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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文化須在自由的土壞上才能生長: 訪問洪丕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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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顏海倫
圖︰受訪者提供

洪丕柱是《同路人》的長註作者,有留意過的讀者會發現他對澳洲、對世界充滿關心,他不時表達自己的看法,卻不乏感性的流露,這種文藝家的特質正正反映出他文學、文化的背景,他是作家,也是具語言和音樂造詣的人,筆者很難將他歸類為單一範疇。這樣有才的人在中國發展本應平步青雲,可是卻有一些衝擊逼使他奔走異國,來到澳大利亞,但也正因如此,生命奏出更動聽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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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文學世家

洪丕柱的父親洪潔求是上海外國語學院法文教授,Fred自幼就隨父親學法文,這樣的文化氣息濃厚的家庭背景似乎讓人很羨慕,但Fred坦言這樣的背景對他的影響是負面的。Fred形容自己的父親書法寫得很好,他是用書法家式的潦草寫字,其他人看不懂也不接受,而書法本來是豎寫的,1950年代推出簡體字以後要改成橫寫,父親不單止不懂寫簡體字,也不習慣把字變成橫寫,當時Fred年紀雖少,但學業很好,父親就叫他代筆。父親的國文成績很好,他讀書時就在全上海中學國文比賽拿第一名,文學底子非常深厚,他翻譯的文章都很好,可是用詞太深奧,工農兵看不懂,父親就請Fred幫他寫得通俗一點,結果在他小時候已經幫父親修改文章。然而,有時候父親翻譯的一些作品卻沒被出版,最深刻的是雨果的《悲慘世界》,那時父親已把書本都翻譯完了,才發現原來出版社已找了別人翻譯,有一些黑幕是別人不知道的,父親很傷心很難過,而對當時年紀小的Fred來說覺得翻譯是很辛苦的,不想以後再做翻譯。

無可否認,父親對他有很多啟發作用,他自小已接觸不同的法國文學作品。Fred中學時已寫了一些內容深刻的文章,且受到語文老師的讚揚。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他寫的文章被人查到會很麻煩,所以他就把這些作品,包括小說、詩歌、戲劇全部都燒掉。Fred回憶當時自己大哭了一場,且發誓不再寫東西,所以他才說父親和當時的政治背景、環境對他的影響是反面的。

他中學的時候有位老師學問淵博,熟知天文、地理,他也曾到過這位老師家用天文望遠鏡觀看星象,開始對這個美麗的世界感到好奇,認為宇宙中應該有位創造者。他當時很想在高中能報讀天文學,然而他因一次在學校發表對蘇聯的看法,他的檔案中被列為「思想反動」份子,所以即使他成績很好也考不上,最後進到上海師範大學唸數學系。

在國內成名

1972年,毛澤東邀請當時的美國總統訪問中國,所有老師也要講英文,但當時沒有老師懂得英文,就算懂得也是很差。當時大學校長叫他教英文,縱然他唸的是數學,但他們的理由是他爸爸是外語教授,他一定懂英語,所以他就胡里胡塗地教起英文來。教了幾年以後,中國改革開放,外國老師都進中國來了,當時Fred學校的所有老師都要考英文,考得好就可跟外國老師進修。Fred沒有唸過英語學校,也沒有唸英文系,但卻考取了第一名,回想起來要歸功於父親從小的栽培,讓他不知不覺間把英文學好。

後來,Fred就在上海教育學院任職中學英語教師的培訓教師,由於接觸英文多了,外國老師也給了他很多資料,他又開始翻譯外語作品,甚至連外國音樂家的作品也有翻譯,把外國文化帶進國內。漸漸地,他也寫了一些文章,例如在中國各教育雜誌廣泛發表教育論文。之後,Fred逐漸出名了,獲得上海市教育先進工作者的榮譽,1980年代受《上海教育》雜誌採訪,事迹刊登在該雜誌上。但出名之後,職場的上級更不願讓他走,當時他在上海師大外國文學研究所兼職副研究員,政府規定他是不可以出國的,這樣一來卻更使他下定決心把工作辭掉,到外國唸書。他本是想去美國,但美國學費太貴,他負擔不起,所以便轉而到了澳洲。

到澳洲開闢另一片天空

Fred對語言學很有興趣,在澳洲求學期間上了很多課程,於1980年代後期,他先後在布里斯班高等教育學院和格里菲大學攻讀企業管理文憑、英文教育證書、職業教育證書、語文/閱讀學碩士和教育碩士(第二語言教育)等課程,獲榮譽碩士學位。問到Fred初來澳洲的挑戰,他訴說︰「甚麼都是挑戰。」當時他父親有給他一點錢到澳洲,但基本上自己是沒有錢的,於是他必須打工,那時他做過西人餐廳的洗碗工,每天要做到半夜甚至是凌晨兩三點,只睡得數小時,到清晨六點便要到背包客旅館打工,就這樣度過半年艱苦的打工生活。那時他在布里斯班高等教育學院唸書,老師覺得他的語文很好,心疼一個大有學問的人去做勞動工作,於是推薦他在教育學院當兼職老師,教授中國文化、文學等,當時的澳洲人很感興趣,他就開了這個班,生活環境算是慢慢好轉了。

