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的親自指示下,中國政府啟動「523項目」,旨在找到具有新結構、克服抗藥性的新型抗瘧藥物。

在當時極端艱苦的科研條件下,中國7個省市、60多家科研機構、超過500名科研人員協力攻關。屠呦呦所在的團隊於1969年參加「523項目」。1971年,屠呦呦受到中醫藥典籍啟發,提出用乙醚低溫提取青蒿有效成分,並且報告了青蒿提取物的抗瘧效果。次年,「523項目」研究人員成功提取了高效抗瘧成分青蒿素。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青蒿琥酯、蒿甲醚能迅速消滅人體內瘧原蟲,對腦瘧等惡性瘧疾有很好的治療效果。青蒿素類藥物可口服、可通過肌肉注射或靜脈注射,甚至可製成栓劑,使用簡單便捷。但為了防範瘧原蟲對青蒿素產生抗藥性,目前普遍採用青蒿素與其他藥物聯合使用的復方療法。

作為「中國神藥」,青蒿素在世界各地抗擊瘧疾顯示了奇效。2011年5月,世衛組織正式將青蒿素復方藥物列為治療瘧疾的首選藥物,英國權威醫學刊物《柳葉刀》的統計顯示,青蒿素復方藥物對惡性瘧疾的治愈率達到97%,據此,世衛組織當年就要求在瘧疾高發的非洲地區採購和分發100萬劑青蒿素復方藥物,同時不再採購無效藥。

「中國神藥」給世界抗瘧事業帶來了曙光。世界衛生組織說,坦桑尼亞、贊比亞等非洲國家近年來瘧疾死亡率顯著下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廣泛分發青蒿素復方藥物。僅在贊比亞,由於綜合運用殺蚊措施和青蒿素類藥物療法,2008年瘧疾致死病例比2000年下降了66%。

據世衛組織統計,截至2009年年底,已有11個非洲國家的青蒿素類藥物覆蓋率達到100%,另有5個非洲國家覆蓋率為50%至100%。

 

 

屠呦呦的李廣難封和中醫的難以啟齒

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人民日報》官方微博重新發佈了一篇源自人民網的舊文《屠呦呦爲什麽落選院士》,文中特別提到,「因爲沒有博士學位、留洋背景和院士頭銜,屠呦呦被戲稱爲『三無』科學家」。此文被廣泛轉發,引發了網民對「兩院院士的評選標準、方法和程序」的疑問。

屠呦呦當不上院士,就個人而言,是因為在發現青蒿素之後之後,再無重大研究成果。四十年來,她的代表作,只有一篇論文和一本專著。

即便如此,據曾與屠呦呦在中醫科學院共事的知情者透露,從理論上來說,屠呦呦仍然有可能評上兩院院士,真正對她起到阻礙作用的,是她在中醫科學院內的尷尬處境:一方面,中醫科學院對屠呦呦的研究存在十分迫切的需求,這樣一來,在科學話語佔據主流地位的醫學大環境之下,中醫就可以獲取一定程度的正當性;另一方面,中醫科學院對屠呦呦的研究又不得不刻意保持距離,原因在於,屠呦呦的研究無法納入中醫理論體系,爲了維護中醫的正統性,屠呦呦處於事實上的邊緣化狀態,「2011年拿拉斯克獎之前,她基本上是被冷落的,沒有什麽事情可做,拿了拉斯克獎以後,稍微好了一點兒,但是,很多事情還是不讓她經手」。屠呦呦落選院士的遭際,從深層來看,源於這種正當性與正統性的衝突。

目前中醫藥領域共有七位兩院院士,這些兩院院士的一大特色,是致力於將中國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相嫁接,如中醫領域唯一的中科院院士陳可冀就是第一代中西醫結合專家,又如工程院院士程莘農曾長期進行針灸基礎理論研究,並主持多個有關針灸的科研項目,編寫針灸教材。與這些院士相比,屠呦呦是極其缺乏中醫特色的,這也是不少中醫藥人士共同的看法。

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屠呦呦的研究,不難發現,她所從事的,其實是中藥的科學化研究,或者說植物藥的科學化研究。這與中藥藥理學研究先驅陳克恢的研究工作極爲類似:從麻黃這味中藥中分離出左旋麻黃,並將之用於治療支氣管哮喘、乾草熱和其他過敏性疾患。簡單來說,這相當於將中藥「去特色化」,把其中所蘊含的藥理轉換成全世界都能理解的語言,故而得到了世界醫學界的高度評價。

