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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教中」再引市民爭議 香港明天說什麼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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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編輯部
圖:維基百科

日前,香港教育局計劃更新沿用14年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發表了諮詢文件,提到繼續以「用普通話教中文」(俗稱「普教中」)爲遠程目標,以校本方式推行,又指出中小學生應具備「認讀簡體字能力」,並把「認同國民身分」等列爲學習宗旨。相關文件在香港社交網站觸發激烈討論,不少香港網民質疑當局要進一步「內地化」,但也有中學校長表示認同,認爲學生需要對簡體字有認知。與此同時,中國官媒罕見發聲,對漢字「繁簡之爭」表達意見,指不應使「繁簡之爭」成為政治議題。

「普教中」引香港市民爭議
香港媒體日前報道稱,特區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在去年12月發表了《更新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諮詢文件。文件提及,學生在掌握繁體字後,也應具備認讀簡體字的能力,「以擴大學生的閱讀面,以及加强與內地、海外各地的溝通」,並須關注學生運用規範書面語的能力,以免他們表達受口語或網絡語言影響。課程繼續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爲遠程目標,建議學校按校情考慮是否推行。
修訂還更强調課程有培養家國情懷的功能,以往「體認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宗旨,修訂爲「成爲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國民身分,並具備世界視野,持守正面價值觀和態度,珍視中華文化和尊重社會上的多元性」。
香港教育局的出發點雖好,但不少香港網民質疑修訂把課程强調「用普通話教中文」與簡體字,把課程「內地化」,也有批評特區政府沒有諮詢家長意見。寧波公學資深中文科教師王美琪認爲,以前的經驗發現「普教中」阻礙學生學習,「有『普教中』學校要求學生以普通語應考舊制會考中文科,結果聽力與口試均見詞不達意。」她稱,粵語也能學好中文,只要學生廣泛閱讀,便可培養使用規範書面語能力。她認爲課程文件與教學現况分別不大,但現時政治氣氛下,網民難免對修訂更爲敏感。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認爲,「普教中」迄今仍未獲教育界共識,當局應剔除遠程目標。
有香港媒體稱,該建議在香港教育界也引起不少爭議。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林湘雲稱,他認爲學簡體字「不需要太迫切」,現在讓小學生學簡體字的做法也不太普遍。林湘雲表示,有電子詞典等工具配合,學生到社會後自然能掌握簡體字,「沒必要死板地納入課程中」。香港電臺5日稱,有反對者稱,讓中小學生學習簡體字是「政治手段」。
對於爭議,香港教育局回應表示,「認讀簡體字」以往在2002年的課程指引中就已經提出,並非今次更新的諮詢項目。而且,教育局强調建議學校「先繁後簡」,在學生基本掌握繁體字後,例如高中階段,可酌量學習簡體字,以便認讀簡體字排印的書刊,拓寬閱讀範圍。今次諮詢過程通過多方渠道,搜集意見,也歡迎公眾提交建議;在整理意見後,將交由課程發展議會討論。
「認讀簡體字」也得到一些教育界人士的支持。直資學校議會主席招祥麒的看法是,「毫無疑問有需要」。招祥麒稱,不論是內地與交流,還是閱讀內地書籍期刊,都需要用到簡體字毋須刻意逃避,但教學時可「當成另一種語文處理」,解决混淆問題。教師工會「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也表示,一般要求學生懂得閱讀簡體字已可,不是要求懂得書寫,也不見考試時要評估繁簡對照能力,相信新指引不會對學生造成負擔。

中國官方罕見發聲
正當香港人為「普教中」激烈討論時,中國大陸官方喉舌《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署名文章,聲言針對近日香港就繁簡體字問題引起的爭議,呼籲大眾理性探討繁簡體字,何者更有利於文化傳承,莫將問題附加政治含義,强分正宗旁門,甚至給使用者扣帽子和安罪名,那便「無理且失禮了」。
署名王平的作者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台港澳專頁撰文指,這是「一些香港傳媒和激進政治組織炒作」,並支持教育局所言,指這將有助拓闊學生閱讀面,可獲更多發展機會。文章續稱,香港和臺灣有人聲稱「繁體字才是正統」,其實是讓繁簡之爭帶上政治暗示,「沾染了敵意情緒」。硬把繁簡强分優劣,甚至當作身份標簽,「只能說太過淺薄無知」,因爲文字一直在變化中,「繁體固然更能體現造字依據,但簡體的方便優勢也不可替代」。
文章又指出,在華人社會,早已繁簡體並行,臺灣作家余光中甚至說,繁簡字的使用是「一種生活習慣使然」。可見,繁簡體的使用應回歸實用精神,兼收並蓄,順其自然,才是正道。