1989年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澳洲政府特別讓中國留學生有四年延伸的臨時居住簽證。臨時簽證快將到期,眼見中國局勢不明朗,Fred不想回去,他受聘於一份政府工作,並直言自己很幸運,因為當時失業率很高,也有很多人爭這份工作。由於他做的是政府工,所以移民的事情就由政府幫他搞定了。

來到澳洲,Fred坦言自己變得自由了,以前在中國很多東西都不敢寫,但在澳洲膽子變大了,再次執筆創作,發表到中文報紙上,那時很多華人都對澳洲社會不了解,通過他的文字可以更認識澳洲,乃至世界,他甚至被邀請做不同的講座。1992年澳洲華文作家協會成立,Fred是第一批最早參加的,可見他對寫作的熱愛。他又參加過第二至九屆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代表大會和第一、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宣讀或提交論文多篇,至今其作品包含哲學、科技、美術、音樂、醫學等不同範圍,共約五百萬字,今年他會在台灣出版散文集《無處不在的文化》。

澳洲的華文發展

Fred十分熱愛文學、語言,說到澳洲華文發展,卻感到痛心,他述說在1997年華人對澳洲政府的不關心,造成Pauline Hanson反對華人,全澳洲沒有華人有反應,Fred是第一個撰文說這件事的人,當時就立刻引發關注。對於華人群體遭受歧視,Fred說︰「別人歧視我們,我們當然要反對,但為什麼別人會有這種想法呢?會不會是我們華人太關心自己了?我們自己的行為有沒有做好呢?」他強調華人要為主流社會貢獻、多做好事,有些人就是做了不好的事情,把華人形象弄壞了。作為基督徒的Fred說︰「我們不要把自己看得特別強或弱,因為每個人在神面前是一樣的。」

Fred形容中國作者在澳洲最好的寫作年代是19世紀90年代到2000年初,這十年是黃金時代,那時的刊物隨便甚麼都可以寫,百花齊放,沒有很多的限制,澳洲最主要的華文作家都在這個時代成長起來。但隨着中國的領事館在澳洲立足,很多華文刊物受領事館的補貼,很多作者擔心得罪領事館,所以不太敢寫,台灣的報刊也面對同樣的問題,它們被限制說「兩岸」這類敏感話題,這對華文寫作發展有很大的阻撓。現在報章雜誌面對的一個困境就是閱讀面愈來愈少,因為報章要生存,需要留一定的篇幅登廣告,內容便變得很少,要吸引讀者便要挑選內容。

Fred是《同路人》雜誌長期的撰文作者,他表示《同路人》是他最欣賞的雜誌,很多內容都敢於報導,是內容最多、最豐富的雜誌,香港、大陸和台灣的新聞也盡量涉及到,更有很多澳洲的社區消息。《同路人》是一本有基督教背景的雜誌,Fred說︰「我們有神做我們的後盾,所以我們不怕。」

回看人生

Fred現在居於布里斯本,已經退休,卻歎道自己比還沒退休時更忙。他現在有去學校教書,又為昆士蘭大學做翻譯,又為大學做不同的講座,為了寫文章,每天又看不同的資料,可謂「退而不休」。現在他計劃把他寫過的文章,大概是幾千篇,都整理出來,集結成書出版,算是他人生作品的一個總結。

Fred說很多人形容自己是一個雜家,既是語言學家,也是文學家,又懂得音樂,並涉獵教育的範疇,眾多項目中他坦言最享受寫作和閱讀,他表示寫作是要堅持的,他到澳洲以後到現在二十多年來,從沒停止過寫作,所寫的文章大概有五千篇,同時要有寫作靈感,也須有不同的休閒活動來調劑生活,比如是音樂、戲劇等,生活才會豐富多彩。他自己非常愛好音樂和聲樂,年輕時曾有六年受上海音樂學院譚冰若教授嚴格的專業聲樂訓練,並在上海不同合唱團演唱多年,任男低音聲部長。近十多年來任昆州華人愛樂陽光合唱團副團長、指揮兼獨唱演員,在布里斯本各社區廣泛演出,能用意大利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演唱歐洲經典聲樂作品和歐洲古典歌劇的詠歎調等,可見他音樂造詣很高。

Fred的人生經歷過不同的挫折,即使在國內聲譽很高的時候也受過教育署長的打擊,使他感受過前路茫茫,那一刻他頓然覺得甚麼名望都不重要,他要的是表達思想的自由,這一下決心使他來到澳洲,在個人的興趣和事業上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並在人生的下半場大放異彩,讓人不自覺想起一句諺語︰「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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