中國古代醫藥研究成果頗爲豐富,遺留至今的材料也相當齊備,「中藥的科學化研究」這條路,本該是康莊大道,前景廣闊大有作為,但現在卻越走越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在於對中醫特殊性的過分强調,以及對中醫理論體系的過分執著。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中國中醫學界的反應,幾乎就是尷尬的笑容凝結在臉上,仿佛庶出的兒子中了狀元。

 

 

中藥還是現代藥的爭論

在專業領域之外,鼓吹中醫的「中醫粉」和批評中醫的「中醫黑」長期在網絡上捉對厮殺,而屠呦呦榮獲諾獎以後,關於「青蒿素(或者其它用現代技術從草藥中提取有效成分的藥物)與中醫是什麽關係?」的爭論,已經達到白熱化的程度。復旦大學一位教授在微博上感嘆:「看到屠呦呦教授榮獲諾貝爾獎的特大喜訊,非常激動,同時也預感到江湖上一場血雨腥風空前慘烈的超級大撕即將拉開序幕。」

不過,實際情况和想像的有些差異,不少原教旨主義的「中醫粉」,並沒有表現出其他人預期的歡欣鼓舞,而是以一種罕見的審慎態度來對待,個別原教旨主義「中醫粉」甚至認為「青蒿素和青蒿的是不同的兩個藥。這個諾貝爾獎和中醫本身就沒任何關係」、「至於和葛洪的關係,我首先懷疑是政府爲了發揚他們需要的中醫而故意牽强附會,炒作而已」。顯然,這些原教旨主義的「中醫粉」和體制內那些局促不前的學者,有著共同的憂慮——用現代技術研究和提煉的藥,還叫中藥嗎?

當然,大多數比較溫和的「中醫粉」還是抓住了這個難得的好機會,開始鼓吹中醫藥的優越性,這也是可以預計的。但是在這時候,問題又會被倒著問回去:用現代技術從中國古方記載的藥材中提煉的藥叫作中藥的話,從中國古方沒有記載的植物當中提取藥物算是什麼藥?如果說這也是中藥,那麼從植物中提取的阿司匹林、奎寧等藥物,也要被劃入中藥範疇;反之,如果不算中藥,那麼中藥的範疇就被限定為「古籍所載」,中醫藥的邊界,就需要靠毫不相關的考古學成就來劃定。

倒是諾貝爾獎委員會在這個問題面前毫不含糊,諾獎委員會成員漢斯在面對記者「能不能說這是你們第一次頒獎給中醫」的提問時,特別强調,「我們不是把本届諾獎頒給了傳統醫學」,「我們是把獎項頒給受傳統醫學啓發而創造出新藥的研究者」。

「受傳統醫學啓發」是非常嚴謹、恰當的表達。有專家認爲,青蒿素不能說與中藥毫無關係,「還是受到了啓發,獲得了一些靈感的」,但是,它的研發其實遵循的是現代藥理學和化學的方法,經歷了非常嚴格的提純-再試驗-測定化學結構-分析毒性藥效-動物試驗-臨床試驗-提取工藝優化-生産工藝的製藥流程,「這和我們傳統所說的中藥不一樣,療效和毒性都是非常明確的,不會因人因時因地而異」。

那麼,是不是就意味著諾獎委員會和專家觀點支持「中醫黑」的看法:即使沒有古方記載,現代醫藥學家通過大量的試驗,也能找到這個藥呢?理論上當然是可以的,但實際上,由於植物的數量龐大,即使同一植物在不同環境下成長也會導致成分差異很大,甚至同一株植物的不同部位成分差別也很大,因此,在沒有任何提示的情況下進行研究,無異於大海撈針。就在屠呦呦進行青蒿素研究的同一時期,美國也在進行類似的研究,但在研究了幾萬種物質之後毫無收穫,充分證明,傳統醫學已有成果對現代研究者的提示作用,是相當重要的。

 

 

 

無論如何,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是非常值得慶祝的事情。但是相應的,事件也啟動了中醫現代化的倫理爭論,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裏,爭論必將繼續,甚至愈演愈烈。如何突破傳統思維的桎梏,全面地推進中醫現代化,即是契機,也是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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