漢字簡化無可逆轉
很多人都評論,「漢字繁簡之爭」不應該摻雜太多的政治因素。這番話是似是而非的。理論上說,漢字簡化本身應該是沒有爭議的,之所以出現爭議,本身就是因為政治原因,所以「漢字繁簡之爭不應該摻雜政治因素」是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
從漢字發展的過程來看,在漢字基本字形確立之後,簡化就是漢字發展的主旋律。漢字基本字形的確立大致在漢晋之間,由於楷體漢字筆劃繁多,南北朝以來,在常用的漢字中,有一部分出現了較簡便、筆劃比正字少的「俗體字」,也就是現代簡體字的前身。比如,在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現存的元刻本中,就已經出現了「劉」的俗體字「刘」字的寫法。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從封閉走向與世界接軌,漢字簡化的呼聲更高,有人提出漢字有「三多五難」:字數多、筆劃多、讀音多;難認、難讀、難記、難寫、難用。1920、30年代,學者錢玄同曾發表《减省漢字筆畫的提議》,並提出一套具體的簡化方案,也有學者撰寫《宋元以來俗字譜》、《簡字論集》等著作,爲漢字大規模簡化作學術準備。同期,國民政府開始著手漢字簡化,並且於1935年推出《第一批簡體字表》。
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進行了大規模的漢字簡化,簡體字成爲正式文字。新加坡在1969年推出自己的《簡體字表》,與中國大陸的簡化字有差異,又於1976年,頒佈《簡體字總表》修訂本,與中國大陸《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馬來西亞在1981年出版《簡化漢字總表》,也與《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日本在近代進行了自己的漢字簡化,目前使用的《改定常用漢字表》含2136字,其中約10%為簡體字,簡化方式基本與中國不同(如「澤」簡化為「沢」而不是「泽」)。
如今堅持使用繁體漢字的地區,反而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很快停止了漢字簡化工作,繼續使用繁體漢字,以宣示同使用簡體漢字的大陸地區「漢賊不兩立」。香港因爲是英國殖民地,殖民當局對漢字簡化持無謂態度,因此漢字簡化進程停頓不前。相信,如果沒有1949年大陸治權易手,中華民國政府必將繼續推動漢字簡化進程,並且基本達到與今日相當的簡化程度。今日所謂「漢字繁簡之爭」,實際上是「漢字簡化權之爭」,而非「繁簡字體優劣之爭」。

普通話的來龍去脈
在「普教中」的問題上,除了「繁簡之爭」,還有另一個問題:普通話。所謂普通話,是現代標準漢語的俗稱。中國地域廣袤,方言眾多,歷來沒有「國語」,相互交流困難。明清以降,中央政府有意識地構建能夠用於普遍溝通的通用語言。1728年,清帝雍正上諭內閣,要求官員說官話,特別指出廣東、福建兩省官員需要認真學習官話,上喻發佈之後,閩粵二省的各個郡縣普遍建立了正音書院、書館,教授官話。
此後,「國語運動」漸次推進。1909年,清政府設立了國語編審委員會,將當時通用的官話正式命名爲「國語」,這是漢語首次得到官方命名。中華民國建立之後,經過反復磋商研討,於1932年5月,正式公佈並出版《國音常用字彙》,指定北平語音爲國語拼音和聲調的標準,爲確立國語的標準提供了範本,爲現代漢語標準第一個系統——國語系統。此後的大陸普通話、台灣國語、東南亞華語基本都基於這套系統。
在現代漢語全面推進的過程中,香港成了一個主要的特例。一方面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政府工作語言是英語,民間交流語言是粵語,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作為語言孤島的香港確實沒有使用國語的需要。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基於歷史和現實因素,香港繼續保持著主要使用英語和粵語格局。但是,隨著香港與大陸交流的日益頻繁,學習普通話對香港來說勢在必行,對於這個現實本身,香港人應該也沒有太多的異議。
今天,香港「普教中」說普通話的主要障礙有兩個,其一是政治化的,即一部分香港人認爲,香港和中國既然是一國兩制,那麽香港就應該保持說粵語,而不是轉說普通話。應該說,這種觀點是相當無聊的,當今世界,以英語爲唯一或者主要官方語言的國家很多,互不隸屬,「兩國兩制」說同一種語言尚且沒有問題,一國兩制又何必從語言上區分。其二是現實障礙,粵語在香港通行已久,形成了自己的視聽閱讀範式,從整體上改變比較困難,也是實情。

沒有前途的語言環境
儘管有著很多實際的困難,香港人改說普通話也是無可避免的,「普教中」雖然有些急躁,但大方向是正確的。很多香港人會理所當然的認為,普通話在大陸的地位是官方推行的結果,其實不然。中國政府推行普通話,從1950年代就已經開始,但在1990年代之前形同虛設,文革中多次出現不同地區的紅衛兵因爲語言不通發生激烈衝突的情况,直到1980年代,中小學教育很多還是用方言教學。1990年代開始,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廣播、電影、電視乃至互聯網逐次普及,不同地區的交流一下子頻繁起來,普通話以其無可替代的交流作用,迅速取代方言,成為首選。短短十幾年,形勢極度逆轉,2000年以後出生的孩子,絕大多數無法說純粹的方言,甚至根本無法用方言進行複雜的對話。簡單來說,普通話的通行,是在現代傳播條件下的自主選擇,沒有任何強迫的意味。
不過,對於香港人來說,如果不想放棄「自尊」說普通話,徹底改說英語或許是唯一理性的備選方案,堅持說粵語則是一條不歸路。語言學家曾經說過,「語言就是有海軍和陸軍的方言」(說這話時,還沒有空軍和導彈),語言的通行,無不以語言的主體族群強大為前提。東亞地區歷史上,中國很長時期都是實力最强大的霸主,中國周邊地區以學習中文爲榮,日本、朝鮮、越南的古代知識階層都把學習和掌握中文看成是身份的象徵。比及近代,中國國運中衰,歐洲列强挺進亞洲,歐洲語言就成爲了新的寵兒,越南作為法國殖民地,理所當然以學習和掌握法語為榮(直到今天,澳大利亞越南裔兒童仍以法語作為外語的首選),非殖民地的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大力開展歐洲語言教育,力求與國際社會接軌。1980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掀起了全民學習英語的熱潮,甚至出現退休老人集中在食堂對著一台黑白電視機收看《跟我學Follew Me》節目學英語的奇觀。
以殖民地的一般模式,香港學習英語是很合理的,但香港是回歸中國而非獨立,全面實行英語教育似乎有困難;香港也可以全面推進使用普通話,但民眾情緒上的抵觸很大,主要還是因為對「中國崛起」的心理不認同。在目前情況下,香港基本還在堅持粵語為主的中文教育。但隨著中國大陸普通話的全面推行,以及傳播手段的日趨發達,漢語方言迅速消失,所謂的廣東、廣西粵語區在幾十年內也必定消失,粵語的交流作用在兩代人之間「斷崖式下降」,香港語言孤島的窘境日益突出。「普教中」作為香港特區政府為數不多的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却遭到了香港市民的普遍抵觸,令人唏噓不已。
有人可能會認為,日本本質上也是語言孤島,日本以外不但沒有以日語爲官方語言的國家,連馬來西亞華人這樣的海外日語族群都沒有,香港完全可以向日本學習。這種想法是似是而非的。日本國土面積4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1.2億,它的內部交流需要已經可以支持日語的存在。香港彈丸之地,人口有限,其實質介於日本和太平洋島國之間,日本和太平洋島國都能維持自己的語言,但生活水平天淵之別,香港人無論如何也不會向後者看齊。
今時今日,中國大陸無論政治、經濟實力還是人口、文化輸出程度,都全面壓倒港臺,隨著中文國際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學習中文的外國人越來越多,國際社會對簡體字、普通話的認同,勢必引發繁體字、粵語(以及其他漢語方言)的邊緣化。香港希望繼續輕輕鬆鬆說著粵語而保持國際大都市的地位,顯然已經不可能了。香港可能的出路,無非是學習新加坡,咬咬牙轉而說英語。只不過,香港出不了李光耀這樣的政治强人,想要改變也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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